吕新雨：学术与政治：重读韦伯

在韦伯研究中，《以学术为业》和《以政治为业》这两篇演讲是具有独特地位的文献。2010年是韦伯逝世九十周年的纪念。重读韦伯的这两篇演讲，既是为了昭显这两篇文本背后的逻辑关系，借此探讨韦伯对知识分子伦理问题的思考，也希望为理解今天中国的知识分子与政治的关系问题提供借鉴。

（ 一 ）“先知”与知识分子

――学术的伦理与天职

学术何为？

韦伯在《以学术为业》的著名演讲中，处理的核心问题其实是：在一个学术的外部和内部均存在重重危机的情势下，学术究竟何为？学术的意义何在？

因此，韦伯演讲一开始描述的是学术事业所面临外部环境的巨大压力。首先，他对比了德国和美国的学术体制对于年轻人的严酷，指出德国与美国的大学都存在着“国家资本主义形态”，即企业化的趋同趋势，研究机构对大量经费的依赖，其官僚化都使得一个学者的“才干”并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就像议会一样，庸才和投机分子总是占有重要的位置。学术的前程掌握在“命运之手”，而不是靠“才干”。

其次，要想在大学从事学术的年轻人，必须认识到自己任务的双重性，即作为学者与作为教师，这两者并不是一回事。在现存的大学制度下，教师总是面临着需要依赖学生人数来获得讲课费的生存压力和诱惑，正是这样的现象，压制了对学者素质的评价。韦伯明确地表示，“我对那些门庭若市的课程深表怀疑，尽管这种现象可能难以避免。民主只应当在适当的地方，而德国大学传统中所实践的，是精神贵族式的学术教育，对此我们无需讳言。” 1因为，以恰当的方式将科学问题呈现给学生，使他们能够进行独立的思考，正是教育事业唯一重要的事情，也是最艰难的任务，正是这一点决定了它的“精神贵族”的性质。但是，承担这样的教育使命，代价却是“你能够承受年复一年看着那些平庸之辈爬到你头上去，既不怨恨也无挫折感吗？”虽然是为了“天职”而工作，但是韦伯说“只有极少数人能够无动于衷地忍受这种事”。因此，年轻的学者必须意识到，学术生涯几乎是一场人生赌博，因为

它有着几乎难以承受的责任，犹如地狱的入口。

第三，正是在上述外部学术环境恶劣的情况下，韦伯强调学术内在志向的重要性，如果没有某种迷狂和热情，这个人便不会有科学的志向。但是，这只是一个前提。这个志向还必须要接受学术空前专业化的制约，今天，只有彻底的专业化，才能具备学术信心取得成就，这是一个理性化的过程。这并不意味着科学可以化约为计算问题，以为科学可以从实验室或统计卡片索引中制造出来，所需要的只是“智力”而不是心灵，这是无知，科学需要灵感和想法。专业性的工作和以此为基础的创见，缺一不可，彼此不能互相替代，这也使得学术充满风险，需要从事者有彻底的献身精神。

针对内部和外部种种限制，韦伯特别强调科学不是一项“表演”的事业，而必须是发自内心地献身于学科。

在科学领域，假如有人把他从事的学科当作一项表演事业，并由此登上舞台，试图以“个人体验”来证明自己，并且问“我如何才能说点在形式上或内容上前无古人的话呢？”――这样一个人是不具备“个性”的。如今我们在无数场合都能看到这种行为，而无论在什么地方，只要一个人提出这样的问题，而不是发自内心地献身于学科，献身于使他因自己所服务的主题而达到高贵与尊严的学科，则他必定会受到败坏和贬低。

科学需要的是从内心出发真正地献身于一个永无止境、必然会被超越的科学进步的过程。这是一个理智化的非宗教过程，今天的科学并不是通向“神”的“幸福”之路，它甚至窒息了世界存在着的“意义”这种东西。科学不涉及终极关怀，是因为科学的有效性是有边界的，它是以假设(概念)为前提的，而它自己并不能证明这个假设。科学研究的成果，是从“值得知道”这个角度来说的，也只是在这个意义上，它是重要的。它所预设的是，科学的“关切”是以这个过程参与文明的共同体，但是，它预设的这个“关切”绝不意味着这一关切是不证自明的。科学描述的这个世界是否值得存在，活在这样的世界里是否有意义，这些都不是科学需要和能够向自己提出的问题。因此，学术作为一种“天职”，是在知识“为了自身的目的”的范围内的，是知识自身的“伦理”体现。

正是从这样的科学立场出发，韦伯指出讲坛不是“先知”和煽动家应呆的地方，他们应该到大街上去对公众演讲，即到能够听到批评的地方去说话。学术是“为深思熟虑疏松土壤的犁铧”，不是“对付敌手的利剑”。对实际政治问题所持的意见，同对政治结构和党派地位的科学分析是两回事。

例如，如果要在课堂上讨论民主，就应当考虑民主的不同形态，分析它们的运行方式，以及为每一种形态的生活条件确定具体的结果。然后还要将它们同那些非民主的政治制度加以比较，并努力使听讲人能够找到依据他个人的最高理想确定自己立场的出发点。 2

真正的教师会保持警惕，不是或明或暗地将自己的态度“强加”给学生，他应该要求自己做到知识上的诚实。课堂上，学生必须听老师说话，但是课堂上的老师因为没有人能够批评他，如果他不能尽自己的职责，用知识和科研经验帮助学生，而是乘机渔利，兜售自己的政治见解，就是不负责任的做法。因为作为“科学”的学术无法涉及终极关怀，在一个不同制度的神和价值相互争斗的时代，价值的多元性使得一些事物不美、不善、不神圣，却可以为真。在一神论的基督教被除魅之后，价值多元性之间的争斗和冲突已经成为对日常生活的要求，因此，必须勇于正视这个时代的文化命运。对于大学的教师来说，课堂并不是“政治”的领域，这里的政治指的是党同伐异的政党政治，教师不应该扮演政党领袖的角色，其首要职责是要教会他的学生承认“令人不舒服”的事实，即相对与他的党派观点而言不同的事实。教师要做到使学生头脑“清明”，能够在价值问题的选择上，找到自己的立场和实践的手段，因此，教师的职责是向他们指出选择的必然性，并且到此止步，即不是把自己的立场灌输和推荐给他们。诸神之间无尽的争斗，意味着对待生活的各种可能的终极态度，是互不相容的，其斗争也是不能有结论的，因此，必须在它们之间做出抉择。但是这个抉择需要每个人自己去做，而不是依靠外在的“先知”或者教师。

在这个意义上，作为学术的科学本身的确是一种价值判断，只是它必须建立在专业立场之上。这个价值判断并不是派发神圣价值或者神启，而是通过严格的专业化学科的操作，服务于有关自我和事实间关系的知识思考，“一名科学工作者，在他表明自己的价值判断之时，也就是对事实充分理解的终结之时” 3。在一个世界已经被除魅的时代，终极性的神圣价值已经从公共领域里消失了，学术界的伪“先知”，即盲目的信仰所能够创造的不过是狂热的宗教团体，而绝不是真正的学术共同体。必须正视不同立场的知识性存在，因此，课堂上理智的正直和诚实才是最大的美德，也即学术共同体赖以生存的美德。在韦伯看来，在一个上帝死去、诸神争斗的时代，学术共同体的存在，其重要性正在于提供自我和事实之间关系的知识性思考，而这样的思考必须是在容纳多元的甚至互相冲突的价值观的基础上进行，否则就是学术的丧失。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学术不是神学，也不是“政治”，必须摒弃这两种意义上的“煽动”性。我们需要在这个基础上去理解韦伯之“价值无涉”的原则，即作为学术共同体本身的兼容并蓄的原则，它以事实和知识上的联系为基础，以正直与诚实为工作原则，舍此，则是学术共同体的毁灭。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生活中的重大问题不需要去解决，科学对信仰所做的贡献及其界限，正在于它帮助人们确立自己与目标之间的选择关系，“形象地说，你将侍奉这个神，如果你决定赞成这个立场，你必得罪所有其他的神。因为只要你坚持忠实于自己，你必然会达到这样一个终极的、有着内心意义的结论”。科学不能代替，但是可以帮助我们对自己行为的终极意义做出说明，帮助我们做出自己的抉择，并以此承担背叛众神的后果。对于今天的人们：我们应当去做我们的工作，正确地对待无论是为人处世还是天职方面的“当下要求”，――这才是最重要的。在这个意义上，科学的“价值无涉”不是抹杀立场，其目的正是为了确立价值立场，但是这样的价值立场必须以其他价值立场的存在为前提，才是有意义的和有效的。也就是说，作为个人的研究者必须置身于一个被认可的学术共同体，而一个没有歧见和不同立场的学术共同体，就不是学术共同体，而只是被一种霸权控制的意识形态领域，这才是韦伯强调教师在课堂上以不扮演伪“先知”为学术伦理的关键，――对此，我们理解得并不够。

对于韦伯来说，以学术为志业，意味着必须有极大的勇气承受外在环境的风险，倾听内心的使命，通过献身于“专业化”的思想过程，来为这个世界提供从不同立场建构的知识图谱，这是一种守望的立场，――是对启蒙精神及其理性主义的艰难的，也是坚定的守望。在一个已经没有“先知”和圣徒的时代，这是正直和诚实的学术的唯一使命，也是知识分子“令人颤栗”的命运，――当他们守望未来的时候，面对询问和等待的人们，他们不能做“理智的牺牲”，不能屈从大众的要求而给予廉价的满足。韦伯引用了《旧约・以赛亚书》中的一段话作为当代知识分子的肖像，并以此结束了整篇演讲：

对于这么多期待着新的先知和圣徒的人来说，他们的境况，同以赛亚神谕所包含的流放时期以东的守夜人那首美丽的歌所唱的完全相同：

“有人从西珥呼问我，守望的啊，黑夜如何。守望的说，早晨将至，黑夜依然，你们若要问就可以问，可以回头再来。”

听这话的那群人，询问和等待了已经有两千年以上，我们晓得他们那令人颤栗的命运。从这里我们应当得出的教训是，单靠祈求和等待，只能一无所获，我们应当采取不同的行动。我们应当去做我们的工作，正确地对待无论是为人处事的还是天职方面的“当下要求”。如果每个人都找到了握着他的生命之弦的魔鬼，并对之服从，这其实是平实而简单的。 4

“先知”、政治与知识分子

以东和西珥是耶路撒冷陷落前后，被耶和华诅咒和惩罚的罪恶与敌对之地，没有被许诺拯救的希望。但是，韦伯发现：以东和西珥也正是耶和华智能的古老发源地。 5在《古犹太教》一书中，韦伯再次引用了上述《旧约・以赛亚书》中关于西珥的呼声这一引言。而玛丽安妮・韦伯在《韦伯传》中描述韦伯对年轻人的影响时，也引用了这一段古老的箴言 6。鉴于《古犹太教》的写作和发表时间与《以学术为业》、《以政治为业》的演讲时间几乎重合，即都是在一战结束前后，而《古犹太教》又是韦伯生前出版的最后一部著作，因此这两篇著名演讲与《古犹太教》（以及身后被编辑出版的《经济与社会》）之间其实存在着内在的、重要的对话关系，后文将再讨论。韦伯认为：今天的知识分子作为社会的守夜人，面对询问和等待的人群，他们所唯一能回答的是：早晨将至，黑夜依然。以理性精神为这个社会及其文明承受漫漫黑夜，在大众社会吁求救赎的强大欲望面前，不被压垮，不妥协，不靠逢迎听众来获取私利，甚至不屈服在社会的暴力之下，正是学术和学术共同体在今天的历史责任和历史命运。在一个已经除魅的时代里，学术与学术共同体是社会唯一可能的“理性”的锚定，――尽管危机重重，也正是因为危机重重，才更需要凸显真正的知识分子的品格。在韦伯那里，以学术为志业，正是一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悲壮立场。这其实正是韦伯的自我描述和自我期许。

玛丽安娜・韦伯在著名的韦伯传记中，记述了晚年的韦伯面对一战之后动荡的国内与国际形势下着力研究宗教社会学的情景。正是战争和政治活动的经验使得他对古代以色列人的厄运预言先知耶利米的命运发生了深刻的共鸣，“韦伯分析它的时候，跟分析清教徒的时候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