悉尼・胡克：作为武器的思想

第一节、思想的解释

思想可以用各种不同的方式来探讨。我们可以探究这些思想的正确性。我们可以把思想的起源作为一个人的传记中的事件，或作为社会历史中的力量来加以研究。我们可以把这些思想的内部联结关系揭露出来，加以巧妙安排，以使得掩盖在修辞手法下的逻辑或不合逻辑的形式成为显然可见的。我们可以研究各种思想被接受或被拒绝的原因，把它们同个性和文化的其他方面互相关联起来，把它们作为需要和利益的表现来加以解释。

所有这些处理思想的办法都是正当的。但是这些办法并不是对一切领域和任何一个领域的一切问题都同等地适切的。物理学说史对自然科学家的问题似乎就不像经济学说史或法律学说史对社会科学家那样关系密切。有无关联，当然是一个程度的问题。但是只有当我们对于我们所要求获致一种答案的那个问题有了比较清楚的概念时才能把这种程度估计出来。正是这种不能把问题―我们且不说是要解决的，而是说要进一步澄清的问题―确定下来的情况，才使得当今流行的知识社会学中关于各种思想观念的性质有那么多不严谨的糊涂想法。

读一读麦克斯・勒纳(Max Lerner)的《作为武器的思想》一书便能使以上这些思考得到检验。它在好多方面都是一本奇妙的书。在组织上奇妙，在书的原文意义上奇妙，甚至在作者的意向上也奇妙。其所以把八年的时期中作成的、从关于最高法院直到关于达斯・帕萨斯的小说这样题材范围极广泛的这些杂文和评论放在一起的原因，似乎就是勒纳先生所声明的，它们显示出“一项把它们结合起来的观点的内在统一性”。这种观点就是书名所说明，并在以《思想就是武器》为题的第一章中所申述的。

要来了解勒纳先生这本书，一种经过考虑的办法，至少也必须以某种方式注意到，作者所坚决主张的乃是该书的统一的特色，即使结果就某些他所论及的思想家来说，他的观点既不明确也不前后一贯，而且他的目的也是和他所想象的不一样。了解这些论文的更为自然的办法，要不是勒纳先生强调所谓加以统一的观点的重要性，那么就会把它们当作偶然集合的片断，有些是好的，有些是不好的，有些则无可无不可，并且对勒纳先生与其是作为一个政治思想家，毋宁是作为一个作家的品质来作一般的评价。

第二节、思想和直觉

我想采取这种更为自然的方法来开始，因为勒纳先生作为一个作家的天赋不是无可取之处的。这些天赋主要是在于文笔有一定的新颖性，使他能把平凡的话说得清脆而够味，而且有一种具同情心的解释能力，这在介绍作家们本身就很晦涩的学说时是特别可贵的。勒纳的《在维勃伦思想中什么是有用的东西》一文就是这些能力的一个很好的例证。他使读者处身于维勃伦的一切主要思想从之辐射出来的那个视野的中心。他用这种方式来引入对维勃伦思想的整体作一种富有想象力的领会，没有这种领会力则维勃伦的著作对普通的读者来说便是枯燥无味的读物。

《作为思想家的希特勒》一文或许就是具有解释能力的一个更为高明的例证。希特勒之所以如此固执着魔，是因为他的个性、他的背景和战后德国的贫困交织在一起而形成的，文中对此情景也作了描述。我们懂得了为什么恰恰是那种不把话说得有意义的情况才使《我的奋斗》一书获得效果。批评也不是没有，但其要点不是在于证明希特勒的思想不合理智―这是一件容易的工作，而是在于使他的情绪上的紧张状态和思想结构成为可理解的。他不是作为一个怪物而是作为一个被人理解的病号出现的。我们的理解包括着社会的和文化的传统，在这种传统中这样一个病号能建立起显得健康的正常标准。“在某种意义上希特勒是政治思想上的爱德华・李尔。’他曾教给我们：正如一首五行俗谣把莎士比亚逐出我们的深心一样，根据一条类似的格雷欣法则，“不合逻辑的政治思想也要逐出合逻辑的政治思想。”这代表了勒纳的解释手法的最好的情况。每当他重述像霍尔姆斯(Holmes)那样的著作不完全的思想家的观点时，或是当他论及像达斯・帕索斯“那样用间接方法来发挥思想的文学界人物时，这种手法也产生了某些卓见。在另一方面，每当他碰上一种明确地说出来的观点时，勒纳作为一个作家的缺点是臭名昭著的。他对于那种以明白说出的假定为依据，其逻辑含义已发挥出来，并且把有效性寄托在被断定的证据之上的论证，就无能为力。在这一意义上，勒纳的书中并没有对任何一种思想所作的分析。他似乎准备好去探索一个人的思想的几乎每一方面，而唯独对科学的理解和行动这种目的来说，最为重要的方面却除外。由于以直觉的和诗的方式来对待思想，在那些思想对科学探究和分析提出挑战的地方，勒纳甚至把十分显明的东西也说错，并把原来早已弄清楚的事情也弄糊涂了。他把别人的思想作感情化的处理，甚至弄到完全失去了这些思想的轮廓的地步。对一个诗人来说是可能被原谅的事情，对一个要被认为是政治学家的人来说，就是一个严重的缺点了。

勒纳对思想的直觉解释将怎样引入歧途，可以用他论列宁《国家与革命》一书的文章来作例证。不管对这本书能说些什么，它的论证总是清楚的。这是为一切批评家所承认的，即使当他们认为论证是显然错误的时候也是一样。留待麦克斯・勒纳去发现，而在人民阵线的那些最熏熏然的日子里也从未有人如此大胆敢于提出过的是，认为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也能被解释成是为人民阵线的这种阶级合作的变种作论证的。不论正确与否，列宁的论证从头到尾恰恰通篇是要反对这样一种观点的。但是照勒纳说来，列宁的这本书包含有两条分歧的方向路线……这些语调(！)之一，便是暴力革命的不可避免性。另一种语调是各国民族经验和经济发展、各国政治形式和革命气质的独特性……前者导致严厉的反改良主义……后者导致强调“民族问题”，强调民族传统和民族气质，以及，在恩格斯的著作中，强调“工人阶级只有在民主共和国这种政治形式下才能实行统治”的论点……根据列宁自己的推理……诸如杰斐逊主义、杰克逊主义，以及新政革命等多数派的革命，如果有勇气地和巧妙地加以引导的话，到头来势必使一种反民主的资本主义冲击仅仅成为自杀性的冒险主义。

在这里成为问题的仍然不是列宁思想的真相而是这些思想的意义。而为勒纳所曲解得完全走了样的，也就是思想的意义。列宁在任何地方都没有把他关于必须怎样取得国家权力的理论和各国民族经验的独特性对立起来。他之所以强调民族经验的区别，只是为了论证这些区别并不影响资本主义发展规律、阶级斗争、国家的理论，以及在金融资本时代夺取政权等等本质上的正确性。勒纳不仅没有抓住列宁的意思，而且也没有抓住恩格斯的意思。在他所引证的恩格斯那句话后面紧接着的就是指出这样一点：“这种民主共和国甚至是适用于无产阶级专政的一种特殊形式，这一点已经被法国大革命证明了。”而且如果他不是满足于列宁所引证的恩格斯的话，而是去查看一下恩格斯本人的著作，他就会看到恩格斯在这里正是批判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未能为一种民主共和国去作斗争，以及批判他们关于可以在德国和平地达到这样一个共和国的信念，更不必说进一步关于一个民主共和国可以和平地成长为社会主义的信念了。

因为勒纳关心的不是思想本身的结构，而是把这些思想凭自己的想象加以重新构造，连很容易获得的资料也没有用来对证一下，这样他就把那些虽有联系但又须仔细加以区别的问题都混在一起了。因此就难以确切地说出他所讨论的究竟是什么问题。在他论列宁的这篇文章中，至少有四个问题他当成一个问题来处理了，那就是：是否能和平地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是否应当通过人口的绝对多数的委托来加以实现，多数统治的形式是否应当是一个阶级的专政；这后者是否包含着一党专政。列宁对其中每一个问题的观点可以是错误的；但他对其中每一个问题的观点也的确都是很清楚的。即使当它们同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不同(如在某些方面确是如此)时，也还是这样。

第三节、思想和行动

勒纳先生告诉我们，把这些论文统一起来的观点就是“思想是武器”。这是一句简单的话，直到勒纳先生开始说明他用来指什么意思以前，本来似乎是清楚的。而如我们将见到的，经他一说明，情况就变成作者所用“思想”和“武器”这些语词是令人惊讶地不明确的，他自己对思想发展经历的特点的说明是前后不一贯的，而他谦虚地作为思想上“一次哥白尼式的革命”来提及的观点是那么地混乱，甚至玷污了作者的目的。

谈到他探讨思想的办法时，他说：“简单说起来我把我的办法看作是一种工具性的办法；我越来越企图把思想看作是每一个人为解决他的紧张状态而作个人斗争时的武器，以及每个时代和每种文化所具有的为权力和秩序而斗争时的武器。”而在他的第一章中又说：“这种办法看到思想只有在一种为权力和价值而斗争的周围联系中才有意义。”除去不幸在最后一句中所用的“只有”一词外，这是够直截了当的。在不论为社会的或个人的权力而进行的斗争中，一切思想都是武器。但是要注意：虽然“思想所采取的形式是相对于思想在其中发展和被运用的文化与时代而定的，但是思想本身仍然还是有其正确性的内在标准的。这些内在标准的总和便是我们由于缺乏更好的术语而称之为‘科学’的东西，虽然哲学家可能更喜欢称它为‘真理’”。因此，科学的思想就也是在个人和社会的斗争中取得权力的武器。作为武器来看，它是怎样同非科学的武器相区别或相比较的呢？知道这点是很重要的，因为照勒纳看来，“最终将使法西斯主义失败的，要算它的反科学的偏见比其余一切都起更大作用”。那么显然当赢得权力的工具(思想)是不科学的(假的)时，长久保持权力的机会就不会像它用科学的(真的)思想来取得的时候那样大。但是这不可能是勒纳的意思，因为这是和他整个讨论的主旨相矛盾的，这种主旨是说：思想之是否被接受，同思想的真假无关，如果有某种关系的话，则就是一种思想越诉诸“非理性的”东西，它就越有希望为自己开辟前进的道路。

勒纳的意思是什么呢？其所以难于说出他究竟是什么意思，是因为在这一点上他的议论中有一种双重的混淆。他有时谈到那些思想之所以是“正确的”或“真的”，是因为它们是有效力的，而有时又不顾它们是否有效力而称思想为“正确的”。

他似乎是从使用某种武器(思想)来达到夺取权力的目的可以有效力这一点是真的那个陈述滑落到在达到夺取权力的目的方面有效力的武器(思想)是真的这一陈述上去了。但是从某种目的可以用一种谎言、一种半真半假的道理、一种口头的咒语来达到这一真的陈述，却丝毫也不能推论出这些思想(武器)本身就是真的。

还有，从他的思想是为权力而斗争中的武器这一论点，应得出一切社会的理论和学说都是意识形态，即权力政治的工具这一结论。但是勒纳似乎又从这个结论缩了回来，并且不顾他所明白表示的“思想必然是武器”的说法而斥责现实政治(realpolitik)用思想来作武器的厚颜无耻。在谈到他承认使他感到突然的苏德条约时，他说：“我们所谈论的是现实政治的厚颜无耻，这种情况仍然一如既往贯穿着意识形态的考虑，这不是因为这些考虑是不恰当的，而是因为它就像我们得以使用和放弃武器那样来使用和放弃思想。”难道这不是非常奇怪的事情吗？

勒纳刚刚告诉我们说一切的思想必然都是武器，但是他现在却完全离开了他自己的论点，并且对现寒尽愉甚至连把意识形态―这些意识形态是没有科学保证的―作为武器来使用也提出抗议了。他要是始终如一的话，这恰恰应该是他所期待和拍手赞美的事情。

勒纳现在又跳到另一种区别，来挽救他的思想是武器的论点，而同时又在现实政治和其他形式的政治之间作出区别。他在运用那些思想的各种目的之间作出区别。他问道，“在极权主义和民主政治之间究竟在运用思想的态度方面有些什么真正的区别呢？”两者都是把思想作为争夺权力的武器来使用，但“重要的区别是在把思想作为工具的办法和用思想来操纵的办法之间的区别。工具性的办法承认那些思想都是为一种生活方式的利益并在为取得它的成就而进行的斗争中所使用的。但它也是人道主义的。操纵性的办法只把普通的人看作那么多供使用的材料正确性如果你把思想从工具性的观点来看，你首先注意的是思想的以及将从之产生的社会团结的结果。如果你把思想从操纵性的观点来看，你所注意的只是你对思想能如何加以利用而已”。

如果把这段话同勒纳所说的其他东西结合起来，我敢说没有人能对它讲出什么道理来。以前把“工具性的”说成是一种分析思想的方式，现在却把它说成是一种运用思想的方式。是什么东西使那些作为工具来使用的思想成为正确的或真的呢？是那些思想的目的还是在达到目的方面的有效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