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小兵：超越左右，理解中国――读李侃如博士《治理中国：从革命到改革》

当中国在世界性的金融危机中似乎扮演了“中流砥柱”的角色，从而雄辩地证明了中国的真正崛起的时候，国际学术界围绕着如何解读当前的中国产生了巨大的争论。马丁・雅克的《当中国统治世界》等著作，描述的是一个探索出独特现代性道路的中国形象，这与所谓的北京共识、中国模式等国内外的左翼论述形成了强烈的共振，而仍旧有相当的学者对于中国的崛起表示审慎的怀疑或强烈的批评，甚至认为这种靠低人权优势发展的崛起，投射的仍然是一个古老中华帝国的专制迷梦，是违背普世价值的新威权主义。在这样的时刻，来阅读刚刚面世的美国中国问题专家李侃如博士的《治理中国：从革命到改革》的中文版，对于中国的知识界乃至普通公众尤为必要。

《治理中国：从革命到改革》英文版出版问世于1995年，修订于2004年，全书分为四个部分，分别讨论了中华帝国的遗产与民国时期的国民政府，1949年以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与政策，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体制，以及中国面临的挑战等四个核心议题。作者的论述重心放置在1949年以后的中国社会的重建、治理与危机。根据译后记的介绍，早在1965年，李侃如就开始从事中国问题研究，师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鲍大可。1976年夏，他首次访问中国，唐山大地震之际正好在北京，赶上观察毛泽东时代的谢幕时刻，之后在推动中美关系进展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李侃如教授一直在密歇根大学政治学系和商学院执教，讲授中国政治课程。从这些简略的介绍可见，李侃如继承了美国第一代中国学学者如费正清等的学术遗产，以深度介入当代中国的历史进程，甚至影响其进程的方式来获得第一手的经验与感受，而其政治学等社会科学的背景，使他的研究具有浓郁的社会科学特征，而与史华慈、列文森等注重从思想文化的角度研究近代中国的转型的路径大相径庭。简言之，李氏的核心关切是：面对一个国民党政权遗留下的千疮百孔的“烂摊子”，共产党是如何领导中国的“国家构建”以形成制度能力来引领它走向现代道路的？

国家构建理论是从组织、系统、体制、执行力、意识形态等方面，研究一个国家是如何治理社会与人民的。依照福山的阐述，国家构建就是在强化现有的国家制度的同时新建一批国家政府制度。福山指出，“国家构建与限制和弱化国家职能构成一对矛盾，把这对矛盾提上第一要务的位置，可能会使某些人惊呼为荒诞。在过去几年中，世界政治的主流是抨击‘大政府’，力图把国家部门的事务交给自由市场或公民社会。但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政府软弱、无能或者无政府状态，却是严重问题的祸根。”[ 弗朗西斯・福山：《国家构建：21世纪的国家治理与世界秩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序言。]国内自由主义的主流论述是放手发展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弱化政府的全能主义特征，强化社会的自组织能力，但从当前中国所谓新三座大山（教育、医疗与住房）的压迫性现状来看，政府的公共职能不是太强了，而是太弱了。李侃如教授的著作的贡献之一就在于它超越了原教旨主义的自由主义，也扬弃了对毛泽东时代虚假的平均主义的历史想象，而注重从治理的有效性的角度（这种视角并没有放弃普世价值的准则）来对中国历史与现状进行评估。他认为毛泽东时代依靠阶级斗争、社会运动、意识形态、反官僚制度等来进行社会统合的方式，基本上是在造就一个无序、无法、无理的社会，而这一切的根源在于毛泽东不受限制的绝对主义权威。

李氏认为，毛创建了庞大的制度性结构――党、政、军――来治理中国，但“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严重破坏了这些结构的完整性和合法性。在他看来，只是在邓小平的领导下，中国才最终完全从革命动荡走上了真正的治理。这就触及到了理解李侃如教授这本著作最核心的一对概念，革命与治理。李对这两个概念的内涵有着明确的界定：“治理与革命改造是相互对立的。政府的管理只有在一种允许制定长期计划、并拥有愿意为共同目标奋斗的优秀人才的环境中才能最有效地运行。……相反，革命改造在本质上是动态的。革命者必须保持高度的热情，这很难与平稳的行政管理兼容。革命者倾向于把复杂的管理看作实现其目标的障碍，而公务员则常常要对革命者决策冲动中的热情和缺乏技术专长泼凉水。”[ 李侃如：《治理中国：从革命到治理》，中国社会科出版社，第67-68页。]

革命注定带有乌托邦主义色彩，因而富有浪漫主义和革命理想主义的召唤力，它似乎是对日趋平庸和乏味的日常生活的高调拒绝，而治理则带有史华慈所说的“社会工程”取向，[ 参见林同奇：《他给我们留下了什么――史华慈史学思想初探》，收录在许纪霖、宋宏编：《史华慈论中国》，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注重的是如何保持一个社会的稳定、高效和发展，是效果主义或者说功利主义的取向。这里呈现的一个悖论就是，革命与治理，其终极的诉求都似乎是在追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前者依靠的是史华慈所说的“德性的统治”，后者却是“利益的驱动”。史华慈对毛泽东时代反官僚科层制和技术专家治国的总体取向的文化根源有着独到的研究。他指出：“当人们检视文化革命的‘怪事’（idiom）时，当人们感觉那个平静的毛泽东形象怎么会作为一切道德的源泉，并高高耸立于所有法律和所有制度之上时，或许就得更多地归因于中国文化的观念，而不是任何西方思想的精神了。”[ 史华慈：《德性的统治：“文化大革命”中领袖与党的宏观透视》，收录在在许纪霖、宋宏编：《史华慈论中国》，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第156页。]

以韦伯的观念来看，革命者诉诸的往往是高亢的不顾及后果的心志伦理，而驱动治理者的常常是低调的考虑社会后果的责任伦理。[ 参见韦伯：《韦伯作品集Ⅰ・学术与政治》中的相关论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李侃如教授很精准地把握到了中国社会的脉动。他指出，在一个革命退潮的时代，仍然把社会整合的希望寄托在一次次的意识形态运动上注定是徒劳的。个人似乎注定是无法从自己的经验之外来打量和应对这个世界的。毛的悲剧在李看来就是：“毛没有把意识形态当作为其实际行动进行理论装饰的工具；相反，他把意识形态的发展和宣传视为他领导的运动取得成功的关键。”在一个缺乏权力制衡的政治社会，这样的一种意识形态激情，自然更多的是导致巨大的社会灾难。李侃如从两个时代领导层的受教育水准有力地揭示了导致不同的治理中国方式的深层根源，改革前多数领导干部（除中央委员外）是做政治工作出身的。改革运动后，天平朝着工程师背景的人倾斜――即注重解决实际问题。从这个角度而言，作者认为“中国革命已经结束，一代更注重技术的接班人已经在体制的各级全面掌权。”[ 第168页。]他甚至从台湾六七十年代政治领导人群体的普遍留学英美背景，隐含地寄托着中国制度转型的希望。

邓小平的聪明在该书作者看来就是，邓断定在毛泽东晚年出现的幻灭之后，意识形态的激励已没有效果，中国人寻求的是提高生活水平。70年代的种种事件严重侵蚀了中共的合法性，因此必须要为党的领导权找到新的信任源泉。邓确信这个源泉就是为民众谋取更多更好的利益，并说党唯一的希望就是能一贯地“履行诺言”的功利主义原则。作者对中国社会有着长期的跟踪调查，与党内诸多官员有着密切的互动，因此，他对于这改革三十年的把脉相当精到。在毛时代的意识形态瓦解以后，如何治理中国以及如何增强政党统治的合法性，成为一个非常紧迫的政治议题和社会问题。邓时代探索出来的道路，在李侃如教授看来就是，以物质刺激的方式推动个人追求生活品质的改善，开放私人生活领域的自由度，同时对政治领域仍然采取适度的控制形式，并尽量将这种政治控制转移到繁荣的经济生活的背后。政绩取代革命意识形态，成为中共统治合法性的来源。正因为此，李指出在中国：“政治领导层承担了义务，把GDP的持续高速增长作为保持民众满意和总体社会稳定的主要工具。”[ 第299页。]

李对于当代中国政治运作和社会结构的诸多观察，都闪耀着一个政治学者的睿智和洞察力。比如，他对于组织与制度的区分就很能切中中国政治生活的要害。在他看来，“‘组织’是紧凑的、内在相互依存的行政或职能机构。与之相较，‘制度’则是已形成了充分的规律性并在有效地塑造其成员行为上显示出了重要性的那些惯例、联系和组织。”而中国政治中的各类组织――委员会、办公室――的存在，在李侃如教授看来，对高层集团是没有制约的，在这个政治体制的各个层级上，中国都是陷入了一个复杂的组织矩阵中的高度个人化的体制。在权力继承和转移的问题上，这种组织与制度之间的差异发挥着微妙的作用。李敏锐地注意到“中共党内的权力存在于非正式的关系、声望和运用能力中，而不是存在于正式的职务中。”[ 第156页。]换言之，人情、关系、面子、亲信、地缘、学缘等各种因素都在政治游戏中寻求发挥作用的空间。因此，即使中国真的如李侃如教授所比喻的那样，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也肯定不是一个产权清晰、边界明确、有限权力的现代公司，尽管它在目前经营得还算不错。

李侃如教授在这部著作中触及到了诸多的议题，展现了其纵横捭阖控奴全局的能力，但这些多样化的主题，又始终都环绕着治理中国及其成效、代价的维度展开。因为有着对20世纪中国历史经验的整体观照，所以他的论述总是能展现出一种基于历史事实的复杂性与批判性。相对于毛泽东反对甚至瓦解官僚体制的极端，邓小平时代更加注重一种务实的精神与态度，依靠技术官僚和发展主义来进行社会治理。虽然有着巨大的历史转型，国家权力相对于毛泽东时代也有了真正意义上的下放，但是国家控制社会的模式并没有得到真正意义上的改变，这就导致如李侃如教授在讨论环保问题时所言，“改革并未将体制改变到来自下层的压力可以把环保议题提上国家议程的程度。”[ 第300页。]从这角度而言，邓时代的治理中国并未能建立一个通过民众的公共参与，从而强化政治权威的合法性的有效机制，这就导致表面上看起来强大的政府统治的合法性相对比较脆弱。

从很多方面来看，邓时代相对于毛时代都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进步，但这种“进步”在李侃如教授看来隐含了某种“延续性”甚至“退化”。在论述当代中国面临的国内挑战时，作者指出虽然依靠中共，作为一个充满多样性的发展中国家的中国才保持了强大的行政能力，可是，“中共已不再享有早年间作为特征的党员的纪律和信奉的观念。如今，许多中国人把党员身份主要看作职业晋升和通往更高生活标准的一张门票。”[ 第246页。]令人担忧的是，“党本身是一个缺乏精神的组织。没有一种催人奋进的意识形态来激发其成员胜任于公共服务并忍受个人牺牲。腐败已经深深地渗入了党的组织。”[ 第340-341页。]虽然中共这些年通过讲政治、讲正气、讲学习的运动、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运动、乃至八荣八耻运动来重新提振中共党肌体的道德权威与精神生活，可成效甚微，早期共产党人的那种理想主义气质和公共精神，如今难觅踪影。党员的这种物质主义气质，投射的是在一个文化失范和价值迷茫的时代，中国绝大多数人唯一的观念共识，用作者的话来说就是：“中国人广泛接受的唯一观念似乎就是，赚钱和改善自己的生活水平都是重要的。”[ 第330页。]

此外，从政治平等角度而言，毛时代将社会的绝大多数人都操弄成了一个“贱民群体”，通过等级社会、社会地位、出身论的形式，生产和再生产着一个政治上严重不平等的社会，这种不平等是经济不平等、教育不平等的根源，在改革时代，这种意义上的政治不平等显然打破了，但又产生了一种新的不平等形式。李尖锐地指出：“改革消除了在制度上歧视‘邪恶’阶级出身者的由政治驱动的毛时代的不平等形式，但正在用大量腐败和财富不均这种更典型的具有各国共同特征的不平等性形式来代替它。”[ 第320页。]不平等的问题国际化了，从而就遮蔽了其独特的国内根源，以及执政党尽快解决这一问题的道德性压力。李进一步指出：“中共自身就提供了一种传统的政治不平等。党员、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在违法时能设法逃避大多数刑罚，尽管它不停地声称，党员身份不应保护官员使之避免承担违法的后果。”[ 第320页。]从社会平等的角度而言，作者认为“政府对缩小这种不平等（指城乡收入、福利、报保障等方面巨大的差距，引者注）所能做的最大贡献，就是解除对农民流动的户口限制，创立允许农民利用它造成的机会进入城市经济的必要基础。”[ 第323-324页。]

从性别与乡村的公共医疗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