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黎明：张世英、何柄棣、何兆武三书读后

从上个世纪末，西南联大渐渐成为社会的热点，近几年，尤其如此，差不多凡是谈到民主、科学、自由等等时下流行的词汇时，都会或多或少拿西南联大作为对比参照的对象。西南联大精神，也成为人们讨论的话题，尽管见解不一，但无一不带着崇敬甚至崇拜的心情。

西南联大已经离开今天六十多年了。最初对于西南联大的关怀，主要表现在政治方面，而且集中在革命史、民主运动史领域。看一下最早出版的一些论著、回忆、纪念文集、资料集等，就证明了这一点。

谢泳是国内较早从事西南联大研究的学者，他最关怀的文人学者的命运，可以说也属于政治范畴，只不过他是从批判现实的角度，在西南联大历史中寻找衬托材料。所以，我认为谢泳的研究是文人评论，很难称得上是学术研究。就以他的《西南联大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为例，内中对史实的选择，采用的就是实用主义做法，论点也都是针对今天而阐发的。我曾当面对谢泳说：你是文人，不是学者。谢泳很豁达，对此完全接受。

真正对西南联大进行研究的，应该说是文学界和文学史学界。在我印象中，最早的关注点是九叶派诗歌的现实主义风格。其后，又出现了《西南联大：战火中的洗礼》、《西南联大历史情境中的文学活动》等反映校园生活、学生社团的著作。相反，从历史学角度进行的研究，目前还非常薄弱。

我从事的西南联大研究

我本人从事近代史研究工作，由于这个便利，我自1986年开始研究闻一多，出版了《闻一多传》和《闻一多年谱长编》两部书。我对西南联大的研究，就是在收集闻一多资料时萌生的。当时，我在查阅闻一多资料时，看到不少与闻一多相同经历的学术教育界高级知识分子的论述，当时就决定在闻一多研究结束后，转入这个领域。于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我的上述两部书出版后，便立刻转到西南联大研究上来了。

1990年，我发表的《〈梅贻琦日记选〉书后》，是这项工作的第一个成果。其后，1992年发表了《大江会在美国――兼论“大江的国家主义”》、《论一二一运动中的大学教授与联大教授会――中国四十年代的自由主义考察之一》，1993年发表了《王世杰与国民参政会(1938－1944)》，1994年发表了《论抗日战争时期教授群体转变的几个因素――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为例的个案研究》，1995年发表了《国防参议会简论》、《一二一运动中教授群体的考察与研究》、《1944年：中国社会的历史性转捩――兼论民族工商业者“问政”的原因》，1996年发表了《“国民大会议政会”刍议――抗战时期改革中央政治体制的重要尝试》、《艰苦卓绝的西南联合大学》、《豫湘桂大溃败与中间阶层的思想剧变》。这些论文，大多刊登在《近代史研究》、《抗日战争研究》等史学界的纯学术刊物上，所以阅读得主要是从事近代史研究和教育的学者，以至影响也只限于近代史学术圈内。

不过，我在研究中，与国外学者建立了密切联系。早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我就结识了后来出版《西南联大史》的美国弗吉尼亚大学教授约翰・易斯雷尔（中文名易社强），结识了日本出版第一部西南联大研究专著《关于日中战争时期中国知识分子研究又一次长征・西南联合大学之路》的同志社大学教授楠原俊代，结识了从事西南联大研究二三十年的日本西南学院大学（后来为东洋文化大学）教授平野正、早稻田大学名誉教授安藤彦太等。多年来，我们一直保持联系，成了很好的朋友。

最近，我完成了一部《抗日战争与中国知识分子西南联大的抗战轨迹》，同时还在写一部关于西南联大与抗战建国关系的书。在《西南联大的抗战轨迹》中，我既写到了一些无法回避的历史，如战火燃起时的动荡岁月，三校合一及慷慨迁徙，日军轰炸与对应措施，同时也写到反对妥协投降的态度与行动，写到文人抗战的不同形式（包括戏剧演出、诗歌创作、电台播音、踊跃输捐等），还写到史学、应用科学、国防科技等学术参战，和响应征调、勇当译员、投身战场等直接参加抗战的过程。最后，我还写到了西南联大对中日战争的研究（编纂中日战事史料），写到战时对于国际关系演变的认识与分析（天津事件、英日东京谈判、有田－克莱琪协议），写到西南联大国际问题专家对战后处置日本问题的讨论（处置原则、损失赔偿、失土收回、日本政体改造等）。其中大部分问题，都是过去基本没有涉及到的，许多史实至今仍被忽略。我的目的，是打算用历史学的标准，对西南联大做以较前人深入一步的探索。在正在写作的书中，我还将对西南联大与中国战时政治、经济、教育、外交等路线政策，地方服务、边疆建设、行政运转诸问题进行介绍、梳理、分析。相信这两部出版后，会向人们展示人们不大熟悉甚至还较陌生的西南联大的另外一个侧面。

我知道的两何一张

何柄棣的《读史阅世六十年》，我最先看到的是台湾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出版的。这部书2004年5月出版，当年7月，我到台北出席“近代中国思想与制度学术研讨会”，在书店看到这本书。当时，我就把书中有关部分拍了下来。回国后，我们研究室的雷颐托人从香港买了一部，特拿着书对我说，书中提到你的《闻一多年谱长编》了，评价很高。他还激动地说：“这是何柄棣啊，是何柄棣啊！”意思是这话是何柄棣说的。其实，何柄棣书中写到闻一多的篇幅不是很长，而且关于他与闻一多的关系，可能也是看了我在《闻一多年谱长编》里记载的访问李埏先生记录，才勾起回忆与联想。可惜的是，我始终未能与何柄棣先生见面。他到我们研究所做过一次报告，当时我在台湾。而我2005年再次到台湾时，他又刚刚参加完中央研究院选举新院士大会后，离开台湾了。

何兆武先生，是我很尊敬的前辈，我也只见过一面。我写完《闻一多传》后，由于收集到不少罗隆基的材料（闻一多与罗隆基关系很密切，他们在清华学校同窗九年，后在美国一起发起大江会，回国后又一起办《新月》月刊），打算研究一下罗隆基。当时，人们的思想还不像今天这样解放，罗隆基的右派问题使人们对他的研究，不免有些畏惧。记得那是参加清华大学举行冯友兰先生纪念会后，我见到刚从社科院调到清华大学的何兆武先生，便对他谈起我的打算，问罗隆基是否可以研究，他当即回答“可以研究”。后来，我们研究室设计课题时，郑大华提出两个课题，一是罗隆基，一是张君劢，因为我已经确定研究罗隆基，于是郑大华决定做张君劢研究。可惜，我的这项工作一直没有进行，倒是郑大华出版了中国第一部《张君劢传》，并成为国内知名的张君劢研究专家了。

说到张世英先生，我们关系非常密切。张世英的爱人是西南联大中文系的彭兰，彭兰也是湖北人，父亲是前清翰林。闻一多家乡观念很重，彭兰是西南联大湖北同乡会会长，闻一多自然对这位同乡倍加关照。彭兰家乡已经沦陷，一个人飘泊在昆明，视闻一多为自己的家，于是认闻一多为干爹，成了他的干女儿。由于这个缘故，彭兰与张世英结婚时，闻一多以家长身份担任彭兰的主婚人。

解放后，每年春节彭兰和张世英（还有北大中文系季镇淮、社科院文学研究所范宁），都必来家里给奶奶拜年。彭兰叫奶奶干妈，我们这一辈也一直叫彭兰为姑姑。这样算起来，张世英就顺理成章成了我们的姑夫。我在北大读书时，彭兰住在中关村，她的家成了我改善伙食的地方，隔不了多少就去一次。当时，她家里只有小儿子张小崧在北京，于是我们俩人的关系非常密切。张世英的女儿张小梅是老大，在湖北工作，我是离开北大前才见到她的。彭兰、张世英对我深关心倍至，张世英还曾把他在中国人民大学工作的弟弟的女儿介绍给我，他弟弟的女儿在北大食堂工作，我们历史系正好在那个食堂吃饭，每次盛饭时，她都特别照顾我，弄得同学们都很奇怪。彭兰是1988年1月逝世的，她生病时住在八宝山附近的一家医院，我特意到那里探望。彭兰逝世后，北大在中关园盖了一片教师宿舍，张世英一家搬到那里，住在一幢楼的一层。我去过几次，以后事情多了，来往也少了。张小崧开始在工厂工作，后来调到《中国青年报》，研究生招生后，他考取我们社科院研究生第一届研究生，毕业后在《中国科技日报》工作了一段时间。小崧的爱人在《光明日报》工作，他们结婚后住在我们研究所对面的一个胡同，是他爱人家的房子，我去过几次。今年夏天，张小梅给我来电话，说他们已经搬到首都机场附近了，和张小崧住在一个小区，是小崧给他买房子。

三书在西南联大回忆录中的位置

西南联大校友写过不少回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出版的《笳吹弦诵在春城》、《笳吹弦诵情弥切》，以及《难忘联大岁月》，都是回忆录式的文集。自1984年以来，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每年发行两期的《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简讯》，刊登的也多为回忆。

作为西南联大校友的回忆文集，我所看到的最早者是1989年工人出版社出版的冯至的《立斜阳集》。作为学生的最早回忆文集，有一部是1996年11月三联书店出版的许渊冲的《追忆逝水年华从到巴黎大学》。这两部书对于西南联大的记载，份量不是很大。

何柄棣、何兆武、张世英的回忆，是近几年出版的，但影响好像过去业已问世的同类著作要大些。我想，这里可能有一个原因，即以前的回忆多适应了政治形势需求，内容多属于革命史方面。而两何一张的书，则围绕治学道路、学术历程，并提供了一些过去鲜为人知的事情。可见，从这个侧面入手，加入个人成长的感受与评论，的确比较容易引起人们的兴趣。这说明目前人们对西南联大的关注点，已经出现了新的移位。

三书的共同之处

这三本书都是学术大家的回忆，作者都是高龄老人。一个学者，大概只有到了晚年，才有时间回顾自己的学术历程，也只有他的学问做到炉火纯青的地步，才肯动笔回顾和总结自己一生的体验，才有资格对前人和前事进行自己的评判。

这三本书的一些共同点，尽管已是老生常谈，但还是值得我们这一代。特别是更年轻的一代人思考。

一、浓厚的国家观念

两何一张的书中，都从不同方面诉说了他们的国家意识和国家观念。

张世英的书里，多次提到他父亲对他的影响。说他父亲“不为五斗米折腰”的“傲骨”，影响了他的一生。如武汉沦陷后，“（以下第3页）日伪维持会派人预送薪金，请父亲出任伪职‘维持会教育局长’，父亲坚拒不就”，表现了“一个普通中国知识分子的爱国（以下第4页）情操和民族气节”。（《归途》第3至4页）后来，张世英考取西南联大经济系，也是因为认为“经济是济世救民之道”。（《归途》第15页）。在西南联大，他前后转了四次系，而离开经济系的原因，也是由于他觉得经济系的课程讲的“尽是些‘生意经’”。张世英的书中写到金岳霖时，说金先生认为“哲学之所以值得学，也不在于它的答案，而是在于问题本身，在于提出问题，这些问题能丰富我们的想像力，让我们能展望事情的各种可能性，而不受各种习俗偏见的束缚，从而扩展我们的思想境界。”（《归途》第53页）这里他说的虽然是金岳霖先生，但也反映了张世英对最终选择哲学的原因。因为当时的社会，有许多问题需要思考，需要回答，哲学无疑是解决这些问题的一个渠道。

张世英的认识，说明当时的师生们，都结合着那个时代的社会现实，都在思考个人前途的同时，也思考着国家的命运。国家观念是种近代意识，即我们常说的爱国思想或爱国情绪。何兆武先生在书中写到他对幸福的理解：“我想，幸福的条件有两个，一个是你必须觉得个人前途是光明的、美好的，可是这又非常模糊，非常朦胧，并不一定是什么明确的目标。另一方面，整个社会的前景，也必须是一天比一天更加美好，如果社会整体在腐败下去，个人是不可能真正幸福的。这两个条件在我上学的时候恰好同时都有，当时正是战争年代，但正因为打仗，所以好像直觉地、模糊地，可是又非常肯定地认为，战争一定会胜利，胜利以后一定会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世界，一定能过上非常美好的生活。那时候不只我一个人，我相信绝大多数青年都有这种模糊的感觉。”（《上学记》第101页）。这一点对他来说是完全发自内心的，是根深蒂固的，所以他在另一处禁不住又说：“幸福最重要的就在于对未来的美好的希望，一是你觉得整个社会、整个世界会越来越美好，一是你觉得自己的未来会越来越美好。那时候也挺有意思，日本飞机经常来轰炸，生活非常之艰苦，可是士气却没有受影响，并没有失败主义的情绪流行，总是乐观的、天真的认为战争一定会胜利，而且胜利以后会是一个美好的世界，一个民主的，和平的，自由的世界，这是我们那个时代的青年最幸福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