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龙：从政治经济学到新政治经济学（之一）――西方政治经济理论的演变

【内容提要】古代政治学与经济学尚未分离，都在城邦学说内萌芽，政治学的形成早于经济学。近代出现的政治经济学与当时的政治学都关注国家问题，都经历了从推崇国家到限制国家的观念演变。现代初期经济学曾一度远离政治学，专注于微观经济问题，政治学也开始由专注于国家和制度问题向更广的领域拓展。50年代经济学重新关注国家的功能，政治学转向行为主义，研究中以政府取代了国家。70年代政治经济学复兴，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成了政治学与经济学共同的中心课题，政治学与经济学开始交叉，新的政治经济学出现。新政治经济学代表了当今西方政治学和经济学发展的新趋势。

【关键词】政治经济学 国家 新政治经济学

政治与经济两大领域的相互联系与相互制约，是社会历史的一种客观存在。但是，作为研究对象而言，在自古希腊即已形成了两大独立的学科。直到近代才逐渐形成交叉研究。从历史上看，政治学的产生早于经济学，古代王朝的更替为政治研究提供了素材，希腊城邦的民主制和政体的变动催生了政治学，而那时的经济学还没有形成。经济学在近代的产生是从政治经济学开始的，政治学与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在当时有重合。19世纪中期以后，经济学力图摆脱政治内容，专心于市场问题，政治学则倾心在政府及其他政治行为体上。当代政治与经济的联系日趋紧密，政治学家关注经济政策，经济学家研究政府决策过程，两者出现交叉，政治经济学的提法再度出现。这种新的政治经济学在经济学界中由几种影响相当大的流派体现，在政治学中也被当作新的学术动向，引起普遍的关注。当代政治学与经济学在政府及其有关的问题上出现交叉，政治经济学再度被提起。由于其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立意不同，故又被称为"新政治经济学"。

一、城邦学说中的政治与经济

古希腊的城邦学说已经初步涉及了国家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这样的问题。古希腊的社会组织以城邦为单位，城邦中的居民过着共同生活，个人离开城邦难以生存。城邦的作用是保护其公民免受自然的肆虐、统治者的专横，以及外敌的入侵。城邦（polis ）还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古希腊还没有出现国家与社会的分化，"在一般人的理解水平上，'城邦'的现代同义词是'国'（country）"[1]。其中既有国家的成份，也有社会的成份。当时的各门学问以城邦的运作为中心展开，所以有人把那时的学问称为"城邦学"。城邦学以研究城邦政体为主，社会、经济、文化等现象都在研究之列。"如果按现代较精确的概念来看，希腊人城邦学说不仅是政治学，而且又是伦理学、社会学和经济学。"[2]最早出现的学科萌芽有哲学、政治学、伦理学等， 经济学在当时的雏形是家务管理，尚未成为独立的学科。古代思想家在正义、善、分工等概念的讨论中各自论及了财政、城邦对经济的管理、所有制，以及商业、货币等经济问题。

当时的政治制度主要是城邦制度，政治学即关于治理城邦的学问，国家的起源、政体、国家的组织和管理等从那时起就成为政治学的研究对象。古代希腊的自然哲学认定宇宙有自己的规律，所以政治也被看作是自然的过程，城邦的法则与自然法则相似，"整个希腊政治学说中的基本思想是：求得这种共同生活的和谐。"[3]但实际上， 人为因素使城邦的运行带有许多非自然的成份，"希腊政治哲学就起源于探索这样一个难题：城邦一方面是自然的产物，另一方面又是人工的创造。"[4]

希腊时代的家政（即经济）也有管理的意味，城邦中家庭由奴隶、主人组成，家庭活动也需要管理。政治是城邦的管理，经济是家庭的管理。当时只有初步的政府通过管理促进经济的思想，比如古希腊历史学家色诺芬在其著作《雅典的收入》中，从城邦国家的角度探讨了经济问题，认为城邦可在促进经济方面起到积极的作用。他建议对侨居雅典的外邦人的利益给予照顾，以吸引更多的人来雅典。这样不仅可以增进雅典城邦的收入，给城邦国家带来财富，还可以使外邦人更甘心情愿地处于雅典的统治之下。他还在《经济论》中主张完善商事法院制度，以促进外贸发展。色诺芬推崇农业轻视手工业，"农业是其他技艺的母亲和保姆，因而农业繁荣的时候，其他一切技艺也都兴旺。"[5]在西方，他是最早把农业放在产业基础上的思想家，被认为是近代初期法国重农主义的来源。色诺芬的主张可以说是最早的政治经济学观点。尽管如此，《经济论》并不是他的主要著作。

古希腊明确和集中地阐述了国家的经济管理职能的是柏拉图。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勾画了理想国家的政治经济制度，从财产所有制、家庭构成、人口繁衍、教育等社会经济政治各个方面都要由城邦管起来。柏拉图把私有制与理想国家对立起来，认为私人拥有财产会妨碍公共精神的形成，主张在统治者和保卫者两个阶层中不应有任何私有的东西，妻子、儿女、家庭等都应是共有的，"因为他们一切公有，一身之外别无长物，这使他们之间不会发生纠纷。因为人们之间的纠纷，都是由于财产、儿女与亲属的私有造成的。"[6]柏拉图看到所有制对个人行为的影响，提出用公有制来纠正私有制的缺陷，可以认为是近代政治经济学中制度理论的思想渊源之一。柏拉图还主张儿童的抚养和教育由国家负责，这可能是关于国家公共职能的最早探讨。

柏拉图学说的核心概念是"正义"。正义体现于秩序之中，个人按上天赋予自己的品质，遵照分工，各尽其职。"每个人必须在国家里执行一种最适合他天性的职务。"[7]从个人的角度， 城邦的建立是因为个人单靠自己无力达到自足，需要分工合作，以满足个人多方面的需要。国家以社会分工体系为基础，他把居民分为三个等级：统治者、保卫者、生产者，强调一切经济和非经济的活动都受到分工等级的严格规定。"这套分工体系完全是从国家整体需要、国家的效率、国家的和谐与秩序来考虑构思的……人都是机械被动的国家的工具，像砖头和螺丝钉，被固着于国家整体结构之中。"[8]按照分工的观点，在柏拉图这里，国家不仅是统治的工具，而且是一种人们在其中可以互换劳务的机制，国家既有政治职能，也有经济职能。

柏拉图考察了希腊城邦政体的演变，提出政体循环的规律，并进而指出了政体变革的动力，认为"从寡头政治到民主，从民主发展到（一个人心所向的领袖的）僭主政治，这一切发展过程的根源是变动，是经济变动。"[9]因此， 柏拉图又是西方历史上最早发现经济对政治的决定作用的思想家。他在晚年所著的《法律篇》中，对理想国家的人口规模、产品分配、婚姻制度、财产制度、政府的组成和产生办法都作出了规定，提出了包括政治、经济、家庭等完整的城邦制度构想。[10]从现代的意义上，可以说是相当典型的政治经济学观点。

亚里士多德的国家学说从论证个人不能离开城邦而生活入手，主张人的本性是合作和群居，"人天生要过城邦生活"。他的一个著名论断是"整体大于部分之和"，把个人与城邦比作四肢与全身，一旦全身被毁，手或足也无法独立地存在。因此国家高于个人，个人应服从城邦。接着，他用目的论来论证国家的全面功能，认为自然不造无用之物，每一件事物都是有目的的。人的目的是过优良的生活，组织的目的是为了实现某种善业，国家的目的是为了最高最广的善业，即使城邦中的每一个成员都能得到适量的财产、强健的体魄和高尚的道德。

亚里士多德谈国家的经济管理职能时，是从国家与家庭的关系入手的。他认为国家是家庭（oikia）的联合而成的， 希腊文oikia 是英文economics的词源，指的是一个由隶属关系组成的单位，包括从属于男人的女人和从属于主人的奴隶。家庭是国家的最小单位，对国家的管理从对家庭的管理开始。管理城邦须首先研究管理家务，家务管理的对象是奴隶，国家管理的对象为自由人，"家务管理由一个君主式的家长掌握，各家家长以君臣形式统率其附从的家属；至于政治家所掌握的则为平等的自由人之间所付托的权威。"[11]家财的运用是家庭内部的事，属于家务管理，但个人获取财产的途径和额度则需要城邦国家的监管，亚里士多德反对以经商的方式无限度地敛财。"在交易中损害他人的财富以牟取自己的利益，这不合自然而是应该受到指责的。"[12]管理国家与管理家务的道理是一样的，即注重善德，不以聚敛财富为惟一的目的。善德的核心是正义，正义的含义是以"城邦整个利益以及全体公民的共同善业为依据。"[13]

亚里士多德是众多学科的奠基人，但他的学科分类中还没有经济学，有关经济（家政）的管理放在伦理学中。他认为，伦理学是关于小善--个人的善的学科，政治学是关于大善--城邦的善的学科。管理活动兼有政治与经济的内容，管理国家与管理家庭的区别在于其所依据的"正义以公共利益为依归。"[14]除了平等的正义之外，亚里士多德还谈到了分配的正义，这也涉及经济问题。在探讨交换的正义时，提出了反垄断的观点，并试图寻求一种定价的公正原则。他从经济学的角度，认为政体是一种城邦公职的分配制度。亚里士多德没有独立的经济学著作，"他主要的工作以及他主要的兴趣，就社会现象而言，都在我们称之为经济社会学或者毋宁说是政治社会学的领域之内，而他将经济社会学与技术意义上的经济学都隶属于政治社会学之下。"[15]

二、政治经济学在近代出现

经济学在近代形成，从一开始就与政治学在国家问题上有重合，政治学和经济学各自从自己的学科角度研究国家，经历了从推崇国家到限制国家的观点演变。

（一）近代早期推崇"强国家"

欧洲中世纪是神权的一统天下，对世俗国家的职能也有所涉及，神学家圣托马斯・阿奎那就曾探讨过国家在形成公平价格时的作用。近代资产阶级崛起后，他们的任务是争取政治权力，以维护个人的权利。政治上推崇世俗权力和民族国家，抬高国家和法律的地位，制度上强调中央集权，"强国家"的主张流行。这个时期政治学高扬国家的地位，经济学则关注国家如何获得财富，以应付对内统治和对外征战的需要，强调国家对经济，特别是贸易的干预。

政治思想集中体现在国家学说中，从"人的眼光"（马克思语）出发是当时的主流思潮，思想家们以人为出发点，强调国家在保卫个人财产和权利方面的作用。这种观点最早的代表之一就是尼・马基雅维利。面对诸侯割据的意大利，他力主建立统一的民族国家，在国家的建立过程中需要借助君主的权力。马基雅维利主张强化国家权力，认为国家并不像古代先哲们所说的那样，以"善"为目的，而是以建立和维护统治权为核心。为了保持国家的权力，君主的行为不受道德的约束，为了实现统治的目的可以不择手段。另一方面，财产是国家的基础，国家必须设法保障每个人的财产和安全。马基雅维利后一个观点又隐含了限制国家行为的意味。"马基雅维利力图揭示社会政治现象的规律性，发现一种国家形式代替另一种国家形式的原因，研究最好的管理形式问题、统治者的权力同人民的关系问题……"[16]这种思想后来发展成为天赋人权说和社会契约论，国家被认为是实现和保护人的天赋权利的力量。

西方的经济学在近代形成的时候是以政治经济学的面目出现的，史称古典政治经济学。政治经济学首次把经济整体的效果评价问题和国家在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提出，认为经济的目标是增加财富，国家的任务是保证财富的增加。近代政治经济学与当时的政治学都关注国家问题，政治学从保护权利的角度研究国家，经济学从财富增长的角度看待国家。最初的政治经济学在16和17世纪的代表是重商主义，重商主义是西欧封建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交替时期的经济政治理论。

重商主义没有把生产当作财富的源泉，而是把商业当作增加财富的途径。重商主义把促进贸易的发展看成是国家最重要的经济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