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凤武：理论的尴尬与出路的探索

理论自身含有矛盾是不可避免的，它既是理论同实际，理论同实践的矛盾的反映，也是理论发展的动力。事实表明，随着人类对世界事物接触的加深和扩大，随着人类实践活动的拓展和变化，包括曾经是科学的、正确的理论在内的既有理论，便越来越难以解释和回答实际、实践提出的新问题了，甚至会越来越暴露出既有理论的缺点乃至错误了。这时，就要求理论向前发展，而理论也正是在修正、克服既有理论中的缺点、错误和在假设、试错中向前发展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发展的历史，都证明了这一点。但是，这里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由于人的思维所固有的某种惯性和堕性，以及在社会生活领域中，某种阶级、阶层、政党、集团、群体、个人的地位、利益的作用，使得一些人易于固守某种解释力已明显低下乃至过时的理论，这就出现了"理论的尴尬"。可见，这里所说的理论的尴尬，指的就是理论人的尴尬。这种理论人的尴尬，突出表现为对过去被忽视了的事实和新出现的事实，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即使承认其存在，也千方百计地将其纳入到自己固守的理论框架之中，硬去"解释"，由此便陷入了尴尬的境地。

在现时代的中国，这种理论尴尬的境况是相当普遍的，不但在主流话语中广泛存在，而且在非主流话语中也存在，只是在主流话语中存在得多些，严重些，不良后果大些。特别是一些靠某种政治权力支持的某些流行言说，既因为不顾理论已陷入尴尬的困境而顽强地去维护，使理论越来越显贫困，又因为唯我独尊地排斥、打压与己不同的其它理论，使那些符合时代要求的新鲜理论难以产生、扎根、开花。目前出现的所谓"打左灯、向右转"的这种弊病，就是这种理论尴尬的重要表现，对正在进行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很不利的。《当代政治言说社会心理分析》这一书稿所要讨论的，主要就是这种理论尴尬的表现，对这种理论尴尬的具体辨析，以及对走出理论尴尬的路径的探索。这种讨论，对于当前正在进行的全方位的改革是有一定价值的。

（一）理论尴尬的表现

流行话语一直在声称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但党和政府对一些重大社会问题的决策、行动，并未总是以其做指导。而令一些人感到吊诡的是，有时不以其为指导，却在实践上取得了对社会发展有益的功效。这就使自称为党和政府的决策、行动服务的流行话语，陷入尴尬的境地。

1、在公认是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直接了当地指明："……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消灭私有制。"（按：因绝大多数引文的出处已在书稿中注明，故不再重注）一般说来，这种观点，贯穿于他们一生著述的始终，并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但是在我国的改革开放中，党和政府在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把已经被消灭了的私有制，又"请了回来"。对此，一些理论人通过费神费力的"思辨"，仍在那里理直气壮地辩护说，这种正确决定正是"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做出的，这自然使自己陷入了尴尬的境地。马克思和恩格斯明确地肯定了这一思想："共产主义要消灭买卖"，"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被消除。"这一观点，是他们终生都在坚守着的。但是在我国的改革开放中，党和政府在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经过一番讨论和摸索后，果断地决定扩展了原已大大萎缩了的商品经济，以致采用了当代世界各国通用的提法--市场经济，并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做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对此，人们不禁要问：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决策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做出来的吗？一些理论人显得尴尬，采取"不作声"的态度，似乎这也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结果。马克思和恩格斯讲过："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恩格斯在马克思去世后，加注指明"这是指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即使加上这一补充，他们强调的仍然是阶级之间的斗争。可见，阶级斗争学说，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但是在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新的阶级分化已趋明显时，党和政府强调的是包括阶级之间在内的各种群体之间的合作，要求建立起和谐社会来，而这无疑是正确的。对此，一些理论人还是在三十年前的那个"阶级斗争已不是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的判断上徘徊，使自己在新事实、新变化面前陷入尴尬的境地。流行话语还习惯于把一些有价值的学科、观点贴上马克思主义的标签，如有所谓"马克思主义新闻学"、"马克思主义新闻观"、"马克思主义决策学"、"马克思主义决策观"等，并随意套在自己所宣扬的理论上。以新闻学、新闻观而论，通晓《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学者都知道，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生很少谈论新闻事业和新闻工作，在他们早年谈及新闻领域时，主张的也是新闻的自由、真实和正确地反映社会现实，反对的是普鲁士专制主义国家对新闻自由和揭露黑暗现实的压制。今天，有的理论人步左倾错误泛滥年代大谈被歪曲了的"阶级观点"的后尘，把被歪曲了的"党性原则"说成是马克思主义的新闻观的基本原则，这就与事实不相符合了。有人甚至把利用新闻报道宣扬色情暴力和敲诈勒索等犯罪行为，说成是"违反了马克思主义的新闻观"，实在是言不及义、过于离谱了。若问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那里讲过党性原则是新闻工作的基本原则，这些理论人只能陷入尴尬的境地，即使用"逻辑的推演"和"无尽的联想"，也无济于事。

2、在被多数人认为是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支派或正统支派--列宁主义的理论中，关于帝国主义、战争和无产阶级革命、专政的理论，占有中心的地位。列宁在二十世纪初，继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希法亭之后，断定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上进入了垄断阶段，而这一阶段被他称为帝国主义阶段，认为这是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在他看来，资本主义在这个阶段不但是寄生的、腐朽的，而且已经垂死。同时，他还断定："现在资本家不仅要用战争来争夺东西，而且为了保存资本主义，他们非打仗不可。"他认为"战争不可避免"的理论，不但适用于帝国主义国家之间，而且适用于帝国主义国家内部的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甚至适应于帝国主义国家与刚建立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之间。他认为世界既已进入了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摧毁资本主义的世界革命就必然到来，在资本主义的废墟上，必将建立起无产阶级专政来。他在同考茨基的论战中，甚至把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抬高到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之点"的地位，断定是否承认它，是检验一个社会主义者是否马克思主义者的"试金石"。他认为，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阶级斗争更为尖锐和激烈，不但在本国内而且在国际上，都是如此。他要求将一国专政，通过世界革命，发展为"国际专政"。列宁主义的这些"基本原理"，在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已经理所当然地不再被党和政府采用了。今天，全党同志已不认为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了，也不认为资本主义是垂死的了，对内基本山不搞阶级斗争了，对外也不再讲那个国家是帝国主义国家，更不去鼓动"世界革命"、"暴力革命"了。我国实行的是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本内容的和平外交政策，而不实行以推行世界革命为目标的革命外交政策。发扬"奥运精神"，倡导"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追求合作双赢，成了全党全民的共识。在这种情况下，硬说我们的决策是以列宁主义为指导的，怎么能不陷入尴尬的境地呢？有理论人谈到我国还在实行无产阶专政的原则，而这一原则是列宁最为强调的。但问题不在于书面上的某种说法，而在于实际的内容。本来，列宁指的是阶级对阶级的专政，试想，现时的中国，是那个阶级向那个阶级实行了专政呢？都不是。我们实行的是列宁所忽视的以法治国的正确方针，不管你是那个阶级的，谁犯法，都不行，这不叫什么专政，而是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3、被普遍认为是列宁主义的重要一支--毛泽东思想，本来是关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它包括通过武装斗争，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的理论；包括革命军队的建设和军事战略的理论；包括政策和策略的理论；包括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的理论；包括关于党的建设的理论。这在建国前延安时期召开的中共七大刘少奇的报告中，得到了较为全面的总结和论述。正是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中国的民主革命取得了尽人皆知的胜利。即使在建国初期，尽管由于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并不认可毛泽东思想的提法，根据毛泽东本人的提议，在党的文件中不再提毛泽东思想了，但毛泽东思想仍在较为成功地指导着中国的革命与建设事业和各方面的工作，并取得了不可否认的伟大成就。然而，在1957年夏季后，毛泽东思想的提法又悄然被提了出来，并在宣传上逐渐得到了强化，及至"文革"，达到了狂热的程度。在"文革"高潮时召开的中共九大林彪的报告中，全面地论述了毛泽东思想的内含。这个被说成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新阶段的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可以概括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按照这一理论，就是要通过跃进的方式，尽快建成实际上是农业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社会来。就是要以阶级斗争为纲，打倒一切敢于质疑和反对这样做的"阶级敌人"，特别是那些善于思考问题的知识分子和党内有相当政治经验的负责干部。为了打倒他们，便使用了"资产阶级"这顶帽子。即使闹得天下大乱，也在所不惜。因为这样做终归可以弄得全党全国都得听毛泽东一个人的话，党内外雅雀无声，便达到"天下大治"了。人们这里遇到了两个对"毛泽东思想"的诠释，而这两个诠释，都是毛泽东本人在场，由两个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分别通过的。两个诠释之原则不同，是公认的，问题是在于那个内容是正确或基本正确的，那个内容是错误或基本错误的，以便于取舍。党在1981年6月做出的那个著名的《决议》，秉承全党同志的意志，正确地选择了前者，摒弃了后者。流行话语至今坚持对被诠释了的内容正确的毛泽东思想，无疑是有道理并可以理解的。但在形式上，使用毛泽东思想这一概念，却带来了这样的问题：刘少奇所诠释的概念的内容，指导了如从遵义会议算起大约22年左右的时间，而林彪所诠释的概念的内容，指导了如从反右派算起大约20年左右的时间，两者都曾冠上同一个人的名字，有什么理由一定要把内容正确的冠以毛泽东思想，而把内容错误的不冠以毛泽东思想呢？回答这一问题，必然使流行话语陷入尴尬的境地。三十多年来，在消除这种尴尬上，党做出了许多努力，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功。在粉碎"四人帮"后不久的拨乱反正中，党内外的一些先觉者，对毛泽东的严重左倾错误及其危害表现出了强烈义愤，并进行了严肃批判。但当时有些干部和群众仍未完全摆脱个人崇拜的精神枷锁，而"四人帮"的残渣余孽，还在利用这种精神枷锁，或兴风作浪，或窥视时机，以求一逞。这样，具有丰富斗争经验的邓小平、陈云、胡耀邦等老革命家，便明确肯定了内容正确而为刘少奇所诠释的毛泽东思想，并将其当做旗帜加以高举。他们深知，这里的内容主要是民主革命时期的，多数不能直接用来指导当前的社会主义事业。但这里体现出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等原则，却是十分重要的。《决议》中将这三项原则，说成是"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不但显得很有见地，而且能以自圆其说。与此同时，把内容错误而为林彪所诠释的毛泽东思想，以及包括毛泽东本人晚年思想在内的一切错误的言论，统统排除在毛泽东思想之外。问题提得明确和果断，这在当时是起到了重要的积极作用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全党认识水平的提高，使这样的问题摆在了理论人的面前：诚然毛泽东思想非毛泽东一人所创，但做为主创者，他在晚年的思想，既已成系统而非支言片语，其政治理念和政治路线，有着哲学方法论和伦理道德上的根源与支撑，且长达二十年左右的时间，怎么能轻率地从毛泽东思想中排出呢？他在晚年的思想，指导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时间，几乎与他在中年的思想，指导中国民主革命事业的时间大体相同，而且民主革命时期与社会主义时期相比，已属"过去时"，对于国人来说，社会主义时期正是"现在时"。这样，流行话语仅仅因为毛泽东晚年的思想在总体上是错误的和有害的，就说晚年毛泽东的思想不是毛泽东思想，而中年毛泽东的思想因为是正确的和有益的才是毛泽东思想，这种说法不足以摆脱尴尬的境地。

（二）理论尴尬的辨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