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智环：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研究述论

当今世界全球化进程中一体化与离散化趋势并存，而绝大多数多民族国家中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亦并不总是一致。由此，学术界特别是西方学者的许多研究成果多聚焦在全球化、现代化的背景下民族认同的负面功能及其与国家认同的矛盾和冲突上。与之相对应的是，作为具有悠久历史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国在其发展的各个时期各个民族的内部认同也都在不断发展。特别是目前中国正处于社会变革时期，现代化过程给相对较为传统和封闭的少数民族地区带来的种种震荡和变化，产生了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之间的矛盾，有的甚至影响了部分少数民族已有的国家认同。这种状况，令许多中国学者开始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反思中国作为多民族国家其内部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所面临的现实问题。

一、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概念

(一)认同的内涵

“认同”(identity)，源自于拉丁文idem，原意为“相同”或“同一”，16世纪在英语中出现。起初主要用于代数和逻辑学，从洛克时代开始，identity与哲学中的认识主体问题发生了关联[1]。而现代心理学意义上的“认同”一词最早是由弗洛伊德提出，最后在埃里克森的同一性理论中得到了发展。

心理学研究表明，“认同”是人类的基本特性之一，是某种深刻的、基础的、持久的或根本的东西，区别于“自我”表面的、偶然的、易变的内容和表征。弗洛伊德认为，认同仅仅是一种心理防御机制，是个人与他人、群体或模仿人物在情感上、心理上趋同的过程[2]。詹姆士指出，个体认同于群体的过程其实就是个体把群体的规则内化的过程[3]。而社会学和政治学领域，学者们则强调身份和集体认同对个人行为的深刻影响，总是把“认同”当作“原因”或者“动力”，用来解释群体特性、感情和行为等社会政治现象[4]。芒茨爱拉特・吉博诺总结了“认同”的三个功能：“其一是做出选择；其二是与他人建立起可能的关系；其三是使人获得力量和复原力”。认同因此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人们的行为方式与准则，“认同”问题研究对于人类个体和人类社会研究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5]。

(二)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概念

民族认同(有时也称为族群认同)是民族发展进程中的一种客观现象，这一概念最早出现于18世纪启蒙运动时期。马林诺夫斯基认为，“认同”涵义在民族研究领域内衍生出了“民族认同”的概念[6]。之后的学者们不断地为民族认同的概念做界定，如安东尼・史密斯认为，“民族认同”(ethnical identity或national identity)这个术语取代了先前的两个术语：“民族特点”(national character)和“民族意识”(national consciousness)[7]。美国学者迈尔威利・斯徒沃德强调，民族认同是指某一民族共同体的成员将自己和他人认同为同一民族，对这一民族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持接近态度[8]；卡尔拉主张民族认同是指个体对本民族的信念、态度以及对其民族身份的承认，并且这种群体水平上的认同一般有四个基本要素，即群体认识、群体态度、群体行为和群体归属感[9]；我国多数学者认为，民族认同主要指一个民族的人们对其自然及文化倾向性的认可与共识[5]等。我们看到，学者们对民族认同概念的界定，均比较侧重于文化与情感因素。因而，近年来学术界形成了较为一致的简单表述，即民族认同就是民族的身份确认，指成员对自己所属民族的认知和情感依附。

而国家认同概念，则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的行为革命时期的政治学领域。如果说学者们对民族认同概念的界定体现出某种程度上的“文化多样性”色彩的话，这主要是因为民族认同较多地依赖于体貌特征、共同记忆、血缘关系和历史文化传统等特征性要素。而他们对国家认同概念的解释则相对统一，即国家认同是指一个国家的公民对自己祖国的历史文化传统、道德价值观、理想信念、国家主权等的认同，即国民认同。国家认同是一种重要的国民意识，是维系一国存在和发展的重要纽带。国家认同实质上是一个民族确认自己的国族身份，将自己的民族自觉归属于国家，形成捍卫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的主体意识[5]。也就是说，国家认同主要体现为个体或群体在心理上认为自己归属于某一国家这一政治共同体，意识到自己具有该国成员的身份资格，它是现代国家的合法性基础，为国家维系自身的统一性、独特性和连续性提供重要保障[10]。

简而言之，认同是社会成员对自己某种群体归属的认知和感情依附。在此基础上产生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则是社会成员因其自身隶属于不同的民族、国家而产生的归属认知和感情依附。

二、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研究的焦点问题

自20世纪中期以来，认同问题一直备受学界关注。在当代多民族国家中，社会成员的认同主要分为两种类型，即侧重于文化归属的民族认同和强调政治归属的国家认同。但目前全球化作为重建世界经济体系、政治格局以及文化形态的重要力量，已经成为影响一国内部民族认同问题的重要变量。因而当前国内外研究者的研究成果多集中在全球化、现代化背景下，多民族国家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认同危机上。具体说来，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焦点问题上。

其一，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是冲突还是一致

主张二者具有一致性的学者认为，民族认同是国家认同的前提和文化根基。其理由是：作为局部的、游离性的民族认同并不先于国家认同而存在，却是后者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正如霍布斯鲍姆所说，族群的群体意识与国家的关系十分微妙；往往先有政治国家，然后由国家创造出一种强烈的群体意识[11]。并且，多民族国家对强调血缘、语言及地域特征等文化因素的民族认同的包容和正确引导，将缩小各民族成员的心理距离，更好地体现国家一体的观念。就此，艾丽斯・杨曾指出：“国家认同与族群认同并非是对立的、排斥的，而是两者兼容的”[12]。此外亦有学者指出，还存在某些现代民族(族群)是在国家框架内形成和确认自己的身份和认同的情况，比如新中国的民族识别[4]。

持相反观点的学者则倾向于挖掘存在于二者之间的张力。他们强调，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从本质上说是相互对立和矛盾的事物，因为国家整合要求放弃民族(或族群)特性，而每个民族(或族群)都有其独特的权利要求。这一论点在冷战结束后，长期性的民族政治冲突波及全球的社会背景下，发展成为“冲突论”。其核心内容是：在处理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关系过程中，通过忽视、压制乃至消除民族差异性或异质性要素的方式，打造统一的政治共同体和国家民族，实现国家的同质性建构[13]。显然，这一主张有推销文化霸权主义的嫌疑。比如，亨廷顿在《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一书中，把美国的国家认同描述成是由白人新教徒群体所传承的文化体系，并视其为美国文化的主流和国家特性或国民身份的象征。――这无异于否定其他民族及其文化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否定美国社会中民族差异性或异质性存在的事实[14]。同时必须要指出的是，政治实践领域“主体民族化”政策的执行效果也并不佳，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在非洲大陆和东南亚地区)，因此而产生的国内民族矛盾与冲突此起彼伏。

其二，二者之间价值地位高低问题

显而易见，这一问题与第一个焦点(二者冲突还是一致)关系密切：冲突意味着二者之间在价值地位上必有高低之分，而一致则标志着相辅相成、互为补充的实际过程。上世纪人类政治实践中的两大现象――民族国家建立(民族独立)与多民族国家整合，可以分别视为民族认同优先与国家认同优先的个案情况。事实上，黑格尔于1830-1831年，在柏林大学所作的著名讲演中就指出：“国家是存在于地上的神圣理念”。“真理是普遍的和主观的意志的统一；一般概念只有在国家中才能发现”。由黑格尔的论述，我们有理由推断在他的观念中，国家认同应高于民族认同；但是，苏联解体、东欧剧变而引发的第三次民族主义浪潮，却强烈冲击着这一传统的国家认同观念，进而包括部分学者在内的相关人士提出，民族认同应高于国家认同，国家认同没有资格同化或凌驾于民族认同之上。但这一观点的发展却成为了多民族国家内部因民族复兴运动而形成离散化趋势的理论根源。

事实上，就民族认同本身的性质而言，其对于国家认同是具有依赖性的：“它要么在抵抗现存国家认同的斗争中强化自己(作为国家认同的反对者)，要么从属于国家认同而存在(作为国家认同的忠诚者)，要么则导向新的国家认同(创建新的国家)。在政治实践中，当今世界没有任何族群或族群成员能够离开国家而独立生存，无论是在政治安全和经济依赖的意义上，还是在地理学的意义上，概不例外[4]。”有鉴于此，近二十年来不断有学者提出新的观点和看法，他们对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二者之间的关系或做补充修正或重新定位，归纳起来其主要内容为：诉求国家认同必须以尊重民族认同为前提，民族认同可借助于国家认同实现合作与双赢。

其三，民族认同、国家认同与文化适应的关系

由于民族与国家属于两个不同层次的认同取向，理论上出现了二者之间冲突与矛盾以及价值地位的高低之争。实践中同样存在着多民族国家内部面临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失谐状态，这种失谐状态的存在原因除了民族与国家固有的差异以及经济因素之外，更重要的是文化心理因素，由此而引发了一个问题――文化适应。

文化适应是个体与其他文化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出现的一个多纬度适应过程。瑞菲尔德等认为，文化适应是指两种具有不同文化的群体在连续接触的过程中所导致的两种文化模式的变化[15]。结合认同失谐的主题来说，当一些民族或族群进入现代化阶段，其不断感受到社会结构和传统文化解体的危机，而产生了对外来先进文化一体化的情绪化抗拒。强烈的民族认同也就自然成为宣泄痛苦情绪的一种表达方式。进而，为保持自身民族文化传统的纯洁性、连续性及优越感，形成了对民族同一性的强烈追求。我国学者对此也做出过阐述，比如张友国曾指出“尽管多民族国家的中央政府力图把自己的语言和文化在尽可能广泛的意义上传输给全体国民，但这种理想在中央政府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外的一些边缘地区总是难以实现……日后的外来因素即使在构成对边缘文化自下而上的危险的同时，也作为一种刺激，促进边缘地区民族集团采取相应的集团行动来保卫传统文化和地方惯例。[16]”

另一方面，全球化进程也使得文化适应问题在认同研究中的重要性日益彰显。因为不断扩张的全球化不仅超越了传统民族国家的权力框架，对国家主权造成了致命的冲击，更毫不留情地破坏着不同文化之间的边界，削弱文化多元的根基，威胁民族认同的合理层面。正如萨林斯所说，全球化威胁着族群认同，也威胁着国家认同[17]。

三、当代中国认同研究之现状

1.源于西方理论的中国认同研究

认同研究自上世纪90年代初期被引入到中国，尤其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多民族国家内部因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矛盾与冲突所导致的认同危机，使得认同研究逐渐成为了中国学术界研究的热点问题。当代中国的认同研究主要源于西方理论，首先是从介绍西方理论开始的：部分有着在国外著名学府求学经历和语言优势的中国学者，因其较早了解了国外认同研究的动态和最新理论，将这些信息通过其翻译的著作介绍到中国来[1]。还有部分学者通过较为系统详实地梳理和解说，较为客观地比较和评价西方的认同理论与研究[2]。在这种理论背景的基础上，有些学者们开始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反思中国作为多民族国家其内部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所面临的现实问题[3]。

2.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关系的合理表述

正如钱雪梅所说：“任何形式的对抗都不能彻底解决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之间的张力或矛盾，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的长期并存不仅是世界真实的历史，也是我们真实的未来[4]。”有学者在上世纪90年代就已提出：“实际上，在多民族国家中，族群认同和国家认同是相辅相成、互为补充的[18]。”而张永红等学者对此所做的解释性阐述也颇为深刻：“族群认同固然重要，但它关注的只是个别群体的存在价值。族群权利的实现绝对不能依靠个别群体，社会共同体的整体利益也同样不能指望少数族群来维护。而这些问题的解决只能借助主权国家的作用。在当今世界上，主权国家越来越成为实现集体目的的积极工具。正因为如此，少数族群成员的族群认同必须要上升为一种与基于国家主权的国家认同，才能真正解决少数族群与国家之间的两难处境[19]。”

综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