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琳・阿莱恩 蒂姆・贝尔：政党与利益集团

摘要：“ 政党与利益集团之间的关系对民主治理的类型有重大影响” 的观点得到广泛赞同。此类关系是政党组织发展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也被多数人视为过去 50年最有影响的两大政党理论必不可少的内容。这两大政党理论就是奥托 ・ 基希海默尔( Otto Kirchheimer) 的“全方位政党”理论，以及理查德・卡茨 ( Richard Katz) 和彼得・梅尔 ( Peter Mair) 的“ 卡特尔政党” 理论。

美国政治科学协会政治组织和政党分会官方杂志 《政党政治》( Party Politics) 2012年第 1 期以“ 政党与利益集团”为主题刊发了一组文章，探讨了政党与利益集团之间的关系，验证了卡特尔政党理论。本文为本期专栏的特约编辑艾琳 ・阿莱恩 (Elin H．Allern，挪威奥斯陆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和蒂姆・贝尔 ( Tim Bale，英国苏塞克斯大学政治学教授)所作的评论。在评论中，作者围绕政党与利益集团关系的类型、政党与利益集团关系的驱动力，对专栏的文章进行了介绍与点评，并指出了研究政党与利益集团关系问题的必要性、重要性及未来研究的方向与重点。在评论之后，是专栏五篇文章的主要情况。

“ 政党与利益集团之间的关系对民主治理的类型有重大影响” 的观点得到广泛赞同。此类关系是政党组织发展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也被多数人视为过去 50年最有影响的两大政党理论必不可少的内容。这两大政党理论就是奥托 ・ 基希海默尔(OttoKirchheimer) 的“ 全方位政党”理论，以及理查德・卡茨 ( Richard Katz) 和彼得・梅尔 ( Peter Mair) 的“ 卡特尔政党” 理论。

20世纪，以阶级身份认同的模糊化和电子媒体逐渐变得无处不在为背景，西方政党从相对封闭的团体变为更为开放的、专业驱动的结构，与特定利益集团建立或强化紧密关系的动力变小。早在20 世纪 60 年代，基希海默尔在他关于所谓的群众型政党终结、全方位政党兴起的著作中认为，政党与利益集团的关系在未来将变得更为松散。在大约30年后关于卡特尔政党的著作中，卡茨和梅尔则指出，一些发展 － － 最为显著的是不断增加的公共资助的可能性 ( 伴随传统政党支持的下降)－－使情况进一步发生了变化：在出现渗入国家 ( 同时也被国家所渗透) 的迹象后，作为组织的政党将会 ( 实际上已经开始) 在很大程度上远离 (如果不是彻底分开的话) 利益集团；或者，如果没有此类联合要发展的话，将会懒于培育新的联合。据说，政党不再扮演特定利益集团代理人的角色，利益集团会对任何执政党提出要求。另外，从总体上讲，在新民主国家，政党与利益集团的联合趋于变弱。

当然，关于政党与利益集团之间的联合弱化的观点并非一定是卡茨和梅尔的“ 卡特尔政党”

理论中最重要的方面，也不是最受争议的部分，但却是值得进一步实证探讨的内容，因为它触及了政党的一项基本功能，即政党代表社会需求和愿望并将之转化成纲领和政策 (选民能因之作出有意义的区分和决定)的意愿和能力。另外，有关政党与利益集团关系的研究既证实了传统紧密关系的总体下降趋势，也表明不同国家、不同政党之间存在许多差异。因此，至少乍看起来，事情并不像此领域的一些人所想象的那样确凿无疑。该议题应该引起那些对卡特尔政党理论感兴趣的人们的好奇心。

政党与利益集团关系的类型

关于政党与利益集团关系的类型 ( 政党与利益集团之间联合的强度如何？ 政党与哪些利益集团相联合？ 等等)，本专栏的论文能让我们得出一些普遍性结论。其中两篇关注了历时性变化。一篇涉及一个北欧发达民主国家近一个世纪的历程，即克里斯蒂安森( Flemming J.Christiansen) 关于 20 世纪 20年代以来丹麦政党与利益集团关系的研究。第一，它表明二者之间联合的强度有明显的下降，社民党与工会之间尤为明显；第二，它展示了一幅更为细致的图画，政党与利益集团关系的隔断不仅发生在不同时段 ( 经常早于或大大晚于预期) ，而且很少有彻底的断绝。另一篇涉及了南欧地区一个大约30年前从独裁转向民主的新民主国家，即罗经( T?nia Verge)关于西班牙的研究。它表明，西班牙不同时期的不同政党间较少存在变化与差异。实际上，政党之间非常相像，或许彼此之间旗鼓相当。但这种相似却未向希望的方向发展，不同政治谱系的政党非但未以一些受卡特尔政党理论影响的研究所预测的方式与利益集团发展联合；相反，却试图锻造利益集团。作为其对公民社会的策略的一部分，政党力图将其党员置入利益集团，并鼓励利益集团成员代表政党。政党也创建了自己的外围团体 (有些人认为是人为的，有些人则考虑到相关组织悠久而辉煌的历史而不同意人为的观点) 。总体而言，随着时间的推移，正式 ( 法定)的联合弱化，但近年来政党却试图鼓励自治组织在制定政策等方面与自己合作。

另两篇论文没有考察政党与利益集团关系的发展，却参与了由卡特尔政党理论引发的讨论。通过考察政党对公民社会组织提供国家资助的模式，杰拉里 ( Carlos Jalali) 等人研究了葡萄牙的案例。他们也发现了政党和利益集团之间关系的一些迹象 ( 在很大程度上靠利益驱动)。对于政府资助的分析表明，政党利用恩赐资源面对公民社会。对葡萄牙的研究认为，为了开发公共资源以实现自身目标及补偿其虚弱的社会基础，政党“渗入”国家之中，为新背景下卡特尔政党理论主张的一个基本方面提供了支持。研究还发现，政党充当了社会与国家的中间人角色，却很难判断它们培养的关系是否牵涉比“政党执政时转让资金” 更多的内容。

显然，关于南欧国家的两项研究以非常不同的方式量度了政党与利益集团之间的关系。在西班牙和葡萄牙政党与利益集团联合( 或试图发生联合)的程度方面，似乎存在差异。此类差异的存在并不能进一步强化已有研究中出现的国家差异的印象。克里斯蒂安森关于丹麦的研究也是如此，它暗示不仅不同时间而且不同空间之间存在差异。案例研究还表明，在与利益集团的关系问题上，不同制度体系中的政党，即使明显归属同一政党类型(如西班牙和丹麦的保守党) ，也并不必然地持有同样的观点，它们与此类团体建立联系的努力也并不必然地获得同样的成就。

拉斯马森 ( Anne Rasmussen)从丹麦、荷兰与英国利益集团的视角探讨了政党与利益集团之间的关系，他的研究表明，利益集团对政党的态度受国别影响较小。多数人认为，当涉及欧盟 ( 与国内政策相比)问题时，国家党的重要性非常小。但有意思的是，在欧盟政策制定的过程中，并不存在与布鲁塞尔和斯特拉斯堡的直接联系完全排挤掉对国家党的依赖的迹象。实际上，那些被认为最为“欧盟化了” 的团体最有可能加强与国家党的合作。对欧盟政治的研究强调了政党与利益集团是否在事实上真正由以议题为基础的常规接触而非仅由组织纽带联合在一起的问题。

无论如何，明确的是，在政党与利益集团实现全面整合和二者完全分离之间存在很多中间状态。总之，与以前关于民主的研究一道，本专栏提供了足够的证据，让我们对与卡特尔化政党的一种一般倾向(即不同国家不同政党与利益集团的虚弱联合)的合理性进行质疑。在类似西班牙的新民主国家，对国家援助的依赖更加强烈，公民社会更加虚弱，政党与利益集团的联合以一种有意义的方式发展起来。应该注意的是，我们关注的是二者之间在全国政治层面的关系。此类关系并不必然地将政党与大型普通民众团体联合在一起。因而，所揭示的联合是真正深深扎根于社会的一种象征，还是主要作为较为狭隘的精英群体内部合作的象征，尚待进一步观察。

关于政党与利益集团关系自身概念的问题，也需要再稍着笔墨。这些论文考察了一系列的认识和指标，但是并未妄作明确的一般性结论，而是使我们能够批判性地审视“政党与利益集团关系”的概念。克里斯蒂安森、罗经观察了政党与利益集团之间组织化的联合和非组织化的联合，拉斯马森研究了利益集团在政策方面对政党的依赖，杰拉里等人建议通过金钱来衡量它们之间的关系(但又不排除资源流动反映更深层联合的可能性) 。这引发了政党与利益集团之间的关系究竟由什么构成以及两者之间关系恶化或瓦解 ( 或者变化) 的问题。

在西班牙和丹麦的案例研究中，金钱是一种因变量。但是，与“ 今天的政党究竟是卡特尔式结构还是内嵌式机构” 的指标相比，所有其他用到的指标都一样重要吗？在理论上，正式的或法定的关系或许毫无政治价值，但也可以认为，为了使其真正 ( 或者至少是更为)真实，一种关系需要形式方面的因素。如果前者是真的话，鉴于工会和政党均不再在对方主体部分拥有代表，丹麦社民党国会议员中有工会背景的部分 70年未变的事实并不具有很大价值。如果后者为真，正式的指标是不切实际的理想，我们就一定不能发现任何分离迹象吗？事实上，对丹麦和西班牙案例的研究能够用来再次提醒我们，政党与利益集团之间正式 ( 法定) 联合的终结与二者分离远不是一回事。

在那些政党似乎无法找到共事的合适团体因而决定走出去并创建相应团体的地方( 如西班牙) 会怎样？ 是否为“ 当前政党缺乏社会基础” 的假设提供了更多证明？换句话说，我们是否陷入过于坚持“ 只有过去有关的安排才真正有价值” 的危险 － － 正如那些坚持认为“ 为了实现公有制，社会主义政党只能是社会主义者”的人一样？ 同理，我们是否仍然怀疑必然象征一种表面联合 ( 仅仅算得上“ 联合”) 的金钱关系？或者，正如对游说议员的团体的研究所指出的那样，金钱或多或少是政治承诺的一项指标？

这些案例研究或许不能回答所有问题，但它们的确表明了继续探讨政党与利益集团之间的关系究竟意味着什么以及如何估量二者关系的紧密度或疏离度的必要性。对于政党与利益集团关系的所有方面是否削弱到同等程度、各种各样的变化在多大程度上关系到政党如何运作的问题，有必要进一步研究并获得更多的发现。

政党与利益集团关系的驱动力

本专栏的第二个主要问题涉及对政党与利益集团关系有重大影响的因素。换句话说，驱动政党选择与利益集团保持亲密关系或较大距离甚至与之分离的条件是什么？变化的动力何在？在全方位政党理论和卡特尔政党理论那里，相关假设是，政党与利益集团间的关系受制度结构发展的影响。在绝大多数西方民主国家，制度结构发展几乎在同样的时间以同样的方式影响着绝大多数主流政党。本专栏的论文强调，自群众型政党的“黄金时代”以来，即使政党与利益集团之间的许多关系变弱，该领域仍然存在重大变化与差异。由于只有其中的一篇论文对一个发达民主国家进行了纵向研究，因而这些论文不能使我们准确地描述变化的原动力。这些案例研究也未向我们提供足够多的案例国家，以明确识别和解释国别差异或者新旧民主国家间的任何制度性不同或者历史因素的可能影响。但与以往的研究一起，这些案例研究确实使人们对制度结构的发展几乎必然导致政党与利益集团关系变化的假设产生了怀疑。

通过研究丹麦不同时期的所有政党，克里斯蒂安森挑战了上述假设。他发现，旧关系的弱化实际上发生在不同时期的不同政党身上，这似乎与它们受社会和国家总体发展驱动的思想不相符合。受理性选择理论的启发，他探讨了研究每种关系所涉及的具体成本与收益发展状况的功用。以温和理性选择理论为基础，交换模型检测了四组政党和利益集团，所发现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证实了模型的期望，即分离时机的选择似乎依赖于作为谋求特定目标的政治角色的双方获取自对方的资源。成本收益计算似乎只是受政党环境结构变化的影响而非由其决定。

罗经认为，在西班牙，政党与利益集团之间存在重要的联合。这些联合由政党发起，尽管其重要性可能会受到新民主国家典型发展 ( 如引入大量国家资助)的削弱。她提醒人们，政党与利益集团关系的类型将受到双方偏好的影响，两者的联合很有可能受到利益集团依赖国家、公职任命是否是政治性的程度的扭曲。她还认为，同其组织传统和意识形态(行为模式) 有关，西班牙各政党之间存在不同。即使右翼政党在利益集团的支持或赞同下提出了左翼政党的关切，政治领域的“ 撞衫”仍然是相当不寻常的。西班牙政党寻求与那些传统上和自己有类似意识形态的利益集团建立密切联系，对那些在政策方面较少有共同之处的利益集团则非常冷淡或至少保持中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