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自立：革命复辟论

一，革命与原则

兰克（Leopoldvon Ranke）著作到中国，有过近一个世纪历史，且对很多中国历史学家产生过影响。他的历史观虽称为客观主义，却留下浓厚的德国观念风格，如，他关于各个时代与上帝意志之关系；各个时代进步、衰落各事其势，等等。阅读兰克，尤其是阅读他的历史时代论，给人非常清晰和明确的印象。这些印象串连起来，人们可以看到的是西方历史上几大因素作用其中的那些兴亡起落。其中，宗教和世俗（政治）层面的主位转换；教皇和国王之间的权力交替；政治层面之议会的力量和国王，人民，贵族之间的运作斗争；乃至民族和国家新起的地理概念和经济概念等，都或多或少成为兰克解读世界历史的支柱。而革命这个概念和这些事件，又围绕政教权分和民族兴衰，成为引导或者引退民族国家政治走向的引擎和动力。这里，我们看到的主要是英国革命和法国革命--顺便言之，美国革命刚好和英、法革命事成对比--也就是说，从革命制约论和不制约论这个角度看问题，只有美国革命才比较清晰和比较彻底地制约了革命走向权腐和独裁的势头，成为历史上革命首善论的、几乎是唯一榜样和典范。这个断言不是幽默和空言，其观点支撑完全对比英国革命和法国革命之最后无制约论。这个无制约论的含义有两重。一是，英、法革命，都是以恢复议会和人民权力为暴动动机，而这个动机产生的载体不是创造和杜撰之，而是遵循历史的回顾和记忆（文本，律治，契约和经则）之老诉求和旧原则；也就是托克维尔所谓"旧制度和大革命"之间的转换逻辑--这个转换逻辑在伯克，基佐和兰克的笔下都有发挥--这些原则就是，革命之可能性和现实性，不是由启蒙或者复兴之文化观念输导之，舆引之，革命只是要回到被某届政府和皇帝废黜和延宕的权力分梳机关运作中去--而启蒙运动和解放战争往往适逢其反。这样，本来就存在的革命载体，其分治，自治和政－教权衡这些因素，自然被极大地调动起来，并且在阶级，阶层，领袖（独裁寡头）和人民的操作下一忽而起，做到了改天换地甚至废天换地（这里的"天"自然是宗教道统）--终于使得革命过程处于废止和继承传统的拉力赛中；所幸英、法革命不以革命结束而以复辟完成，（含其体制，其文化，其宗教－载体：教会……之完成）；也就是说，这些革命通过复辟完成了革命诉求（或言革命前诉求）而非其他。

二，这些依靠革命前载体分梳之自由状态和不自由状态之交杂，又经历了革命过程中的纵横捭阖和消长起伏，最后，多半以消除和消灭革命前和革命中之治衡状态而导致新的独裁--这种独裁比较革命前的半独裁半自由状态更加不如--比如，当基佐叙述英国革命的时候，他看到了这种革命后议会权力削弱，人民权力式微和宗教影响递减的、其实是反革命结果--这样，英国人最终不会接受这样一种革命结果的努力，且迅速以查理二世代替了克伦威尔这个革命和反革命的双料货色，而"弑君者"这个历史污名成为敲定克伦威尔的耻辱柱--英国一向以来之保守主义的文化选则和政治定位就是如此--也就是说英国之议会大于高于皇帝的传统最终成为现实。克伦威尔不过是英国革命之反文化、反制约、反议会的反传统主义者。这个人成为英国历史的偶然。而在法国，这样的革命无制约论，结果发展到罗伯斯庇尔的革命"法制"乃至无法无天。于是，事情也是如法炮制。拿破仑出来废弃了无制约论，而代替以共和－皇权之双料货色，并在民族和国家概念上混淆了革命独裁论和革命法制论，乃至革命宗教论（见夏多布里昂之外交和宗教努力……），创造了传统（皇权）和共和一位的新法兰西（就像贝多芬创造了人权－《英雄》和神尚－贝九--也就是，人文和上帝之一位）。于是，拿破仑比较克伦威尔更加符合了革命制约论而非无法无天。只有美国革命以华盛顿之位让于民的制约保障和保存精神，操作出来一套驴－象竞争、对峙、和协的民主体制而避免了克伦威尔和拿破仑现象。但是，我们看到，正是因为无论是英、还是法，他们的政治宗教文化体制中存在着一种大于革命和多于独裁的分权结构和制约机制，于是，其革命者也好，独裁者也罢，即便闹起革命，施行暴力和独裁于一时，可他们依然最终无法无法无天。这是事情的根本。之所以就连革命也无法闹出持久的无法无天，就是因为，他们的法，早于革命--他们的天，大于革命。而这也正是兰克等人叙述历史的依据和风格即革命观和反革命观之出台的深刻背景。这个背景，如果衍生到毫无意义的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事情就看得更加清楚。俄国革命正是因为他们的政治结构和宗教结构之缺憾和疏漏，造就了俄罗斯早期议会人众和革命暴徒结合的非驴非马方式，以至于列宁就是依靠议员－人民－民粹暴力主义泛滥而撷趣了权力之花……。（参见索尔仁尼琴《红轮》）

我们重申，革命制约论，其实，就是革命前西方政治治衡和政治分治论的回应和反馈。英、法革命之所以没有给予革命前的政治结构以一个革命完美主义，乃是因为他们的革命破坏了这个早期由人民，皇帝，贵族和平民创造的政治契约和人权原则。基佐（ Fran?ois Pierre Guillaume Guizo ）说了一段非常精彩非常，正确的话（虽然我们都记得，我们的少年时代认知的基佐，只是马克思笔下的反动派、大坏蛋……）。基佐说，"不论是敌人还是朋友，不论是对革命颂扬或诽谤的人们，都采取这种看法。在前一类人看来，革命是光荣的事件，它们第一次为人们发扬光大了真理、自由和正义，而在它发生以前一切都是荒谬，不平与暴政；人类只有倚靠它才能获得尘世的拯救。在后一类人看来，革命却是最可叹的灾害，它中断了一个漫长的智慧、道德和幸福的黄金时代；他们认为，做这种坏事的人宣告的主张，提出的要求、犯下的罪行都是史无前例的……

"如此，无论是颂扬或谴责，无论是祝福或诅咒，在考虑革命问题时，各方面都忘记了革命的客观环境，他们同样地将革命和过去绝对孤立起来；他们同样地要革命负担起世界命运的责任。

"现在是清理所有这些虚妄的和幼稚的慷慨言词的时候了。"（基佐《1640年英国革命史》，下同）

他说，"革命不但远远没有中断欧洲事务的自然进程，而且可以说，不论在英国和法国革命中，人们所说所望所做的，都是在革命爆发前已经被人们说过，做过，或企求过一百次的。人们早就宣告过绝对权力的非法；而且关于法律和租税必须经人民的自由同意，以及关于武装自卫的权力，这都是封建制度的基本原则；而教会曾多次重申托利多第四次会议公布的法律中记载的圣.伊西多的话：'依正义统治其人民的才是君王；凡不如是而反其道而行之的，他就不再是君王。'

"人们反对特权，并企求在社会秩序中引进更多的平等：全欧洲的君主们曾经这样做过；而且一直到我们的时代，给予公民平等的进一步的步骤，都是建立在法律之上而且可由皇权的进步来衡量的。……

"……那些被认为专门属于英国或法国革命的原则、意图、努力，事实上不但早于法国、英国革命前几个世纪已经存在，而且恰恰正是归功于同样的原则的努力，欧洲的社会才取得了它的一切进步。难道封建贵族是通过封建的秩序混乱、它的特权制度、他的残暴的暴力以及它对呻吟在它的枷锁下的人们的压制，难道他们是通过这些才参加各国的发展吗？不是的：

"他们反对了皇族的暴政，他们形使了自卫的权力并保持了自由的准则。各个国家为什么要祝福君主呢？这是因为他们自称具有天赋的权力、具有绝对的权力吗？是因为他们的穷奢极欲，他们有个宫廷吗？不是的：

"君主们攻击过封建制度和贵祖特权，他们将举国一致带进了立法，带进了行政机构；他们促进了平等。

"至于说就会僧侣们--他们的权力从何而来？他们又如何促进了文明？难道是由于他们自外于人民，由于他们反对人类理性，而且以上帝之名批准暴政吗？不是的：

"由于僧侣们在教会之内，在上帝的法律下，一视同仁地聚集了大人物和小百姓，穷人和富人，弱者和强者；他们尊重并培养了科学，建立了学校，赞同知识的传播，并使智力活跃起来。……"

基佐说，罗马帝国灭亡的时候，由于封建领主的压迫，'只有僧侣代表全体社会得到一点点理智。公道和人道待遇。在封建统治体制之内无一席地位的人，除了教会以外和就找不到庇护……'而皇权兴起又往往求助于贵族甚至人民，人民已经强大得足够给予可观的助力……"。

而革命的真正原因是"贵族不再保护公共自由（说明，有过公共自由--自立）"；"皇权不再热衷于取消贵族特权（'不再'……--说明，他一度强调取消特权--自立）"；"僧侣，害怕起人类思想"……

结论是什么？就是专制中的自由--贵族与人民的联结--皇权不是权力的全部--不是绝对权力--教会开始改革--"在法律，信仰、人民风习等各方面，革命的工作已经完成了其半"。也就说，革命一半来自敌人，一半来自盟友；革命企图加以变革的事务中，同时出现了助力和障碍。这也就是革命论的奥秘所在：革命，是对于革命对象的打击和颠覆--但是，革命对象本身就是革命前提之一种；同时，他又是革命对象--这不是"一张白纸"的革命，可以任意取舍和涂炭；不！革命必须和革命对象加以结合。又，革命又必须消除革命对象的势力和势道。如果听任革命对象不能成为革命意志的代表之一种，那就不会产生革命对象中的积极因素--这个因素就是，革命对象本来创造了那些普世价值；而后，他们又革除他，废弃他，违背他--换言之，消除革命对象，并不是要消除革命前就已建立的、那些革命者现在诉诸的追求之原则。这是英、法革命的辩证法？换言之，基佐还说，英国革命多半是政治革命，而法国革命多半是社会革命。这也牵涉到政治－社会两种革命之解。第一种解释是，政治革命更多保留原来的体制因素（英国终于没有废弃国王），不想因解放而解体于政治体制（政治--这一词汇的正解正析，可见阿伦特说法）。二是，社会革命（解放）和政治革命的某种结合；这种结合并不废弃传统和体制。三，就是用"社会解放"替代政治结构，政治体制，政治革命--转换为社会解放之反：含，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乌托邦主义--乃至发展成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是革命转换成为反革命之逻辑。等等。（后详）四，最后，对于我们中国人而言，这是最为严重的缺漏和遗憾。如果旧体制中没有革命者和革命对象诉诸的那些前提，向后看和向前看，如何融合和区别？回到中国革命以前的做法，也会产生旧体制（中国旧体制）和大革命（中国大革命）关系之解析，又要如何办法和"法办"这些体制之论？中国人创造了西方帝王，贵族和人民共同创造的法制和人权吗？--抑或回到某种开明专制的君相治衡和封驳律调之（准）体制--这是类似西方传统的体制坚持论吗？--另外，尚有一个中国之天道和西方之天道之区隔。等等。这是一个额外的话题。（量后分析之。）一个最为重要的提示是，革命必要遵循（而往往没有遵循）的局面在英、法两地暂时造成的几大面积的传统涂炭和文化遭殃--更不要说巴黎公社对于文化和教士的破害了（而对于这一点，马克思首鼠两端，不一而是/非--见鄙文关于德雷福斯事件评述）却不能持久--关键是，英法革命亡羊补牢，复辟以求；那么，中国革命是不是也会产生这样一种革命－复辟论，乃至让人们重新考虑民国体制和辛亥革命之革命意义和复辟意义呢？这是可以讨论百年的疑问。

三，议会权限的消长和政教界限的移动，正是革命或者统治者互相冲击互相补充，补足和翻转之因素。在此漫长的历史中，西欧乃至整个欧洲和近东被一种强大的政治正面因素主导，以至于最后出现了现代民主和近代自由。在此意义上说，革命不是服从其本身的本体和逻辑运行；革命势必符合大于革命、多于革命和早于革命之政治宗教原则；革命只是衣服其上而不可变身。如若不然，就会出现革命僭越因素明理暗里地给于革命本身致命一击。这就是拿破仑主义和查理二世带来的某种革命之反；而这个革命之反，不是因为、或者绝对不是仅仅因为拿破仑的出现而定乾坤；恰恰相反，拿破仑只能在原先的政治和宗教框架里，对他的天才意志施行符合时代的改变--而当他不适改变和抵制改变的时候，梅特涅和塔列朗这些旧秩序的大人物，就会在其身后给予致命的一击--这个致命一击之要旨，就是要欧洲和世界回到原先的秩序中去即恢复一种还旧也新的世界格局。这个格局的出现，在一定意义上说，就是恢复旧制度本身创造的古老天条地则，而对枉顾其则的蠢材和天才给予毁灭。所以，西方文化政治和政治文化有一个天生的制约系统。这个系统三元素不外就是天条（上帝）--人权（人文）--和体制（政治本身带来他原自希腊民主和僭政的--直到罗马皇权和共和共构的政治世俗法制--也许还要加上君士坦丁大帝的宗教融合政策和共和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