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维理：周期律原因初探

中国历史的一大特点就是：从秦开始，不断上演的治乱循环。“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两汉、唐、两宋、元、明、清，最多二、三百年，王朝就崩溃。其原因，除两宋外，都是农民起义。这比分封诸侯的周“王朝”和欧洲、日本的宗主王系短得多。每遇改朝换代，总是“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宁为治世犬，莫为乱世人”。这种治乱循环中，盛世固然能更快地崛起，但乱世破坏性也比欧洲日本大得多。这也是中国明初以前远比欧洲繁荣，但长期停滞不前，到近代落后挨打的原因。

黄炎培曾以此请毛泽东。毛回答是：已经找到一条新路，可以走出这历史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让人民监督政府，防止政府的松懈，让人们各负其责，避免产生“人亡政息”的情况。最近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提及这段对话，并引起广泛关注，说明直到21世纪的今天，“历史周期律”的现实意义尚未丧失。

为什么中国社会在秦以后会周期性崩溃？这是中外历史学家和政治家反复探讨的课题。这方面的论文也是汗牛充栋，不可胜数。不过其观点大致可分为三类：土地集中激化阶级矛盾说；人口爆炸超过土地承载量说；官逼民反说。

毫无疑问，土地集中、人口压力、气候变化，都会对社会稳定带来影响。但那种因素才是最关键的，根本原因呢？

1、对“土地兼并危机论”的质疑

“土地兼并危机论”认为：在土地私有的制度下。因分得土地的农户，劳动力有多有少，耕作技木有高有低，勤劳节检的程度有不同，遇到的机遇不一，加上天灾人祸，生老病死，一段时间后，个体农民必然会贫富分化。穷苦人家土地不足，只有成为佃户。富裕农民要增加收入，在缺乏低风险投资渠道时，自然会选择买地。当土地增加到自己耕种不了时，就会雇请长工或出租，成为富农或地主。地主富农比佃农收入更多，有更雄厚的资金，更能抗天灾人祸，从而加剧土地集中。

“土地兼并危机论”认为：在每次大动乱之后，往往土地荒芜人口锐减。开国君主常采取移民垦荒、平均分配土地等政策。因此开国之初，自耕农多，佃户少，土地集中不严重。随着时间的推移，土地越来越集中，“富者连田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结果使农民与地主之间矛盾激化，最后铤而走险。

“地主阶级对于农民的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迫使农民多次地举行起义，以反抗地主阶级的统治。从秦朝的陈胜、吴广、项羽、刘邦起，中经汉朝的新市、平林、赤眉、铜马和黄巾，隋朝的李密、窦建德，唐朝的王仙芝、黄巢，宋朝的宋江、方腊，元朝的朱元璋，明朝的李自成，直到清朝的太平天国，总计大小数百次的起义，都是农民的反抗运动，都是农民的革命战争。”

按照这一理论，要使国家长治久安，根本措施是限制甚至取消土地私有制。因此持这种观点的政治家们，往往主张恢复古代井田制、禁止私人土地买卖；或者主张余粮收集制、土地国有化、农业集体化等。并进行了多次改革实验，可惜无一成功。

把土地收为国有，让农民共耕，在经济上必然造成低效益。集体劳动产生高效益的前提是分工。农民共耕只能同一时间从事同样的劳动，不能带来效率的提高。本来农民在自己田里干得如何，收获是最公正的衡量者。如果让农民共耕，就必然要支付保管、会计、出纳、记工员、检验员等管理者的补贴。让农民共耕，需统计每人劳动的时间、强度、质量和技术复杂程度，然后计算出劳动报酬。但不同农业劳动的强度和技术缺乏可比性，如大而化之，必然“你站我也站，工分照样算”。如严格评估又增加管理成本，激化管理者与社员的矛盾

把土地收为国有，随着农民独立经济地位的丧失，其人格尊严和政治地位也成了空话。在缺少监督的情况下，干部侵占集体利益的现象十分普遍。农民实际上变成了政府官吏的长工和佃户。因此，农业集体化不代表社会进步，而是倒退，退回到农奴制！不少地方年终结算，一个壮劳动力在太阳下干一整天，所得的报酬只有几分钱，仅仅够买二根冰棒！人民公社下农民生活，比受地主削的解放前更苦！

土地国有化政策，己被中外历史证明有害，难道由土地集中激化矛盾导致的周期性动荡无解吗？不！实行土地私有制的国家何其多，为什么唯独中国产生这么明显的周期振荡呢？这说明土地集中激化阶级矛盾说，是个伪命题。

土地私有引发社会振荡理论的关键是：土地私有会使土地越来越向少数人集中，最后引爆全国性的农民大起义。然而实际情况是：私有制下，土地并不会无限制地集中。

因为农村还有子女继承造成土地分散的趋势。过去中国实行的是一妻多妾的婚姻制度。大地主往往有多个妻妾，一般育有几个至十几个子女。加上实行女儿陪嫁、兄弟平分财产的传统，所以老地主去世后，财产很快会被稀释。过去人的平均寿命短，结婚早，更加快了土地分散的速度。使土地分布很快达到动态平衡。

那么在动态平衡位置，土地的基尼系数是多少呢？ 1980 年国家统计局曾经以各地土改档案综合推算，认为全国土改前地主占有的土地比例为38.26%。中央党校郭德宏教授则根据几百份土改资料，算得20 世纪20～40 年代地主占有的土地全国平均约为41％，而到解放前夕更降为32.16%。如果担心上述研究者思想右倾，那么毛泽东的1930年的《寻乌调查》应该没问题。该调查证实：地主占地30％，农民30％，公田40％。

据秦晖教授的研究，假设某地主占有全部土地，农民所交地租为收获的一半，那么土地基尼系数为1，而收入的基尼系数只有0.5。而中国古代平均0.53左右的土地分配基尼系数，只会使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在0.26-0.3上下波动。远低于今日中国分配基尼系数0.5！在社会统计学家眼中小于0.3的基尼系数属于平等社会。中国古代多次因为严重社会不公而崩溃。肯定另有原因！

因此：“把地权问题说成是中国传统社会的首要问题、把地权不均说成是传统中国社会弊病、社会冲突和社会危机的主因，从而把平均地权说成是解决这些问题的主要手段，甚至是根本改变中国社会性质、结束封建社会、完成民主革命的标志，是没有根据的。”（见秦晖：《关于传统租佃制若干问题的商榷》 ）

地主将土地租给农民，然后收取适当的地租是合理的。但过高的地租，如50％，显然与高利贷一样，不能允许。今天我们将钱存入银行可以合法地取得利息；将房屋出租可合法获得房租；工厂主提供设备原料让工人生产，产品出售后，可合法获得利润；那么将土地租给农民获取适量的地租，为什么就不合法了呢？

生产资料与劳动力在生产过程中缺一不可，让提供生产资料的人分享部分劳动成果，对提高社会生产力有利。所以即使在今天，也要遵循“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原则。今天，农村允许收“土地转包费”，就是允许土地所有者收取适量的地租！

即使是打土豪分田地时代，毛泽东也承认分得田地的农户收取租金合法！毛1930年11月15日在《分青和分租问题》一文中写道：“正当的政策应该如下：……那些完全不能耕田的人，应准许他们在下列条件之下，把田租与富农中农耕种：（甲）废除分谷制，规定固定租额，凶荒无减。（乙）规定最低租额（百分之五十），务使富农对贫农雇农的‘削’不得过多。（丙）不准富农借口只耕己田，不耕人田。如富农不愿租田时，乡政府应将本乡必须出租的田，分配租与本乡富农中农，强制他们耕种。”

为什么地主向农民收50％的地租叫削，要打倒。而土地革命后，分到田的原贫农把田给原富农种，却要规定租额不得低于50％，不租还要强制耕种？这种表面上自相矛盾的做法，实际上并不矛盾，因为“土地革命”、“消灭剥削”只是“发动群众”的手段而已！这也是无数农民起义领袖，发动群众百战百胜的成功经验。通过土地革命斗争，使农村出现一批既得利益者，使这些人别无选择，只有跟着革命到底。这与毛夺权后，讲阶级路线，家庭成份，是一脉相通的！

所以秦晖教授指出：《暴力土改的实质就是让农民交“投名状”》。秦授在该文中指出：当时，辉县南平乐村“张自如，人三口种地产量二一石，每人平均七石，比全村平均数多百分之五。”丁国平的“儿子当教员，每月有一笔工资，儿媳妇戴着首饰。”两家竞被《人民日报》认定有严重问题。其原因，刘少奇1947年4月到晋察冀中央分局道破天机：“所谓搞彻底就是要死一些人，搞彻底了，负担重些，农民也甘心，扩兵也容易。”由此可见，中国传统的乡村社会，为富不仁的地主固然有，但总的讲地主与佃农矛盾并不尖锐。只是为了某种政治目的，多年的宣传，把地主富农妖魔化了。

对此有人可能会以“白毛女”的事例反驳。不错，农村确实有不少鱼肉乡里的劣绅。正如今天有许多心狠手黑的私营企业主一样。然而即使按古代法律，黄世仁的行为也构成了犯罪。他放高利贷，犯有“取息过律”罪。古代即使诸侯取息过律也要削去爵位。如“旁光侯殷，元鼎元年（前116年）坐贷子钱不租，取息过律，会赦，免。”魏晋以降，法律禁止“收利过本”。因此只要官员按律令行政，杨白劳就不会欠下无法还清的债务。据唐律疏议第３９９条：“负债强牵财物”和第４００条：“以良人为奴婢质债”可知：黄世仁强迫喜儿当丫头违法。因此只要官员能依法行政，白毛女可通过法律申冤，地主与农民的矛盾也不会到势不两立地步。所以农民起义的根本原因不在于地主与农民的矛盾，而是政府狂征暴敛和官员贪赃枉法、不作为。

在地租制度下，农民与地主是契约关系。供求关系决定，农民交租后应可维持劳动力的再生产。否则，农民就会弃租逃亡，地主找不到佃户，就只有降租。遇到灾年，乡绅地主常会施粥赈济。其原因有三：首先不救济自己的佃户，今后就难找到人承租。其次中国农村多为家族聚居，地主和佃户常共同一个祖宗，救济同宗族人，是道德和族规的要求；第三：中国古代佛道“行善积德”观念深入人心，儒家“仁义”思想广泛传播，因此地主多半会舍弃不多的陈粮，换取心灵的满足。

这时如果政府也积极赈灾，矛盾就不会激化。即使有少数地主仍一味追租索债，那也只是个别地方闹事，而不会酿成大规模起义。相反，如果灾年政府不但不赈济，反而加赋增税。因乡绅要向官员交钱粮，自然难有捐赈。农民为了不饿死，只有“吃大户”，这时官府处理不好，就会酿成大乱。明末农民起义之所以越演越烈，就是在连年受灾情况下，政府不但不赈济反而加征“辽饷”、“练饷”的结果。

总之：私有制下，土地不会无限集中，农民与地主的矛盾并不很尖锐。造成古代社会崩溃的主要原因，不是地主与农民矛盾。

2、对人口爆炸引发社会振荡说的质疑

人口爆炸超过土地承载量，这种说法其实就是马尔萨斯主义。这种观点认为：人口增殖使有限的自然资源摊薄，使“事力劳而供养薄”。（《五蠹》）这样，一次很小的干扰，都会产生大量饥民。引爆社会动乱。战乱一起，进一步破坏了生产，加重了民众负担，造成更多的饥民，形成恶性循环，最后导致社会崩溃。根据这一理论：在失业者充斥的社会，要避免社会动乱，就必须迅速减少人口。如果不想利用战争和瘟疫来减丁，那就只有一胎化。十年浩劫后的中国，由于毛28年的瞎折腾，百业凋敝，就业无门。一些人错误地归之为人口太多。于是按照马尔萨斯理论，实行了历史上最不得人心的独生子女政策。

独生子女政策，严重侵犯了最基本的人权；造成男女比例严重失衡；使国民性格扭曲，人口素质下降；使中国人口急剧老化，最终使我国老年人比例远高于其他国家；一旦需要扩充兵员时，独生子女父母舍不得孩子上前线，将使中华民族的存亡面临巨大挑战；独生子女缺乏亲情，使传统文化中的“孝梯”、“仁爱”等观念，失去了承载基础；断送了传统家庭的基本养老功能。破坏了中华民族文化的根基；独生子女政策，改变民族结构，影响了民族的凝聚力。独生子女政策，从来没有尊重大多数群众的意愿。

事实上，“人口密度大就会带来贫困，导致动乱”，这种观点首先是不符合事实。2011年，世界面积大于1000平方公里的国家有172个。其中78个国家人均GDP大于我国。占45.3％。这172个国家中，人口密度大于中国，超过每平方公里139人的有34个国家，其中人均GDP高于我的有15国，占44.1％。两数据相仿。可见，人口密度大不一定会带来贫困。

一个典型的例证就是：朝鲜与韩国地理位置、自然资源等基本相同，南韩人口密度还是朝鲜的2.4倍，而国人均GDP却是朝鲜的23倍。日本、英国自然资源贫乏，人口密度远高于我国，但两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却比我高得多。在中国，实现市场经济后，十三亿人跑步进入小康，但在毛泽东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