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绍伟：民主与专制的制度起源

社会学家巴林顿・摩尔1966年的《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经济学家达伦・阿西莫格鲁2005年的《民主与专制的经济起源》，是研究民主与专制起源问题的两大经典。摩尔的“社会起源论 ”是对传统“阶级起源论”一种不满的结果，阿西莫格鲁的“经济起源论”则是对“社会起源论”一种不满的产物，本文的“制度起源论”则是对所有这些“起源论”作进一步反思的成果。 本文的目的在于为理解中国的王朝政治和现实政治提供一个更加符合逻辑的理论视野。

1，“纲领性思考”：“制度起源论”的“六维度分析框架”

民主与专制的起源问题，在某种意义上也是政权的起源问题。政权问题的最本质基点，就是“统治能力”和“统治成本”的结合。“统治能力”是统治的主导方面，当“统治能力”很强 时，“统治成本”的上升并不能影响统治的持续；可当“统治能力”很弱时，“统治成本”的上升则必然导致统治的崩溃。“统治能力”和“统治成本”实际上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只 不过“统治能力”更偏向于“自上而下的统治内因”，而“统治成本”更偏向于“自下而上的统治外因”。与此相关的一个问题，就是恰当分析各个社会主体的作用和能量；主体是否存在， 是主动还是被动，是匀质还是非匀质的，这些都是重要的“主体性问题”。

按照“统治能力-统治成本”的“政权基点维度”，我们会无不惊奇地发现，迄今为止的关于民主与专制起源问题的研究（包括摩尔的“社会起源论”和阿西莫格鲁的“经济起源论”，汉娜・ 阿伦特的《极权主义的起源》论题有所不同），都几乎无一例外地集中在“统治外因”或“统治成本”方面。本文要回答的一个问题就是：是什么妨碍了人们更多的关注“统治能力”及其制 度结构呢？

“统治成本”方面的研究关注的因素包括：阶级结构，经济平等，权力分布，地理气候，宗教文化，外部影响，主权在民观，产权制度（经济基础），资产结构，武器发展，文化素质和 人均收入，等等。除了文化素质和人均收入以外 [i] ，其他所有的“统治成本”方面的因素显然都是重要的，但本文的立论基点是：“统治能力”是更加重要的“制度供给”方面，支配“统 治能力”的政权制度安排，是决定民主与专制起源问题的主导方面，这就是本文的“制度起源论”的基本含义。

民主与专制的起源问题，涉及的是民主与专制是如何产生的。民主一般产生于专制，但专制也可能产生于民主的失败，所以，这两个起源问题是相连的。由于民主与专制是两个最基本的政权 形式，所以，政权的起源问题也是相关的问题。区别之处只在于，政权的起源关注的是人类早期政权的“原初起源”，民主与专制的起源关注的是人类发展过程中政权的“派生起源”，即更 侧重“政权本身的再生产机制”。

民主与专制起源问题的一个要点，是区分古典民主、近代民主、现代民主。当“多党竞选、分权制衡、自由舆论、公民社会”等核心内容更有利于政治精英而不是社会大众时，民主就只 是“精英民主”而不是“大众民主”。如果说“精英民主”和“大众民主”是民主的两种形式，那么，古典民主（古希腊）和近代民主（英美早期民主）更接近于“精英民主”，而现代民主 则更接近于“大众民主”。

民主与专制起源问题的另一个要点，就是对“先发民主”和“后发民主”加以区别。英国和美国的民主开启了“君主立宪”和“共和民主”的先河，在“人民主权观”上完全不同于希腊民主 和罗马共和国的传统 [ii] ，故英国和美国的民主是现代意义的“先发民主”，随后的民主都是“后发民主”。由于“平权普选、多党竞选、分权法治、公民自由”等核心内容上的局限，“ 先发民主”必然是“精英民主”，但“后发民主”则既可能是“精英民主”也可能是“大众民主”。

民主与专制起源问题的第三个要点，是区分“古典君主制”和“现代独裁制”，并进一步区分专制崩溃、民主确立、民主巩固、民主倒退这四个不同的环节，因为专制崩溃并不意味着民 主确立，而民主确立也不意味民主巩固，民主巩固则未必不会因为“制度运行”问题而导致民主倒退 [iii] 。

至此，本文确立了一个“六维度分析框架”：“统治能力-统治成本”的“政权基点维度”，“被动主体-主动主体-非匀质主体”的“主体能量维度”，“精英民主-大众民主”和“平权 普选-多党竞选-分权法治-公民自由”的“民主内涵维度”，“先发民主-后发民主”的“民主历史维度”，“古典君主制-现代独裁制”的“专制历史维度”，最后是“专制崩溃-民主确立-民 主巩固-民主倒退”的“民主过程维度”。

2，摩尔的“社会起源论”

按照以上的“六维度分析框架”，我们先来看看摩尔的“社会起源论”。摩尔从比较历史的角度，区分出四种有先后和因果关系的现代化道路：以英、美、法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和议会民 主共同发展的道路，以德、意、日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和法西斯的“右翼”专制道路，以俄国和中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的“左翼”专政道路，以及印度式的殖民地民主化的道路。

传统阶级理论从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去分析资本主义的发展，摩尔则从追根探源的角度，把目光放到了地主贵族和农民阶级上，该书的副标题就是“现代世界诞生时的贵族与农民”，而所谓 的“社会起源”就是这种“社会结构”的起点状态。在他看来，现代化的核心问题就是解决农民阶级的出路问题，各国现代化道路的不同，其实就是解决这一核心问题的方式和结果的不同。

按照摩尔的分析，绝对君主制、官僚统治、专制主义都不利于民主的发展，所以，国王和贵族之间的权力均衡是民主的一个决定性条件。资产阶级的产生也是一个重要条件，但土地贵族 的商品经济化则同样重要，因为它削弱了土地贵族对国王的依附，并使之与城市新兴阶层的利益结合得更紧 [iv] 。商品化的原因不在文化价值 [v] ，它取决于邻近城市的市场与运输手段。 这种过程在英国最为突出（农民自由迁移），法国次之（农奴交租贵族进入市场），德国和俄国则是完全的农奴制。

英国土地贵族在政治上的优势使他们能通过“圈地运动”把农民问题从政治中排出（所以土地贵族“成为资本主义和民主潮流的重要组成部分” [vi] ），美国通过内战解决了这个问题，法 国则没有完全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后来的民主不顺利），德、日、俄、中则问题严重（土地贵族与资产阶级的结盟导致了法西斯主义，而联盟的失败则导致了共产农民革命 [vii] ）。在印度 ，王朝的衰弱使地方势力膨胀，商品经济程度低，农民问题始终没有解决，民主是在反殖民革命而不是在社会革命中建立的，所以印度的民主充满了阻力和不确定，这就是“实现了现代化却 没有一场真正革命的后果” [viii] 。

总之，民主的五因素包括：国王与贵族的力量均衡、农业贵族商品化和农民阶级的消失、资产阶级的产生、土地贵族与资产阶级无法结盟、社会革命。简单地说，“社会起源论”就是“社会 结构”决定民主原因的理论。

对摩尔的“社会结构原因论”的解释力来说，第一个关键问题是“主体问题”。在摩尔之前，有影响的理论包括马克思的“阶级理论”和李普塞特的“现代化理论”。“阶级理论”强调不同 历史阶段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和阶级斗争 [ix] ，“现代化理论”认为人均收入影响民主发展。这两种理论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假定“被动主体”的“历史决定论” [x] ，因为在“历史决定论” 中，主体要么是不存在的，要么就只是历史必然规律的被动工具。

摩尔的“社会起源论”实际上也是一种“阶级理论”，只不过他把重点从资产阶级转向了土地贵族和农民阶级。摩尔也讨论国王、贵族、农民、资产阶级，但这些主体似乎都是内在统一、毫 无分歧的，他们的行为在摩尔那似乎都是自明的，所以，我们根本无须知道他们为什么选择这样行为而不是那样行为；他们看上去不是在主动地选择，而似乎是在被动地“执行”特定的“社 会结构”规定给他们的“历史任务”。在这个意义上，“社会起源论”依然是一种“目中无人”的“历史决定论”：有英国那样的“社会结构”就必然有民主，没有英国那样的“社会结构” 就必然走向专制（德国、日本；俄国、中国）；如果这种特定的“社会结构”不通过革命产生（美国内战、法国革命），它就必然阻滞民主的发展（印度）。

“主体问题”的缺失，使摩尔在分析国王与贵族的势力均衡时，几乎完全忽视了宗教和政治文化对“有限君权”的作用，他因此没有深入分析，为什么“英国中央政府掌握的镇压机器， 无法和欧洲大陆诸多强有力的君主政体同日而语” [xi] 。与此相关，如果农业商品化对民主那么重要，那么，不同社会的农业商品化的不同又是如何造成的？仅仅是他所说的“市场与运输 手段”问题，还是有“利出一孔”的君主专制与“有限君权”的对比问题？

摩尔也看到：“19和16世纪东北部德国的王权反动，打断路农民挣脱封建奴役迈向自由的进程，也打断了与此密切相关的市镇生活的发展，这一切曾在英法逐步演化为西方式民主。……尔 后，霍亨索伦王朝统治者挑唆贵族和市民彼此攻歼，对各等级加以镇压，最终摧毁了贵族的独立地位，因此控制了贵族，使他们无法走向建立议会制政府的道路” [xii] 。但是，他对客体化 的“社会结构”的偏爱，导致了他无法从宗教和政治文化去分析英国式“有限君权”的作用。

第二个关键的问题是，摩尔所说的“民主”到底是指“专制崩溃-民主确立-民主巩固”中的哪一个？摩尔明确地用一种“过程论”的观点来定义民主 [xiii] ，因此，他所说的民主就是“民 主发展”，包括“专制崩溃-民主确立-民主巩固”。

这种“民主过程论定义”完全是他的“社会结构决定论”的需要，因为只有“民主过程论定义”才能赋予他的“结构分析”以足够的弹性空间。就是说，当他需要以“社会结构决定论” 去解释英国的“专制崩溃-民主确立”时，他的理论就在“民主产生”上有效；而当他不需要以“社会结构决定论”去解释美、法、德、意、日、俄、中、印等国的“专制崩溃-民主确立”时 ，他的理论就依然在“民主发展”上有效。

只有当人们一定要追究他的理论到底分析的是“民主产生的原因”还是“民主巩固的原因”时，摩尔的“社会起源论”才彻底陷入困境。如果他分析的是“民主巩固的原因”，那么“民主产 生的原因”就依然是他没能解释的问题；如果他分析的是“民主产生的原因”，那么，他的理论就根本无法解释英国之外的所有其他国家的“民主产生的原因”（因为那些国家都是在民主建 立之后，要么发展缓慢，要么没能巩固而陷入专制）；如果他分析的既是“民主产生的原因”又是“民主巩固的原因”，那他的理论就变成一个“针对个别特例的而不是一般性的理论”。但 无论是这三种情况的哪一种，摩尔的“社会起源论”都是失败的。

有三个例子可以突出地表明摩尔的这种理论困境，一是法西斯主义，二是美国民主，三是印度民主。

摩尔认为，“如果没有民主，人们就不会接受法西斯主义。或者如人们所夸张的：民主是法西斯主义历史阶段的民众入口。法西斯主义力图使反动倾向和保守主义大众化和平民化，由此保守 主义必然会失去它一度保有的与自由主义的重要联系” [xiv] 。如果民主和法西斯主义有先后和因果关系，“社会结构”的原因分析就从“民主产生的原因”转到了“民主巩固的原因”；而 从事后的历史发展来看，摩尔所分析的“社会结构”与其说是法西斯主义的根本原因，还不如说是这些国家民主化过程出现曲折的因素，因为德、意、日毕竟最终都民主化了。这种历史现实 当然在事实上削弱了“社会起源论”。摩尔的“社会起源论”显然低估了民族主义和文化意识形态的作用，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中，汉娜・阿伦特就把现代极权主义归之于意识形态的 狂热、帝国主义的野心、资本主义的扩张和成为极权土壤的大众中的失落灵魂[xv] 。

美国民主的要点显然是分析美国革命和美国联邦制的原因，他的“农业贵族商品化和农民阶级的消失”的“社会结构分析”当然是完全无法解释得通，所以，摩尔令人惊讶地极力贬低美国革 命的意义，认为它“未引起社会结构的根本变化，……它只是英、美之间的商业利益之争” [xvi] ，美国革命的意义变成了“独立革命”而不是“民主革命”。这种狭隘和荒唐的结论当然不 是理性思考的产物，而是“削足适履”式地维护自己理论框架的产物。结果，对于“蓄奴制妨碍民主发展”这样一个简单得不能更简单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