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洪彬：从国家有机体论到国家工具论――张佛泉国家观念之转变

内容提要 本文的分析表明，张佛泉国家观念经历了一个从有机体论到工具论的变化。张佛泉早年着眼于建立现代民族国家，又深受浪漫主义传统的影响，持国家有机体论，反对国家工具论，主张政府集权，反对分权制衡；后期张佛泉着眼于捍卫个人自由，又深受极权主义研究的影响，转持国家工具论，抨击国家有机体论、国家主权说、国家自由说，一再强调国家权力的限度。本文认为，张佛泉国家观念的转变，与现代中国自由主义从对国家权力的强调转变到对个人自由的强调，互为呼应，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本文并指出，一方面高度警惕国家权力侵害个人自由的潜在危险，另一方面高度重视国家权力的重要性，是自由主义国家观念的核心内容。

关 键 词 张佛泉 国家观 有机体论 工具论

现代中国自由主义思想的发展变化，与政治局势、国内外思潮有着密切的关联。本文希望以现代中国最为重要的自由主义者之一――张佛泉的国家观念的转变为例，来呈现现代中国自由主义思想脉络的转变及历史原因。[ 关于张佛泉的生平，详参张洪彬：《张佛泉的生平与思想简述》，《政治思想史》2010年第3期。]

张佛泉在思想界崭露头角之前的二十多年，主要生活在北洋军阀混战的阴影下。到1920年代末国民党虽然在形式上统一了全国，中央政府的权威却并未真正建立起来，国内仍然是军阀割据的局面，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政府无力抵抗日本侵略。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开始，日本相继侵占东三省和热河，民族危机加深，而国内的军阀林立、国民一盘散沙的局面似乎并无改变。在这种情境之下，建立一个统一的现代民族国家简直就是当时所有知识分子的共同意愿。当时的思想界领袖胡适曾断言：“今日的真问题，其实不是敌人的飞机何时飞到我们屋上的问题，也不仅仅是抗日联俄的问题，也不是共产党的问题，乃是怎样建设一个统一的、治安的、普遍繁荣的中华国家的问题。”[ 胡适：《中国政治出路的讨论》，《独立评论》1932年9月11日。]丁文江也说：“抵抗日本，收复失地，一定要到中国能有战胜日本力量那一天，才会得成为事实。要中国能有那一天，一定要彻底改造一个新式的中国。”[ 丁文江：《抗日的效能与青年的责任》，《独立评论》1933年2月12日。]张君劢也宣称 “中国的唯一问题是：如何把中国变成现代国家”。[ 记者（张君劢）：《我们与他们》，《再生》1933年2月20日。]正是这样的历史背景塑造了张佛泉早期国家观念。

一

罗志田先生曾指出：“不论从中国的传统原则还是西方的近代理论看，一国的中央政府显然是‘国家’的主要象征之一。在实际政治层面，要将‘政府’与‘国家’区分开来更非易事，尤其是在遇到外患的时候。”[ 罗志田：《乱世潜流：民族主义与民国政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266页。]所谓“现代国家”，在时人看来，首要的就是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放置到当时的具体语境中，则集中体现在对国民政府和国民党的权威的肯定。

对于国民党，张佛泉并不满意，1932年他批评国民党北伐之后与军阀妥协，甚至培植军阀，内部又散漫，只是一些“孤立的乱世魔王”了。但是，他仍然号召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改变对国民党的态度，倡议“抛弃轻视国民党、讥笑国民党的态度”，而应“在可能范围内指导它，辅助它，帮着它去实现它所要达到的高尚目的”，其理由是除了国民党，还有谁可以藉重？在当时的境地下，国民党如果破产，对于中华民族是大损失。[ 佛泉：《还有谁》，《大公报》，1932年1月9日。]他说现在不是大家看国民党笑话的时候，大家应“努力听听它的好处”，不但如此，“并且还该努力帮忙使其他听众安静，一齐合作造出一个像样的戏园子”。[ 编者（张佛泉）：《看笑话》，《大公报》1932年1月16日。]

张佛泉对待国民党的态度在当时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中具有相当的代表性。1929年，胡适、罗隆基等人还就“人权”问题与国民党当局发生激烈冲突，但是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胡适等人很快就号召大家拥戴国民党的权威。胡适在1932年1月27日的日记中记载道：“在君、咏霓和我宴请‘国难会议’的北方熟人，到者有周作民、王叔鲁、汤尔和、蒋廷黻、徐淑希、傅孟真、周寄梅、叔永、林宰平、李石曾共十四人。大家交换意见，都以为这会议不当限于讨论中央问题，也不应对国民党取敌对态度。”[ 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第6册），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74页。]傅斯年也说，国民党施政之成败是另一问题，然“今日之局，国民党一经塌台，更要增加十倍的紊乱”。[ 孟真（傅斯年）：《中国现在要有政府》，《独立评论》1932年6月19日。]1932年2月13日的胡适日记还记录了独立社聚餐讨论内政问题，中心议题就是“怎样建设一个统一的国家”，达成的其中一条共识即是“国民党此时的专政，是事实上不能避免的”。[ 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第6册），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75页。]1932年12月5日，胡适又在演讲中说：“努力造成一个重心：国民党若能了解他的使命，努力做到这一点，我们就祝他成功。否则又得浪费一二十年重觅一个重心。”[ 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第6册），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86页。]透过这些例子，我们很容易看到1930年代包括张佛泉在内的许多知识分子的强烈愿望：希望有一种强大的力量，形成一个统一的局面，以整合国内既存力量，抵挡日本的入侵。

二

1933年，张佛泉在给老师张君劢的一封信中谈到，中国几十年来始终没有思想家阐述个人与国的关系，可个人与国家的正确关系不能得以普遍的接受，中国永也不会变成一个西洋人所谓为“国”者。[ 张佛泉：《邦国哲学的创造》，《再生》1933年3月20日。]在1930年代，张佛泉孜孜不倦地解释个人与国家的关系，宣扬一种与古典自由主义截然不同的“邦国哲学”。而这种“邦国哲学”，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牛津唯心主义思想家格林、鲍桑葵等人，而牛津唯心主义的主要资源又是卢梭、康德、费希特、谢林、黑格尔这个思想传统。

张佛泉认为，黑格尔所讲的“整个”，对于丝毫没有国家观念的国人来说，是对症的良药：

国家只有是一个整个的时候，才能存在，才有意义。我们是“部分”，但这部分只有在那“全”中才能存在。我们离开这“全”，就不会再有这部分。我们永也不会单独地，自立地存在。我们永不会表现我们自己，除非藉重那“全”。必须先推重那“全”，然后我们方能找到自己的地位。国家是个活的有机体，起码是以Hegelian Whole（引注：黑格尔意义上的整体）做出发。[ 编者（张佛泉）：《几句结束的话》，《大公报》1932年8月27日。]

在这种黑格尔式的国家观念中，国家绝非如古典自由主义者所说的那样，只是个人的简单相加，只是保障个人自由的“工具”。相反，它是一个有机体，一个整体，自有其目的，自有其意义。

与此密切相关的是张佛泉对于国家主权的看法。他说：

一个国家的政治势力，第一必要集中。国家政治势力绝不能是分歧的。发命令的必须只有一个机关。它发出的号令必须是有效力的。不然的话，国家政治就必完全失去意义。所以在原则上我们需要一个有效政府。[ 佛泉：《几条必经之路》，《大公报》1932年7月2日。]

张佛泉在这里所讲的“一个国家的政治势力”，指的正是国家主权。在西方近代思想史上，布丹最早集中阐述了国家主权的三个特点：绝对的，不可分割的，永久的。[ 斯科特・戈登：《控制国家――西方宪政的历史》，应奇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0-24页。]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张佛泉对于国家主权“不可分割”这个理念的强调，它意味着在一个国家之内，最高的政治权力是不可分享、不可分割的，以张佛泉的话来说是“绝不能分歧的”，“必要集中”的。在1934年发表的《邦国主义的检讨》一文中，他讲民族主义“是一定要讲自治主权的”，“主权并很少是对外而言。对内才更要讲主权。”所谓“对内的主权”，指的是“在国内不许有任何其他组织能比政府有更高更后的力量，政府的命令是统一的”。[ 张佛泉：《邦国主义的检讨》（续），《国闻周报》1934年10月15日。]在张佛泉看来，国家主权首要原则就是要“专权”，至于是一人专政，还是少数人专政，还是阶级专政，还是全民政治，比起“专权”的原则来说都是次要的问题。联系到当时强敌入侵，国内军阀割据，中央政府驾驭无力的局面，张佛泉对国家主权的这种看法，可算有的放矢。

正是基于主权不可分割的这种理念，张佛泉对于孟德斯鸠等人的分权制衡学说表示强烈不满。分权制衡学说旨在以权力制约权力，防止权力过于集中而产生独裁和专制，危及人民的自由。张佛泉对此很不以为然，他以为分权制衡其实就是“以官防官”，通常不会有作用；如果有作用，常会导致政府权力之间缺乏合作，因而致使政府软弱无力，行政效率低下。[ 张佛泉：《今后之中央政治》，《国闻周报》1936年8月17日。]他相信，理想政府的首要特征就是强有力，而强有力的政府，在张佛泉看来只能是“专权”的政府而不是分权制衡的政府。在他看来，民国以来政治的最大问题就是怕“专”权，结果是无时无刻不有人在“滥”权。民国初年国民党人想用临时约法和国会来约束袁世凯，不仅采用内阁制以削弱总统的权力，并且规定总统任免国务委员和外交大使须得参议院之同意，其结果是：内阁成员既要对总统负责，又要对参议院负责，而当时的参议院和总统之间互为敌对，内阁成员往往左右不是人。内阁频频更换，政局动荡，更不用说什么行政效力了。在张看来，这就是行政权与立法权之间分立制衡的恶果。他形象地说，民主政体下的立法权和行政权应该像唐僧与孙悟空，唐僧有紧箍咒，孙悟空再大的能耐也得听唐僧的话，但是紧箍咒不可常念，否则孙悟空就没什么能耐可使。然而，民初的国民党人就不懂这一点，弄个紧箍咒像老太婆捣鬼似的在嘴上念个不停，结果袁世凯受不了了，就干脆把国民党给驱散了。[ 张佛泉：《民元以来我国在政制上的传统错误》，《国闻周报》1933年11月6日。]张佛泉对于民国政治的这个批评，甚得胡适的赞赏，称为“近年政论中最有见地之文”。[ 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第6册），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250页。]结合民主与独裁论战，当时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政府“集权”的看法，可见一斑。

之所以主张政府要集权，除了国内政治的需要之外，与当时西方各国政府的“集权”趋势大有关系。意大利的法西斯，德意志的希特勒，苏联的斯大林，都代表着这种政治集权的趋势。即使在民主国家，也有行政集权的趋势。[ 张佛泉：《立法院将审查宪稿批评》（社评），《大公报》，1934年6月1日。]其典型例子就是罗斯福上台后的美国，立法机关对行政权力的制约宽松了许多，同时司法权对立法权的违宪审查也宽松了不少。行政权获得了越来越多的权限，政府权力之间的合作也更多了。[ 张佛泉：《经济复兴与美政变革》（社评），《大公报》1934年6月23日。]

因为主张政府“集权”，张佛泉不仅反对孙中山在三权分立的基础上拟定的“五院制”（又称“五权宪法”）权力架构持强烈批评态度，而且对孙中山的“四权说”也大不满意。孙中山的四权说，即人民享有选举、复决、创制、罢免四种权利，这四种权利正是人民对政府的控制权。张佛泉对此甚为反对，他认为民意对政府的过度控制和分权制衡一样可能削弱政府的能力，使政府无施展空间。[ 张佛泉：《今后之中央政治》，《国闻周报》1936年8月17日。]

一个有机体的国家，一个“专权”的中央政府，对于个人究竟意味着什么？换言之，个人应该如何对待自己的国家？张佛泉的答案顺理成章的：个人不应该漠视、敌视国家，而应该认同（注：identify，张佛泉译为“同证”）于国家，国家不是外在于我们的客观物体，国家就是我们自己，国家是更高级的自我。因此，国家在对我们进行统治的时候，不是外在力量在统治我们，而是我们自己在治理自己，这就是“自治”的真谛：

我为它（引注：政府）牺牲，实际上便是为我自己牺牲。我服从它，也正是服从我自己。不但如此，它不只是我，它还是个较优、较大、较接近于理想的我。它的生长发育，凭我用尽全力去推进；而我之所以成为现在的我，却又凭它的铸成与冶炼。国需要我做一个成分；我待国固定我在社会有机体中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