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莉诺・奥斯特罗姆：漫长的多中心之旅

［编者按］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和文森特・奥斯特罗姆夫妇今年的相继离去，是包括中国行政管理学和政治学人在内的全球学术界的重大损失，本刊特以此译文纪念他们对于人类学术知识的卓越贡献。限于篇幅，原文的参考文献从略，感兴趣的读者可参见原文。

*本文原载于美国《政治科学年度评论》（Annual Reviews of Political Science）2012年第13卷。译文获得该刊授权（版权号： 2970230190436 ）。

作者：［美］埃莉诺・奥斯特罗姆 王浦劬 译 来源：《中国行政管理》2012.9

作者致谢――在这个长途旅程中，我幸运地得到多方面的支持，包括福特基金会，FAO，麦克阿瑟基金会，国家科学基金会。感谢Bryan Bruns， Michael Cook， Christine Ingelbritsen， Marco Janssen， Margaret Levi， Mike McGinnis， Roger Parks， 和YahuaWang，他们对于本文的初稿进行了富有见地的评价，Patty Lezotte对于本文进行了富有见地和杰出的编辑工作。感谢《政治科学年度评论》编辑委员会邀请我反思我的学术旅程。对于我来说，这是巨大的荣誉。

［摘要］本文讨论了我的个人经历、我们之中与印第安纳大学政治理论与政策分析研究所相关的许多人的努力，即研究在不同背景下，制度是如何影响行动和后果的。首先，我回顾了我作为年轻学子的经历和我的早期职业生涯，旨在激励那些面对难题的人们。然后，我讨论了我们的制度分析和我们对于都市治理和公共池塘资源的研究，这些研究帮助我逐步发展了分析复杂制度的较为一般的框架。这一框架已经能够使我们发掘和分析制度结构、行为和后果，做出和检验内在一致的预测，并且建立更好的理论。最后，我就未来学术发展方向，与大家分享了一些看法。

［关键词］制度分析；集体行动；公共物品；公共池塘资源

［中图分类号］D035［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1006-0863(2012)09-0104-10

一、导论

在外人看来，也许当前我的职业是相当成功的，它一直如此吗？老实说，回答是否定的。我本科学习政治学基本是偶然的。幸运的是，在开始研究生学习之前，我有一段短暂的职业经历，否则，在我申请博士研究生学习时所得到的咨询意见也许会使我感到气馁。我的研究兴趣带我走过了跨学科的、研究复杂社会―生态系统的漫长道路――这条道路受到许多政治学同行的强烈批评。

我非常感兴趣的是，制度最初如何形成，在许多不同的场域（settings）中它们又如何影响了人们互动的动机和结果。虽然我参与发展的理论是一般性的，但是，有些学者认为，我进行经验性研究的大多数场域与我本人所从事的政治科学毫不相干。为什么要研究地方治理和政策、尼泊尔的灌溉问题、农民或者森林？人们期望一位政治学家研究国家或者国际体制中的国会、官僚，而不是低层次的规则制度的设计、运行和适应性。

20世纪80年代，我还参与了其他的实验性研究项目。当时，实验室的实验并不被政治学家看作是可以接受的研究方法。因此，随着我在制度研究方面的深入，以及对于其复杂性的认识，有些研究传统理论的同行们认为我分析多种多样的规则很“傻”。他们认为，这种复杂性程度是多余的，并且使得制度结构和结果分析变得十分困难。

因此，作为一名使用多种实证和理论方法、在多样和嵌套层次上提出与多重制度相关的问题的学者，我走过的路当然不会是一条直线，但是，我希望我能够描述我学术历程的一些片段，并且汇报一下我对于未来的看法。

二、我的个人经历和早期职业生涯

1．高中

同事们问我，是什么使得我成为一个政治科学家。一个答案是，我之所以成为政治科学家，是因为在高中时说话口吃。在我高中二年级时，有位老师很关心我的口吃问题，告诉我去参加演讲社团。我被指派的第一个任务就是背诵诗，但在第一次竞赛性演讲活动中，演讲队的其他成员都取笑我的“娘娘腔”。他们认为，所谓“真正的”演讲团队应该是辩论性的。所以，我就参加了竞赛性辩论并且感到这似乎很有意思，由此加入了争论性辩论队。在两年的辩论队比赛中，我与加州的许多其他 高中辩论队竞赛。学习如何辩论是学者生涯的一项重要经历。作为一个辩论者，你了解到，任何问题至少都有两面性，因为一场比赛的每个不同回合，你都很可能被指派到辩论的任何一方，而无论你被指派为哪一方，你都必须准备有效的论点和论据。

2．大学

当我进入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时，我首先遇到的问题是，我是否可以将辩论作为专业。他们告诉我不行。我不知道毕业后想做什么，新生指导教师说，对于一个女孩子来说，最好的专业就是教育，以便毕业后当教师。所以，我就把教育作为我的初选专业。在第一学期，我选了政治学101号课程，一位杰出助教的课程令人振奋。我立即改选政治学作为专业。我还选了许多经济学和商学的课程。幸运的是，我的经济学学得非常好，在三年级时老师问我，是否愿意帮助批改新生的经济学试卷，这项工作我做了一年半。

这份工作是支付我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学习费用的方式之一。我是家中的长女，我的父母都只是中学毕业，并且我母亲认为，大学是“无用的投资”，因为她在高中毕业后没有得到家中的支持而不得不去工作。因此，我本科期间就开始了自己的工作生涯。在夏天，我教游泳；在学期中，我在大学图书馆、当地一元店（dime）打工，还做过其它形形色色的工作，每周工作25-30小时。

1954年初，我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毕业，冒险去了马萨诸塞州的坎布里奇，帮助我第一位丈夫进入哈佛法学院。

3．第一份全职工作

在1950年代，作为一名女性和新毕业的大学生，寻找工作是“富有教育意义的”(Instructive)经历。每天面试的第一个问题是，我是否会打字和速记。在坎布里奇一家电子企业作为出口物资职员工作了一年后，我最终在波士顿一家从未雇佣女性担任秘书以上职位的杰出企业中获得了人事助理的职位。我自愿工作了几个月，未领取报酬，以使他们相信我可以胜任这份工作。这看起来是不必要的，但是我必须要不断地证明自己。1957年，我回到洛杉矶，申请洛杉矶分校人事办公室的一份专职工作，当我得知自己受到了波士顿雇主的强烈推荐时，我深感宽慰。这特别令人高兴，因为我打破了该公司清一色男性员工的局面。以前，所有的员工都是男性白人、清教徒或者天主教徒，包括几名新雇佣的男性黑人或者犹太人。

4．研究生院

当我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工作时，我认为自己需要获得公共行政的硕士学位。我选了每年开设一个学期的研讨课，确定我喜欢研究生学习，并且开始考虑获得博士学位。

在职进行硕士学习是寻常之事，但是，攻读博士学位并且获得奖学金以便能够进行全日制研究生学习，就完全不同了。我的经济学导师强烈建议我放弃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因为我的数学基础较差（由于之前缺乏学习指导）。但是，他却同意，如果我攻读政治学博士学位，可以辅修经济学。我的政治学导师则坚决反对我攻读博士学位，因为我已经有非常好的“职业”位置。他说，如果我拥有博士学位，最好的工作就是在某些城市学院教书，承担繁重的教学任务。我早先在坎布里奇求职的经历使我忽视了这些警告，并且申请了助理奖学金（assistantship），以便能攻读全日制博士学位。幸运的是，我获得了这个奖学金。

令人奇怪的是，那年，财政资助委员把4个资助奖励给了女生，而在此前的40年中，没有一名女教师或者女博士获得这样的奖励。我们4个人在学期中得知，这个决定在教授会上受到严厉的批评。有些教师认为，把40个奖学金中的4个名额授予女生，是对系里资源的浪费。他们担心我们当中没有任何人会取得良好的学术地位，这就会损害系的名誉。幸运的是，我们的研究生同学鼓励我们4人不要理会这些教师的担心，他们也建议我们在攻读研究生期间，尽可能躲避这些教师。

政治学科过去分为政府研究与政治哲学研究（今后还会依然如此）。直到读到Mayr (1982)的《生物学思想发展的历史》（The Growth of Biological Thought）一书，我才发现了一个观察核心概念的真正令人激动的“思想历史”，发现它们是如何被定义的，如何被构建成为一个理论，如何受到证据或者其他理论的挑战，并且与时俱进地发展的。在政治哲学课程中，人们经常被教之以生命、爱和各种各样的伟大思想家的思想，而不是理解一个学科发展深层次的核心理论。人们单个地研究霍布斯、卢梭、马基雅维利和洛克，但是并不努力探讨他们之间是否有内在的联系。在政治哲学课程中，托克维尔的开拓性研究和《联邦党人文集》很少被讲授，因为它们被许多政治学者认为只是对于特殊时期的描述性叙事，或者是新闻工作者为使公众支持一部新宪法而做的努力(见 Dahl 1956；V. Ostrom 1991， 1997)。

政府研究则按照地区或者区域划分，人们研究美国政府、比较政府，或者国际关系。在比较政府研究中，人们关注的是同一个洲。在标示学科专业（discipline）时，地理区域因而比理论重要。这种地理分界仍然是划分系和专业考试的主要方式，在某些系，两个领域――方法论和政策分析除外。如果一个人研究国际关系，他就要关注国家之间的关系。事实上，许多政治学家的主导性观点是，政治科学是研究“国家”的，即使在如何定义这个核心概念上还存在许多分歧。比如，提图斯（Titus）(1931)就指出，国家的定义不少于145个。四十年以后，埃克斯坦（Eckstein） 评论道，“当代政治科学的许多独特方面之一”，就是“政治学家相当多地努力试图严格定义他们所研究的事物的本质。”（1973，P.1142）

那些研究比较政府的人努力理解如何比较大多数欧洲国家、某些拉丁美洲国家以及也许少数非洲国家的上院和下院的结构。对于大多数美国政治学家来说，非洲仍然是黑暗的大陆――至少在美国和平部队带回了大量未来的政治学家，从而使得非洲研究计划在几所主要大学中得以开展之前是如此。政党的角色也是人们关注的焦点。我的博士资格考试的问题之一就是，“比较英国、法国和（你自己选择的）两个拉丁美洲国家中两个主要政党的近期历史和作用”。另外一个问题是，“比较加拿大、德国和日本的上议院”。政治科学的研究生被要求比较、列表和描述，而不是考察与理论A或者理论B联系在一起的经验证据。

5．学位论文

特别幸运的是，我的第一份助理奖学金是在政府研究局。这就使我能够参与教师和高年级研究生会议，他们正在开始进行某些尝试，以政治经济学方法进行都市政府的研究。文森特等（V. Ostrom et al.， 1961)写了篇开拓性的文章，即“都市地区的政府组织：一项理论探讨”，这篇文章被公开严格讨论了若干次。在我博士项目初期，我参加了文森特的地方公共经济组织研讨班。我永远感谢他，不仅因为他的知识洞见和多年的鼓励，而且因为他开启了Lou Weschler， Ellis Perlman 以及我们当中的其他几位令人激动的发现之旅。（这是我与文森特一起参加的最后一个研讨班，因为我们开始约会，并且最后结婚了）。他要求每个学生关心南加州的地下水域。我们的任务是考察每个水域处理（或者不能处理）越来越严重的污染和地下水位下降问题的过程，而政治管辖权与水域并不具有同样的边界(V. Ostrom1962)。

我被派到西部水域，这个水域处于洛杉矶和其他11个城市的地下。在20世纪前半叶，水的生产者忽视了这样的事实，即洛杉矶地下水位正在下降，海水正沿着海岸侵入。二次大战快结束时，若干城市的水部门要求美国地理调查（局）对这些地区进行调查，并且同意资助三分之一的研究经费。该研究报告详细描述了海水侵入的恐怖图景，这种侵入可能最终摧毁人类使用的该流域。

我出席了西部流域水协会（WestBasin Water Association）的例行会议，这是一个私人性的、向该流域所有的水生产者开放的协会。结果，我为研讨班论文进行的研究逐步发展成为学位论文的研究。令人高兴的是，会上我可以根据“我的研究立场”进行半小时的发言。这种切近性，给予我许多机会，与许多地方参与者，包括国家和地方政府的官员进行深度讨论；我花费了很多时间查阅协会的档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