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兰・德伯努瓦：民主当前的危机

本文原载于《目的》( Telos) 2010 年第152 期，作者阿兰•德伯努瓦( Alain de Benoist) 系法国哲学家。武锡申编译 来源：《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2.4

意见民主、电视民主、市场民主？

无论某个人是在危机背景下研究这些民主，还是联系着后现代主义的活力来评估这些民主，影响着当代民主的异常状态都越来越吸引人的注意力。通常的看法是，这些异常状态绝对不是民主本身固有的，而是民主原则败坏的结果。最为肤浅的观察者把这种败坏归结于外部的因素或现象( 因此就有了惯例的对原教旨主义、民粹主义、社群主义等的抨击) ，总之就是仅仅追问道德的变化和社会的转型。然而这就把因果混淆了。更为严肃的观察者超越了直接的因素，追究民主本身的内在演变，关注那些人们或多或少已经阐述的在民主的当前形态与其以其基本原则为根据的应然形态之间的区别。有些人已经在谈论“后民主”，这不是要主张民主已经走向终结，而是想主张民主本身具有了需要人们界定的后民主形态。还有人提出，当前法国所处的形势类似于大革命之前的形势。对此，普遍存在着担忧和幻灭的感觉。

这不是欧洲民主的第一次危机。马塞尔•戈谢已经出版了( 四卷系列中的) 两卷书，展示了民主旅程的巨幅画面。在2006 年6月于昂热的一次讲座中，他对他的著作进行了概括，这一概括出版成了一个小册子――《从一次危机到另一次危机的民主》。

在法国，民主的第一次危机出现在19 世纪80 年代，因“1900 冲击”而变得更加明显，但只是在一战后才爆发出来，在20 世纪30 年代到达顶点。戈谢写道，在那一时期，“议会体制被证明既虚伪又软弱； 社会因劳动分工和阶级对立而分崩离析，给人们以混乱的印象； 随着历史变化更加广泛，它也得到加速，变得强大起来，摆脱了任何控制”。群众的时代开始了，社会因阶级斗争而分裂。同时，随着乡村地区变空，组织团结的形式开始减少。

这种危机的直接后果首先包括最初的把政治权力授予“专家”的思想的出现( 平面主义、技术专家治国) ，然后尤其是极权主义体制的放纵，极权主义体制―――正如路易•迪蒙很好地论述过的那样( 克劳德•勒福尔论述得差一些) ―――试图用一种既虚假又冷酷的整体论来抵消个人主义和文化破坏对社会的分解效应，这种整体论与全球规模的群众动员和军事化体制联系在一起，一切都立足于对前政治理念―――比如“种族共同体”―――的诉求。实际上，戈谢指出，“他们通过世俗的语言回归或者试图回归宗教社会，回归到与政党的一致或者趋同。”从这种观点来看，20 世纪的极权主义毫无疑问是自由主义的( 私生)儿子。

二战的结束标志着自由民主制的盛大回归。首先，为了避免陷入冲突之前盛行的问题，这种自由民主制给自己罩上了福利国家的外套，在福特主义获胜的背景下，自由民主制实际上是作为一种混合体制而出现的，它把传统的法律国家和实质上更为民主的因素结合起来，但在这种体制中，民主最主要被视为一种“社会民主”。戈谢列举了这种“自由民主综合体”的一些特征； 在代议体制内重新评价行政力量； 采取全面的意在保护个人免于疾病、失业、年老和贫穷的社会改革； 建立了实施规范和预防的机构，以便修正市场交换的未加检验的发展可能带来的混乱。直到所谓的“繁荣30 年”( Trente Glorieuses) 的末期，也就是说，直到20 世纪70 年代中期，这一体制运作得多少是正常的。

从1875―1880 年开始，出现了新的趋势，创造了危机的条件，但却是另一种危机。人们认为是安全社会和有组织福利的社会民主开始走下坡路，纯粹的自由主义走到了前沿。公民社会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特殊待遇，成为社会生活自主组织新阶段的发动机。经济自由主义以显赫的形式回归，同时，资本主义一步步地越过了所有的障碍，这一过程在苏联解体之后的全球化达到了极致。长期以纯粹象征性的和修饰性的角色保持的、留待另一个时代作为受尊敬的概念的人权的意识形态，逐渐表现为新时代公民宗教的装饰物，表现为在从前的意识形态废墟上独自成为共识基础的良好观点的文化。同时，面对当代的挑战，民族国家证明是越来越不起作用，越来越失去其“壮丽价值”，而各方面的个人化过程的大规模重新发动出现了，导致了所有那些一度为“我们”提供基础的伟大的集体计划的消失。而在过去，“那只是一个大众和阶级的问题，因为个人是从其群体来解释的，现在，大众社会被群众的个人主义从内部颠覆，个人与其背景分离开来”。这也是西方农村社会事实上消失的时期( 在法国，农民只占户数的1．6% ) ，这是一场名副其实的不出声革命，这场革命的深刻后果几乎没有人注意到。但这也是因大规模移民而导致的多种族社会普遍化的时期。

为了理解这种发展，就必须了解古代民主和现代民主的区别。前者的基础是人类社会的自组织思想，可以描述为通过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的自治的政治形式。现代民主与现代性有内在联系，但这种联系只是通过与自由主义的联系才达成，而自由主义往往削弱它。危机的深刻原因是民主和自由主义的不自然结盟，戈谢把自由主义描述为“正是现代世界的教义”。“自由民主”把两个词联结起来，似乎它们是互相补充的，但实际上它们是矛盾的。现在，这种矛盾已经非常明显了，危及的恰是民主的基础。用戈谢的话说，“自由主义使得民主处于危机中”。

尚塔尔•穆弗正确地观察到，“一方面，我们有法治的自由主义传统，有对人权的保护和对个人自由的尊重； 另一方面，有民主传统，这种传统的主要思想包含平等，有对统治者、被统治者以及人民主权的认同。在这两种不同的传统之间没有必然联系，而只是有偶然的历史啮合”。没有对这种区别的认识，就不可能理解民主当前的危机，这种危机最终根本上是这种“偶然的历史啮合”的系统性危机。民主和自由主义根本不是同义词。在关键时候，它们甚至是对立的概念。可能存在非自由主义的民主制(纯粹且简单的民主制) ，以及根本不是严格民主的自由主义政府。卡尔•施密特甚至说，民主制越是自由主义的，它的民主性就越少。

与古代民主相比，正如现代民主20 世纪50 年以后开始实现自己的原则那样，其主要区别是，它较少立足于公共事务的公民参与，更多立足于个人的普遍权利，另外，在其历史表现上，它不再与进步的意识形态无关。自由主义促进了政治、道德和法律中的混乱。进步的意识形态给民主力量以导向，通过发现未来而不断推动它向前。这种与未来的联系此后成为享有特权的历史维度，导致了“社会秩序的彻底重组”。社会―――而不再是权力―――成为活跃集体的舞台。随之而来的是，政治体系必须首先保障个人的自由，个人是历史中真正的演员。不再是法律决定道德，相反，道德越来越改变着法律。

据戈谢说，“在这种背景下，权力不再被视为社会的原因，似乎它是人们指责为通过命令使它存在的因素。……权力应当为了社会而保持。它只能通过它而产生，它只能承担完成指定给它的任务的角色。换句话说，除了为了描述之外，它没有意义。”民主仍被经典地描述为把“人民权力”奉为神圣，但实际上，由于民主成为自由主义的和纯粹代议制的，民主不过是政治制度，把现代个人的兴起和“公民社会”居于政治权威之上奉为神圣。

20 世纪80 年代末，随着后现代性的出现，“人权民主”的到来标志着自由主义对民主的影响越来越大。这一现象相当于戈谢所说的“民主转过来反对自身”； “在这点上，法治的概念具有的意义远远超越了这一概念原本限于的技术性意义。它往往与民主的理念本身相混淆，现在，与保护个人自由相联系，与尊重那控制他们的公共表达的程序相联系。在揭示真相的意义上，民主一词的自然含义变化了。……民主过去指的是集体权力，自我统治的能力。现在民主只关系到个人自由。任何加强个人权利的事务都被评判为民主的。对民主的自由主义理解取代了传统的概念。标准不再是人民主权，而是个人主权，被解释为在必要时消除集体权力的最终可能性。一步步接下去的是，民主权利的提升导致民主政治丧失能力”。

民主意味着民主主体―――公民的存在。自由主义理论设想的原子化个人不能是公民，因为他在定义上与生活于团体之中的愿望不相容。从整体的角度来说，教条主义的自由主义者宣称要保护个人自由，同时忽视了个人的集体维度，即忽视了团体的存在和民主内在的对集体统治权的需要。另外，个人权利的逻辑是无限逻辑，因为驱动它的是“永不终止的权利抽象”( 戈谢) 。因此，对个人自由的绝对强调阻止创造集体自由的条件，以至于前者内在地具有消解集体的危险。托克维尔认为，对平等的激情总是威胁着自由。他的错误在于没有看到反面： 对抽象自由的激情也威胁着民主。程序民主的基础是没有权力的自由主义思想，这只是一个矛盾形容法( 因为权力只会转移到别处) 。

穆弗强调，“当代民主理论不能理解公民问题，是由这一问题的概念造成的，这种概念认为个人在社会之前，是自然权利的承载者，个人既是最大化利用的执行者，又是理性的主体。无论如何，个人从社会关系和权力，从使得他们的行动成为可能的语言、文化和一系列实践切割开来。”

政治权力不仅受到权利的威胁，也受到经济的威胁，在自由社会，政治团体停止了统治，“在严格的意义上，成为市场中的政治社会。这并不意味着在一个社会中，经济市场支配着政治选择，而是在这个社会中，政治运作自身从经济那里借用了市场的一般模型，以至于它的整个形式表现为自我规范的积累过程中的自发的结果和不同演员的反应。随之而来的是政府功能的变形： 它只是监督游戏规则的维持，确保过程的成功继续”。人的统治变成了行政管理。公共领域的至上被否定，公共利益的概念―――甚至其降级形式“一般利益”―――被抹煞，让路给直接反应和特殊利益的多样化，而公共权力则不管好坏试图去保证在一个经常性通货膨胀的国家内的这些互相冲突的程序性反应的共存。“立足于特殊利益相加的政治”，尚塔尔•德尔索尔注意到，“宁愿采取无政府主义的形式，这就是说，是一种非政治。相反，民主要求允许对几种版本的一般利益进行界定，人民主权选择上升为代议制。”阿兰•卡耶观察到，“现代民主认为自身除了建立在利益主体的理性计算之上的秩序，就什么也不是，而且尤其关注它们的物质优势。因此，从这种理解出发，无论是天赋还是政治基本上都是不可理解的，甚至完全看不到。”这种经济对政治的胜利被自由主义者解释为自由的胜利，实际上这意味着自我被剥夺，因为这转化为集体无能力控制自己的命运。戈谢描述了“无权者的狂暴”和“最后的人的节庆抛弃物，庆祝他们无能力来管理他们自己”。

在施密特唤起的“中立化”的意义上，这种反政治革命已经精疲力尽。我们再来引用戈谢的话：

“从历史上看，现代民主是在政治团体成员攫取公共权力的基础上建立的。……他们的新理想是通过把个人主权置于绝对安全地位而使权力中立化，无论是什么权力。……因此，人权的民主被一种强大的趋势推动着去拒斥它变得有效而需要的实践工具。因此就很悲哀地发现公共无权，这是民主永远要面对的。实际上，这种无权是结果。……这就是当代民主条件下国家和权力原则所面临的冲击的深刻原因。”

简言之，当代民主陷于经济和道德、市场意识形态和人权意识形态之间，越来越不民主，因为它的政治成分越来越少。经济能够在权利的掩盖下实施它的法则。从纯粹的抽象概念来说，民主最终被剥夺了其地域的和历史的维度。集体信仰和宗教起源过去曾经有过动员能力，因为它们扎根于地域内。公民概念自身也直接与公民存在的出现的特殊地域相联系。戈谢写道：“再造民主的最基本的普遍主义实际上导致民主脱离它在其中得以形成和在定义上受到限制的历史和政治秩序。从理想的角度，普遍主义愿意同时缺失地域和过去。在同样的意义上，它拒斥任何依赖于特殊性的历史。换句话说，民主被导致不能获得它产生时的条件。”在人权意识形态的影响下，民主的原则不再是“一位公民，一张选票”，而是“一人一票”。

自由民主被混同为议会制或者代议制，它是一种立宪制度，完全立足于选举和多元主义，在这种制度下，民主纯粹是与法治商定的社会空间。因此，正如施密特永不停止地重申的那样，人民参与政治多少，他们需要被代表的需要就有多少。卢梭已经评价道： “当人民拥有代理人民统治的统治者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