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荣：“专制政治”观念在中国历史认知中的生成与传播

一

“专制政治”观念是目前我们常常用来描述中国秦至清之间政治统治形态的重要概念。但究其端绪，该概念的正式的合法使用是从民国开始的。换句话说，自民国后此概念就正式进入到官方意识形态领域中，成为建构中国古代历史知识的重要概念工具。当然在此概念的合法化生成过程中，中小学历史教科书担当了非常重要的角色。按照美国基础教育理事会A•格雷汉姆•唐所说：“教科书，或多或少支配着学生所学的知识。他们确立课程的框架，而且通常是确立了大部分科目中一些必修的知识。对许多学生来说，教科书是他们唯一能读到的书籍，也是他们第一次也是唯一的阅读机会。在公众看来，教科书是权威的，是准确无误和十分必要的。教师们则需要教科书来安排自己的教学内容。” 所以研究西方知识与观念的传播，研究近代社会一般知识世界的生成，中小学教科书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途径。

目前，学界关于中国秦至清之间的政治统治形态是否是“专制政治”的说法存在比较大的争议。尤其是侯旭东在《近代史研究》2008年第4期发表的《中国古代专制说的知识考古》，因质疑中国自秦至清的政治体制是专制体制的观点后，遭到多名学者反驳。其中黄敏兰《质疑“中国古代专制说”依据何在――与侯旭东先生商榷》(《近代史研究》2009年第6期)，及万昌华《一场偏离了基点的“知识考古”――侯旭东〈中国古代专制说的知识考古〉一文驳议》(《史学月刊》2009年第9期)，分别从历史事实和研究方法上对侯旭东的观点进行反驳。宁可的《中国封建社会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文史哲》2009年第1期)，则从正面阐述了中国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形成及演化。 向燕南、张国荣：《面对历史学的学术自觉》，《光明日报》2010年2月1日。由此看来，侯文的发表似一重磅炸弹，把自民国以来建构起来的合法的、权威的历史观念撕裂出一个豁口，使得这个话题的讨论逐渐趋向深入。但就本文作者看来，论战的双方其实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就侯文而讲，其价值在于敏锐的意识到“专制政治”的观念是一个外来话语，其在描述中国历史的过程中必然带有西方话语霸权的印记。而反对者的观点其实也尖锐的指出了中国传统政治形态的中央集权的专制性的历史事实。对立双方的立意与视角不同必然得出不同的结论。本文无意对双方之观点予以具体阐述，仅以民国小学历史教科书作为分析对象，从观念传播与生成的角度，具体体察“专制政治” 的观念在民国期间是如何通过小学历史教科书的撰述而合法的进入广大的受教育民众的认识视野之中，进而体会民国精英群体依据历史教科书这种合法的传播工具，把源出与西方的“专制政治”观念与中国的部分政治事实相结合，为普通受教育民众构筑新的中国历史的诠释范式的观念建构过程。可以说，这种有意识构筑的历史意象，对后世政治与学术产生深远的影响，以至在当下仍然成为学界炙手可热的学术话题。霍布斯保姆曾说：“很自然，国家会应用日益强盛的政府机器来灌输国民应有的国家意识，特别是会通过小学教育，来传播民族的意象与传统，要求人民认同国家、国旗、并将一切奉献给国家、国旗，更经常靠着‘发明传统’乃至发明‘民族’，以便达成国家整合的目的。” ［英］埃里克•霍布斯保姆：《民族与民族主义》，李金梅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08页。可见，小学教育在整个民族国家教育中的重要性。故本文以此为中心，考察专制观念的生成与传播以及影响。

二

应该说，将民国以前的中国政治制度称为“专制政治”在中小学历史教科书中的表述，是对中华民国新的共和政体的价值肯定的前提下被突出强调的。1912年，中华民国甫建立，为了彰显新的共和政权的进步性与合法、正当性，民国政府颁布了一系列建国新方案，其中对小学历史教育做出明确规定：“本国史要旨，在使儿童知国体之大要，兼养成国民之志操。” 课程教材研究所编：《20世纪中国中小学课程标准•教学大纲汇编（历史卷）》，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0页。于是，“国体”教育便以国家意志的形式被强制地规定了下来。在这种政治情势下，民间教科书出版机构遂纷纷而起，组织编撰了一系列符合新时代的历史教科书，以适应市场需要。“专制政治”作为对民国以前历史的定性判断，正是在这时期，以合法的形式正式进入到了历史教科书的叙述之中，成为新国体与旧国体截然区分的标志，并逐渐成为“野蛮”政治的代名词，形成反衬民国“共和政体”政治优越的一个重要参照。也就是从此时期起“专制政治”的观念在教科书叙述中正式生成，并经历史教科书的传播而广为普通国人所接受。

为了说明当时教科书对此观念的具体表达情况与生成过程，我们选取不同出版机构、在不同时期所编的有影响力的典型教科书作为分析个案，具体体察“专制政治”观念是如何在教科书编著者的历史叙述中被“放置”的。

首先是商务印书馆。作为以教科书起家的近代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一直以教科书的编撰为经营的主要业务，对于近代教育及近代观念的输入与传播皆有重大影响。从笔者掌握的现有资料看，商务印书馆中较早把“专制政治”观念引入小学历史教科书的是1913年出版的，由傅运森编撰，高凤谦、张元济校订的《共和国教科书新历史》。在这本教科书中，“专制”等词语频繁出现，似乎成为和秦始皇等帝王相伴的专有称号。这本教科书也是明确把民国前的中国历史称为“专制时代”。教科书序言中说：“我国专制时代，君主年号最多，名目纷纭，疲于记忆，本书一律删除，概以民国纪元前若干年代之，既免儿童费无益之精神，且易知各事实相距之远近，以便比较计算。”后来，在“秦始皇”一节中说：“始皇务行专制之政，焚诗书、坑儒生，收民间兵器以为金人。” 在“秦之帝制”中又说：“秦始皇灭六国，……厉行专制，尊君卑臣，举海内人民土地，悉为一家所私有。” 可见秦始皇和专制之关系已是如影随形。在“元明之文化”一节对朱元璋的评价也是：“明太祖喜专制，务张威权，子孙袭其风，视臣民如草芥。” 而在“近代之文化”一节中，编者对民国前的制度进行全面总结曰：“迨清之季世，共和民权之说输入，民志一变，卒推翻数千年专制之政体，而建中华民国，洵国史之光荣也。”。

另外，1915年出版的北京教育图书社编篡，王凤岐等校订《实用历史教授书》，也是延续着上述教科书的表述，把秦始皇之统治说成是“专制之祸，益烈于前代，虽其雄谋大略，振耀一时，而毒怨中于人心，反自促其灭亡矣”。

到了20世纪20年代，商务版小学历史教科书编撰者对中国“专制制度”的表述，基本延续其民国初期的观点，只是表述得更加完备。如吴研因编著的《新法历史教科书》，便采用更朴素的口语化的言语将“专制政治”的“余毒”做了充分的阐发，在他的描述中，“专制政治”切实地变成了社会痛苦与不幸的制造者，以秦始皇为代表的历代专制帝王，则无一例外地成为了与人民相对的“反动者”。

吴研因在他的教科书序言中首先申明：“本书取材注重民本的、群众的、进化的、世界的、实在的、扼要的、积重的、实用的、感发的、适时的，十大要点，和已出的历史教科书完全不同，所以加上‘新法’两个字。”对于以上十大要点，其在《新法历史教科书》中做了进一步的具体阐发，曰：

(1)民本的，最足以发挥民治之精神，或反证专制之弊害者。（2）群众的，最有关于社会民生，而不徒为一人一姓之美谈者。（3）进化的，最足以考证由野而文之进步，非复古重述，违反自然者。（4）世界的，正大公正，接轨大同，非武断专私，陵夷异族，毁蔑弱小者。（5）实在的，足以征信核实，非怪诞无稽，或阿谀文饰者。（6）扼要的，足以代表一时代，而非琐细繁杂者。（7）积重的，学说政事风尚……最有影响于天下后世，而非局部的一时的者。（8）实用的，可据以研究社会，而为比较对证，非若偶像骨董之与现在无涉者。（9）感发的，可以情得趣味，鼓动儿童，非干枯无味，不合心理者。（10）适时的，足以养成共和国民互助牺牲之正确的人生观，以救旧时独善忠君，近时附势利己之偏谬者。

在上述十条解释中，吴研因反复使用许多贬义词汇，如“专制之弊害”、“一人一姓之美谈”、“武断专私”、“阿谀文饰”、“独善忠君”等等来表达其价值取向，反“专制”的教科书编撰宗旨一目了然。而在其具体的教科书行文中这种思想也是表露无疑。如“秦始皇的专制和反动”一节中，对秦始皇专制政治痛加针砭，称其“想他的子孙永远做皇帝，传位下去，没有穷尽。”此外，像有关西汉时“缇萦上书救父废肉刑”一节，吴氏教科书说：“但后代昏王酷吏，严刑重罚，灭族挖心的把戏，还不时有的，这真是专制的余毒，文明世界所少见的了！” 而在“清和民国交替的远因”一节，吴氏总结中国古代历史说：“历代兴国，不过‘篡夺’两字，亡国也不过‘外戚宗室武人，党人宦官’的自相纷扰，和‘夏变夷’‘夷变夏’的互相消长罢了。闹了几千年，一治一乱，循环往复没有一个端倪。武昌起义，民国成立，才把循环式的‘帝王专制’打破了，找出一条‘民主共和’的大路来。这真是一大进化哪！”

其次是中华书局。成立于1912年的中华书局，虽较之商务成立为晚，但是其甫开业即推出《中华教科书》系列，适应辛亥革命胜利后的政治局势下的观念教育，并在推行“中华”系列教科书的商业活动中获得巨大的成功。它以“本最新之说，遵教育部通令，以独立、自尊、自由、平等之精神，采人道、实业、政治、军国民之主义。程度适合，内容完善，期养成共和国民以植我国基础” 为编撰指导。以总经理陆费逵提出的“民国行共和政体，须养成共和国民” 为出版宗旨。这一适应革命形势的出版旨趣，决定了该版教科书必然把反专制、颂扬共和作为其文化使命。比如章嵌等编制，陆费逵等审阅的《新制中华历史教科书》的编辑大意就开门见山地说：“民国肇造，五族一家，是编注重于统一国土，调和种族，务使以往之专制观念，不稍留存与后生心目之中。” 1913年，编辑大意。昭示编撰者与过去彻底决裂的决心与态度。惟因如此，“秦始皇之统一”一节中，编者的叙述是：“秦庄襄王灭周，其子政又并六国，一统中夏，定都咸阳，自号始皇帝。废封建之法，立郡县之制……焚诗书，坑儒士，禁民偶语。君主专制之威，于斯为盛。” “秦之兴亡”中的判断是：“政体之专制达于极点。”至于“清廷逊位与民国成立”一节论及清廷皇帝退位、袁世凯在北京任大总统、民国政府迁至北京，则称“于是数千年专制政体一变而为共和矣”。 由此可见，中国“专制”之说已是中华书局版历史教科书论证民国“共和”合法、合理的主要依据，而反“专制”则是这些编撰者组织教科书时的“元叙述”。此后一直至1930年代，中华书局出版的小学历史教科书，基本是对这一观点的持续阐述。

除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之外，民国时期还有许多出版社参与了教科书的编撰。但从总的情况看，对于民国以前的中国历史，几乎无不是采用“专制政治”的价值表述。如卢秉征编辑郑朝颐校订《实验历史教科书》、储编辑《北新历史教本》、教育总署编审会著《高小历史教科书》、国立编译馆主编《高级小学历史》等等，均有对民国前的中国政治形态冠之以“专制政治”的批判性表述。

当然，需要指出的是，到了20世纪30年代，对民国前的政治组织形式的描述与评价逐渐出现了一些相对客观的理性分析。如商务1933年出版、由徐映川编著的《复兴历史教科书》中，于“宋以后中央集权的完成”一节，就对中国古代政体的演进进行了具体的分析，称：“秦、汉行郡县制度，实际上还不能把全国政权集中于中央，这是因为旧日封建制度影响太深的缘故。……所以宋以后中央权力渐渐巩固了。……此后元朝的官制，大致沿袭宋朝。明清两朝更变本加厉。明朝废除宰相，清朝设立军机处，这是中央官制的变迁。外官、总督、巡抚权任虽是加重；但完全听受中央的箝束，尚有督、抚触忤呼皇帝的意思；一经皇帝降旨调动，甚至革职问，那是凛凛奉行，断不敢丝毫违抗的。” 显然这已不似民国初年那种简单否定性的批判了。当然，这种情况的出现，应与当时整个文化思潮的发展有一定关系。因为随着1928年北伐战争的完成和国民党一党专政的统一的政治体系在全国的确立，中国也进入到了近代以来经济发展的第一个“黄金时期”。而随之开展的废约、修约运动，在相当程度上提升了民族自信的同时，也引起人们对民族历史文化价值的反思。1935年以十教授发表《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为序幕的关于“中国文化出路到底是中国本位还是全盘西化”的大论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