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剑涛：价值隐匿与知识扭曲：留美政治学博士对民主的拒斥

自近代以来，中国留学生持续而热衷前往的国家，就是美国。留美，既是近代中国人规模化留学的起始，也是对中国建构现代国家发生广泛和持久影响的事件。就前者言，从晚清政府派遣留美幼童开始，民国时期掀起留美第一轮高潮，中经人民共和国前三十年对苏联一边倒的留学政策间歇，进入改革开放时期留美的第二轮高潮。可以说，留美的学生数量，是最为庞大的；留学受到国家政治变迁的影响，也是最明显的。就后者论，留美产出的各行各业的精英人才，在留学的国家间比较，无疑也是最多的；而对中国建构现代国家影响最为广泛的，非留美生莫属。尤其是每当国家建构处在关键时刻，关乎政体选择的紧要时期，留美学生发出的国家建构声音，无疑受到中国社会最广泛的呼应，成为国家建构诸种主张中，社会反馈最为强烈的呼吁。

但正因为如此，试图对留美的中国影响做出全面的描述与深入的研究，就是一件极为困难的事情。本书不打算对留美生的中国影响进行全面描述与评价，仅仅试图通过民国和人民共和国两个时代的留美典型个案，对之进行窥斑见豹式的讨论。着重点落在留美政治学博士对于民主和专制的态度上。分析的焦点，集中于留美政治学博士在美国的国家价值确定之后，教育走向技术化取向的情况下的留学生活，何以导致他们对民主的失望、反感，而在申论他们关乎中国国家建构问题答案的时候，对现代主流民主制度发出拒斥之声，对专制体制怀抱遮遮掩掩或不加掩饰的期待之情。

一、在成熟现代国家中迷失的建国秘诀寻求者

从中国近代留学史看，大抵从19世纪晚期开始，由于中国学人留学日本的热潮逐渐告一段落，在寻找建国秘诀的时候发生了一个重大转变，那就是从“东土问经”转变到“西天取经”。中国的留美时代据此得以开启。中国人近代留学美国的历史，起源是各国中最早的。但最初的留美学生，并没有掀起留学美国的浪潮。著名的留美幼童故事，开启的仅仅是中国人留学美国大潮的先河而已。但这一开端确实是重要的，因为正是留美幼童学成之后，成为中国留美学生大潮的直接推手。

最初的留美学生，是因为偶然的机会，进入美国学习的。第一代中国留美学生容闳，就是由传教士带到美国的。后来又因为偶然的机会，他接触曾国藩，与曾国藩、李鸿章二人断定中国之不足抗御西方入侵，乃在于技不如人。因此建议和推导清朝廷选派聪颖弟子赴美求学。而容闳不仅是这事的推动者，也是清朝廷派出的办理留美事务的官员。1872年由清廷派出的一百二十位幼童，到1882年遭遇困顿，用了十年时间，算是打开了中国留美的大门。但这段被论者视为留美萌芽期的幼童派遣，并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原因在于，“当时风气未开，大家子弟不肯远适异国，应选者多以政府能维持其生活之小家子，对于国事不熟悉，对于国学当然无根底，自难望其不外国化。”[1] 这一评论给人们三个重要提示：一是处于谋生状态的留学生，不足以兑现留学救国的目标。因为救国大事不是谋生小事所可思谋。二是留学幼童国学根底不深，容易出现国家认同的危机，逐渐成为“外国人”。三是派遣留美幼童的时候，留学尚未成为时潮，官家大户都还没有加入到留学队伍中，因此留学还缺少来自上层社会的推动力量。

留美大潮的到来，是由庚子赔款退还事宜的中美协议引发的。“自美国退还庚子赔款以后，名额大增，自经清华学校成立专以培植留美候补生之后，赴美者更多，人数超过欧洲各国留学生之总数。”[2] 留美大潮的推动力量，最有力的推手自然是美国政府和晚清朝廷。如果不是两国政府议定庚子赔款所派用场，留美就不可能告别萌芽期，进入高潮期。[3] 外交部与学部共同拟定的奏折，建议设立肄业馆，为学生留美做好预备教育；确定了选派学生的资格以及考试方法。后来留美预备学校（清华大学前身）的设立，就是根据这一奏折的精神落实的。考入清华学校的留美预备生，有官费补助，解决了留美资费问题。加之清华学校留美生回国势力坐大，成为留学收益的示范。因此，自费生也开始猛烈增长，以至于美国后来不得不加以限制。由于庚款留美的退款时限预期延续到1937年，因此二战前夕，留美学生之多，令《美国中国学生手册》的编者都惊呼，“中国留学生满布于美国”。[4]

留美高潮中前往美国学校就读的留学生，大多所学，属于理工科。这与中国留学以来的基本目标，是完全一致的。以简捷的方法，造就治国安邦的人才，总是留学运动的两种基本规定性。而治国安邦最简捷的造就人才的方式与途径，就是迅速培养一大批能够造出坚船利炮的科技人才。因此，留学欧美的学生，多选择理工科专业，也就在情理之中。[5] 不过即使在留美时期选择理工科专业的留学生，也不见得就是潜心现代科学技术，对中国和世界变迁大势不闻不问。由于政府选送出国留学的学生都是围绕“治国安邦”的目的派出的，这一目的也影响到自费出国的留学生，他们都心存学成报效祖国的政治心理。留美学习理工科的留学生，明确地表白自己这样的留学目的。与学习人文社会科学的留美学生试图直接给出救国答案不同，只不过理工科的留学生所走的是技术救国的道路罢了。这样的代表，就是留美学生组成的“中国科学社”群体。这一群体的成员认定，

“欧美各国实力的强大，都是应用科学发明的结果，而且科学思想的重要性，在西方国家的学术、思想、行为方面，都起着指导性的作用。在现今世界里，假如没有科学，几乎无以立国。”[6]

但科学救国的理工科学生志向，并不能直接解决中国建构现代国家的政治理念供给、政治制度建设的问题。留美高潮中就有人指出，研究政治学的学生太少，是一个不利于中国回答现代建国问题的遗憾之事。论者引述道,“对于社会政治理论，留美生兴趣浓厚者不多。有人曾对此提出批评，认为‘政治家今日中国所最当有者也。’政治家可分两种：一是政治理论家，‘其议论可新国人之耳目，其学识可解国中之难题’，二是政治活动家，可处理内政，办理外交，维护祖国尊严，促使国家民主、富强．这种人物如果多了，中国则可‘自第二、三等国而变为第一等国。’很遗憾，留美生中缺少方面的英才。”[7]

留美高潮中重理轻文的现象表明，最初留学生以为的救国问题，不是从国家结构的重建视角审视的，而是从国家治理的技术性要领出发确定救国路线的。这是一个关乎国家转轨认知的严重缺陷。但随后留学美国人数的急遽增多，学习人文社会科学的留学生相应增多起来。按照清华学校的统计，后来进入广义的文科（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学习的留美学生占到47.3%，其中法政学科的留学生竟然也达到24.5%，尽管这一比例中学习经济学的占到9.6%。[8] 但从总体上讲，学习文科人数的增多，使得中国国家建构所需要的经济、政治、社会、法律、教育、新闻、军事学科的人才短缺问题明显缓解。加上文史哲的留学生中能够从人文社会科学视角审视中国现代国家建构问题的人数，相应增多起来。这是中国20世纪20、30年代留美归国学生，得以凸显中国建国的思想张力与制度抉择问题的重要性，掀起国家建构广泛争论，从而自近代以来最为鲜明地凸显出国家建构、国家转轨问题的核心价值一个决定性的条件。在这些争论中，国家发展的道路既得到多元显现，也为后起的评论者观察哪种主张更有利于中国建构现代国家，提供了便利。这也就印证了前面引述的政治学之关乎建国动员、国家尊严、政体选择和国家竞争的议论之具有的确当性。

1949年大陆政权交替，中国留美运动由国家权力力加阻止，结束了中国从美国汲取现代建国的精神资源与制度灵感的进程。不过中国政府这次让留美运动戛然而止，不是因为一时的社会理解、文化差异问题，而是由于政治意识形态的缘故。这种冲突，注定了中国新政府必定会断然中止留美进程：因为处在对峙状态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不是一种调和的政治姿态就可以和平共处的。这种对峙，全面投射在国家基本理念、基本政治制度和日常生活方式上面。而留美运动恰恰培养出资本主义国家运作所需要的中国高层人才。由于这些因素，共产党之全面地转向苏联，仅仅派遣留苏（以及部分派往东欧）学生，[9] 就不仅是对教育机制感兴趣与否的问题，而是效法什么样的国家建构进路的问题了。

从1949年到1980年，中美教育交流都处于非正常状态。随着中国步入改革开放的轨道，留美运动重启。留美高潮的再次兴起，不是因为中国政府简单的政策转向所致，而是由于中国发现简单模仿苏联的国家建构模式，并没有取得预期的国家建构效果。改弦更张的重要动力是重寻国家建构进路。重寻国家建构进路，就是对既定国家形态进行重建的进路：如何实现经济繁荣、制度稳定和社会有序的国家建构目标，再次将中国人模仿先发国家建构自己国家的眼光，引向美国。于是，第二次留美高潮再次兴起。不过这一次留学运动，不像上次留美高潮中的学人，认准了美国建国模式的国家基因。相反，长期留苏塑就的国家理念，中苏分裂之后中国孤注一掷的斯大林主义偏执，文化大革命对这一代留美生的深刻影响，带出了完全不同的留美效果：超越美式甚或反对美式体制，成为留美生的一种时尚。尤其是留美研习政治学的学生，对于现代政治的读解，几乎不再留有模仿美国建国进路的恭敬之心，而扭转中国在现代建国的知识上和实践的被动处境，似乎成为他们趋同的选择。

留美前史时期的中国学生，对于美国的建国方案几乎是绝对臣服的。容闳撰写的《西学东渐记》，就记录下来这种臣服心态。一方面，容闳的爱国心是其留学美国始终不变的政治心理。他说，“一向被当作西方文明表征的西方教育，如果不能使一个东方人变化其内在的气质，使他在面对感情和举止截然不同的人时，觉得自己倒像来自另一个世界似的，那不就可怪了吗？我的情况正好如此。然而，我的爱国热情和对同胞的热爱都不曾衰减；正好相反，这些都由于同情心而更加强了。……因此，我苦心孤诣地完成派遣留学生的计划：这是我对中国的永恒热爱的表现，也是我认为改革和复兴中国的最为切实可行的办法。”[10] 这表明，最初留美的学生，绝对是以强烈而自觉的爱国心作为行动的精神动力的；而且在留学的过程中，爱国心有增无减；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在留学中形成了模仿建国的现代意识，努力将中国推向一个学习美国建国方略的政治变迁状态。另一方面，容闳认定，旨在改革与复兴中国的方案，不需要花费什么心思去别做求索，将美国所学敷之实用，就可以将中国推进到文明境地。一者，这有赖于留美学生的个人努力，“予意以为予之一身，既受此文明之教育，则当使后予之人，亦享此同等之利益。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愈趋于文明富强之境。予后来之事业，盖皆以此为标准，专心致志以为之。”[11] 二者，依靠政府积极派遣出国留学生的举措，“政府宜选派颖秀青年，送之出洋留学，以为国家储备人才。”[12] 他自信地认为，“然使予之教育计划果得实行，借西方之学术改良东方之文化，必可使此老大帝国，一变而为少年新中国。”[13] 三者，依照欧西治国方略，建构中国行政体系，俾使国家呈现治理的新局面。“中国不欲富强则已，苟其欲之，则非行一完全新政策，决不能恢复其原有之荣誉。作为新政策，政府至少需聘外人四员，以为外交、财政、海军、陆军四部之顾问，与之订立十年合同。十年后若有成效，则更继续聘请。惟所聘之顾问，必须有真确之经验，高深之学识，纯洁之品性而后可。既聘之后，其所陈之佳言良策，政府当诚意采纳，见诸实行。此外更派青年有才学之中国学生，处于各顾问之下，以资练习。如是行之数年，则中国行政各机关，不难依欧西之成规，从新组织也。”[14] 容闳最早系统表达的“西化”建国或复兴国家的理念，将中国的现代国家建构之模仿处境，鲜明地呈现给世人。尽管这有伤中国人的自尊心，但却如实反映了中国的国家处境。

不过容闳这样的表达，太过简单和直接。他自小留学美国，不清楚中西接触之后，文化的冲突必将导致政治认同的对峙。他极大地高估了留学生在中国国家转型中的作用，而对所谓“国情”在阻止中国建构现代国家的力量，却又明显低估。事实上，容闳自己就是在晚清政争中被迫中断他的以留学改造中国的理想事业的。在20世纪初期留美的学生，已经不再具有容闳这样的国家改造信心。相反，中美两国差异的辨认，促使他们走上一条中美两国国家建构各行其道的思考路线上去。这一时期的留美学生，相当一部分人开始走出对美的潜心模仿心态，认定中美两国“国情”的巨大差异，中国只能走一条适合自己国情的建国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