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利高里・高思三世：民主政治能制止恐怖主义吗？

美国目前对阿拉伯世界的一项重大政策是在那里拓宽民主政治。小布什当局及其拥护者坚持认为，推进阿拉伯民主不仅可以传播美国的价值观念，而且还可以提升美国的安全。随着民主政治的推广和民主思想的蔓延，阿拉伯地区将不会再产生反对美国的恐怖主义。因此，推进中东地区的民主政治不仅符合美国的安全目标，而且也是取得这些目标的必要条件。

但是这样的论调提出一个问题：一个国家发展的愈民主，就愈没有产生恐怖分子和恐怖主义组织的可能，这难道是真的吗？换言之，在阿拉伯世界推进民主政治是获得安全的正确前提吗？不幸的是，答案看起来是否定的。尽管对恐怖主义的认识还很不全面，但是现有的资料表明，在民主政治和消除或减少恐怖主义之间并不存在强有力的联系。恐怖主义并不仅仅源于特别的政权制度，民主化也不可能终结当前针对美国的种种活动。基地组织和其它类似的团体并不是在为穆斯林的民主政治而战，他们是在为强化其伊斯兰国家的观念而战。没有任何证据表明，阿拉伯世界的民主政治将消除阿拉伯公众对恐怖主义组织的温和支持，也不会减少潜在的加入此类组织的人员数量。

即使是中东实现了民主政治，那么它究竟会催生什么样的政府？他们会在遏制恐怖主义、推进阿以和平进程、维护海湾地区的安全和确保稳定的石油供应等重要的政策目标方面与美国通力合作吗？没人可以预测新的民主政治可以选择这一道路，但是依据对阿拉伯世界的公众调查和近期那里进行的选举，可以看出，阿拉伯世界的民主政治似乎会导致出现新的伊斯兰政府，而相比较目前的独裁主义的统治者们，这样的新政府更不愿意与美国合作。

对这些问题的如此回答应该使华盛顿对自己的政策再作考虑。小布什当局的民主动议有自己的理由，不计任何代价地努力推广美国的民主价值观，或者作为长期的冒险，即使伊斯兰主义者真的上台执政，统治的现实也将会使他们趋于温和，否则民众将对他们日益不满。不过，对民主选举的强调将不能增进美国的即时利益，不管是在反恐战争还是在其他重要的中东政策方面都是如此。

所以，现在是重新考量美国在阿拉伯世界推进民主的政策的时候了。美国不应该急促的推进快速选举，而是应该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在鼓励那些可以与伊斯兰政党相竞争的世俗主义、民族主义和自由政治组织的力量发展方面，只有这样，华盛顿才能确保当选举最终进行时，结果会更加符合美国的利益。

美国为什么认为在阿拉伯世界推进民主事关自己的切身利益？小布什总统在2005年3月的演讲中已经做出说明：“我们维护长期和平的战略是要帮助改变那些产生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的状况，尤其是在广泛的中东。几十年来，中东部分地区已经陷入苛政、绝望和激进主义的怪圈。当独裁专政控制国家的政治生活时，可信赖的反对派不可能发展起来，不满只能存在于地下并走向极端。为了把人们的注意力从他们社会和经济的失败转移开，独裁者就指责其他国家和其他种族，并激起导致暴力的憎恨。这种专制和愤怒状况不能够忽视或者平息。”

把恐怖主义和缺乏民主连在一起的观点并不局限于小布什政府。在2004年的总统选举中，参议员约翰?克里（John Kerry）强调，有必要把中东实行更广泛的政治改革作为反恐战争的一部分。克林顿政府负责中东政策的高级官员马丁?因达克（Martin Indyk）也已认为，克林顿专注于阿以和平而没有重视中东的民主是一个失误，他因此呼吁华盛顿要关注中东的民主改革。克林顿政府时期的国务院政策规划主管莫尔顿?海尔普因（Morton Halperin）在最近出版的一本书中认为，催生基地组织的是沙特、埃及和巴基斯坦等国的贫困和教育不足，而这些国家的独裁主义本性是造成贫困和教育不足的根本原因，民主化是解决问题的唯一途径。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也一再向公众推销他的中东民主化逻辑。

尽管缺乏民主会导致恐怖主义这种观点被许多人所认同，但是论述恐怖主义和其它社会政治因素（例如民主政治）之间关系的学术文献却是出奇的少。针对恐怖分子和恐怖组织有一些很好的案例研究和总体的调查，但是在它们之中几乎没有材料确定是否更高的民主程度会导致更少的恐怖主义活动，这一问题的部分原因在于可利用材料的质量。相比较国内的恐怖主义袭击，西方媒介更倾向于以跨国因素来报道恐怖事件，而且，大部分的统计是根据事件发生的地点、而不是根据犯罪者的身份来进行，更不关心他们是否来自非民主国家。

鉴于这样的不完整信息，仅仅从学术文献中获得初步的结论是不可能的。不过即便如此，构成小布什政府逻辑基础的恐怖主义和独裁主义之间存在紧密联系也是值得怀疑的。在对1980年代恐怖活动的一项广为引用的研究成果中，政治学家William Eubank 和 Leonard Weinberg论证了大部分的恐怖事件发生在民主国家中，大部分的受害者和犯罪者都是民主国家的公民。在对1975到1997年间发生的恐怖事件进行考察后，宾夕法尼亚州州立大学的Quan Li发现，尽管在民主政治参与程度较高时恐怖袭击发生的频率较低，但是自由民主置于行政权力的限制似乎对恐怖活动起到了推动作用。在《以死抗争：自杀恐怖主义的战略逻辑》（Dying to Win: The Strategic Logic of Suicide Terrorism）一书中，Robert Pape论述到，自杀式爆炸者的目标几乎总是民主主义，但是他们组织的动机却是为了反对军事占领和获得独立自主而战；推动恐怖分子采取行动的不是对民主主义的渴望，而是对他们视为的外国占领的反抗。

美国政府公布的材料也没有证实在恐怖主义和独裁主义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据根国务院年度“全球恐怖主义的模式”的报告，从2000到2003年，发生在“自由”国家的恐怖事件有269起，发生在“部分自由”国家的有119起，而发生在“非自由”国家的则有138起。这个统计把巴勒斯坦人对以色列的恐怖袭击和“9.11”源于其他国家的对美国的袭击排除在外（前者会增加发生在民主国家中的袭击数量）。这并不是说自由国家比其他国家更容易导致恐怖分子，这些数字只是简单的表明，在某一特定国家发生的恐怖事件和其国民享有的自由程度之间没有什么必然联系，当然，它们也不是暗示民主政治比其它政体模式更不容易受到恐怖主义的影响。

恐怖主义当然不是随意的分布的。来自美国政府官方的资料显示，绝大部分的恐怖事件仅仅发生在少数几个国家。事实上，在2003，年“非自由”国家半数的恐怖事件集中在了伊拉克和阿富汗。这样看起来，民主化在消除恐怖活动方面起到的作用及其有限――或许它还鼓励了恐怖主义的发展。至于“自由”国家，发生在印度的恐怖事件达到总数的75％。尽管有理由认为，以巴基斯坦为基地的组织要对一些事件负责，特别是在克什米尔地区，但是同样清楚的是，并非所有的犯罪者都是外国人，印度相当多的恐怖事件发生在远离克什米尔的地方，这反映出其它地区也存在对中央政府的不满情绪。印度已经分别有一位在任总理和前任总理被刺杀身亡（因地拉?甘地和她的儿子拉吉夫?甘地）。如果民主政治能够减少恐怖行径，那么发生的印度的恐怖事件本不应该如此之多。

把世界人口最多的民主国家印度和独裁国家中国 进行对比研究，更让人怀疑民主政治解决恐怖主义问题的能力。根据美国国务院“全球恐怖主义的模式”的报告，在2000至2003年，针对印度的国际恐怖袭击有203起，中国则连一起也没有，国家预防恐怖主义纪念协会（National Memorial Institute for the Prevention of Terrorism）编辑的从1976年到2004年的恐怖事件列表显示，印度有400多起，而中国仅有18起。如果独裁主义和恐怖主义之间真的存在布什政府所宣称的那种紧密关系的话，那么发生在印度和中国的恐怖事件数量的差距就不会是如此之大。

在1970年代和1980年代，民主国家中出现了一些残忍的恐怖组织：意大利的红色旅，爱尔兰和英国的临时爱尔兰共和军，日本的日本红色军，西德的红色军派等。转向民主政治的西班牙也没有消除“埃塔巴斯克分离主义恐怖行动。土耳其的民主制也经受了十余年的政治暴力，一直到1970年代末才逐渐稳定下来。拥有强大、令人敬佩的民主体系的以色列也产生了自己的恐怖分子，1995年刺杀拉宾总理的就是以色列极端分子。卷入2005年7月伦敦自杀式炸弹袭击的至少有三人出生并成长于民主国家英国。伊拉克几乎每天都有恐怖事件发生，提醒人们那里的民主化进程与严重的恐怖主义相伴而生。奥克拉马城事件也证明，即使是在高度民主的美国国内也会产生恐怖行动。

总而言之，没有让人信服的证据证明在政权模式和恐怖主义之间存在必然的联系，就像Jessica Stern所主张的那样：“民主化并非一定是对抗伊斯兰极端主义的最佳途径，”因为对正处于向民主制转型的国家而言，这是一个特别脆弱的时期。政权模式并不是导致恐怖主义的唯一原因，没有理由相信，阿拉伯世界愈加民主，哪里出现的恐怖活动就愈少。

支持美国把推广民主作为反恐战争一部分的论据也存在逻辑性问题。民主政治将减少恐怖活动是建立在这样信念之上的：可以公开参与竞争性的政治，让公众了解他们的呼声，这样，潜在的恐怖分子和恐怖分子的同情者就不必再寻求暴力来达到他们的目标。即使他们在选举中失利，对在未来选举中获胜的信心也将遏制他们采取非民主手段的意念。民主政治的惯性将改善极端主义，把阿拉伯政治的怒火集中在他们自己的政府而非美国身上。

这样的想法或许是好的。但是下面这样的设想也是合乎逻辑的：极少提出可以动员大多数选举人的政治议程的恐怖分子，他们将会拒绝自由民主赖以建立的多数决定原则和少数人权利的基本精神。如果他们通过民主政治不能得到自己的目标，那么他们为什么还会仍然寄希望于民主程序？更有可能的后果是，满怀达到特别目标的殷切希望（这种希望是如此强烈，以致他们会以暴力手段对抗毫无防备的无辜平民，从而实现自己的目标），恐怖分子和潜在的恐怖分子被动员起来参与到民主进程之中，如果这种民主程序不能给他们带来有利的结果，他们就将会袭击民主政治。看一下伊拉克的状况，尽管在2005年1月进行了非常成功的选举，但是那里新生的民主政治并没能遏制住伊拉克境内外的恐怖分子对抗新的政治秩序的行动。

恐怖分子的组织不具备广泛的群众基础，他们规模很少，行踪也是隐蔽的，而且并不是基于民主原则而组织建立的。他们是一群效忠于强势领导人的追随者，他们愿意服从命令从事一些被绝大多数的民众所厌恶的行动，因此群众基础很薄弱。这样看来，通过选举获胜改变恐怖分子的路线是不大可能的。

即使所有的阿拉伯国家都实行了民主政治，美国反恐战争的主要敌人基地组织也肯定不会销声匿迹。本?拉登并不喜欢西方的民主政治，他推崇的政治模式是早期的穆斯林哈里发制，在他看来，阿富汗塔利班政权是当代最贴近哈里发制的政权模式。在2003年10月的“告伊拉克人民书”中，本?拉登对阿拉伯世界中的一些人进行了严厉斥责，因为他们“呼吁以和平民主而不是以为真主而战的方式对待叛教的政府或者犹太人以及十字军入侵者”。本?拉登把民主政治视作是“非正常的、误导性的实践”，是“无知的信仰”。针对伊拉克2005年1月的选举，本?拉登在伊拉克的同路人扎卡维说得更为直接：“在民主政治中，被服从的立法者必须是人而不是真主……这是异教、多神教和谬误的最本质的东西……”。

基地组织的领导人不相信民主政治，这并非仅仅源于意识形态的原因，更重要的是，他们知道自己无法通过自由选举上台执政。没有理由相信，阿拉伯国家向民主政治的转型会使恐怖分子改弦易张；也没有理由相信他们不会从更加民主的阿拉伯国家（尤其是如果这些国家与美国继续保持良好关系、与以色列取得和平，以及按照华盛顿的路线行事的话）招募追随者。基地组织反对美国在中东推行民主化政策，如果真的像美国所希望的那样，民主的中东要继续认同美国在本地区的主要角色，并且还要与美国的目标协调一致的话，那么，再认为民主政治将结束阿拉伯的反美主义，将消除基地组织的负面影响和资金来源以及人员补充就是非常愚蠢之举了。

当它发挥作用的时候，自由民主政治是最好的政治模式，但是没有证据表明它可以减少或者预防恐怖主义。布什政府关于在阿拉伯世界推广民主政治的基本设想是存在严重缺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