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家明 唐美云 贺明生：整体性视野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

摘要:在整体性视野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历时态下,是对人类追求形而上学情怀的传承,是人类思维主导观念的转变的当代表现,是对“老祖宗”的“根”的继承,是反映于当代社会实践,并且在实践中检验,在实践中发展;在空间维度下,在定性定位上,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总体上属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成果,在结构上是三个理论形态、三大基本问题、一系列的理论创新的有机整体;在整体性维度上,中心线索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特点是实践性、价值性、开放性的统一。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整体性;三个理论形态

在整体性视野下,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创新理论,将分别表述的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概括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1](P11)。要完整准确深刻地理解这一理论体系,同样需要在整体性视野下进行。黑格尔曾说:“只有对于”哲学这门学科的整个研究,“才是它的概念的发现”[2](P6)。黑格尔说的是哲学研究方法。这种方法同样适合于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研究。

一、历时态维度:溯源、共振、承接和反映

所谓历时态,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思想史上的关系。在历时态下进行研究,就要回答这个理论体系“从哪里来和到哪里去”的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从哪里来?溯源于人类追求真理的情怀,共振于人类思维主导观念的转变,承接于“老祖宗”之“根”,反映于当代社会实践。

首先,是对人类追求形而上学情怀的传承。这里的形而上学不是指与辩证法对应的宇宙观,而是其在本来意义上使用。形而上学(matephisics)一词,原本的意思是“物理学之后”或“后物理学”,是指那些研究具体事物之上的一般或普遍性规律的学问,是与phylosophy即哲学在同一个意思上使用的概念。这种形而上学,是在古希腊自然哲学之后,由柏拉图开创,并对“整体哲学史”起到“决定作用”的思维形式[3](P124)。“一部西方哲学史就是对柏拉图的注释”[4](P20)。这之后的西方绵延数千年的哲学发展,以追求绝对普遍知识的情怀,以逻辑体系为表现形式,在对中心问题解决的不断转换中,去追求现象界之外那棵知识大树的“第一本原和根本原因(ai-tia)”[5](P81)。与此岸相对应的彼岸世界(中世纪的基督教)、“知的根”(笛卡尔)、“真观念”(斯宾诺莎)、“物自体”(康德)、绝对观念(黑格尔)。至于那些被称为唯物主义派别的哲学家们,无非是把这一本体作感性理解而已。这样一些大哲学家们这么做是为了什么?为了寻求真实的存在、永恒的真理!能不能做到这一点呢?也就是能不能把握这一普遍绝对的本体呢?能。古代哲学家通过思辨自信地说;近代经验论诉诸经验、唯理论诉诸推理毫不怀疑地说。尽管在休谟的怀疑主义的启迪下,康德将这种哲学风格称为“独断论”而进行了批判,以期开创科学的形而上学新局面,而黑格尔却将这种关于“能”的回答当成了“不言而喻”的东西,“凡是从唯心主义观点出发所能说的,”都说了[6](P316~317)。之后,西方形而上学发生解体。现代西方哲学的众多哲学家和哲学流派就是解体之后出现的。其中一些哲学家和哲学流派认为这是不可能的,是一种幻想和虚枉,因此,打出“拒斥形而上学”的“大旗”,另辟蹊径,从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的两大方向“迂回”地向形而上的真理“进军”,语言学的转向也没有改变这一追求。正是这种对形而上学的追求的情怀,才有了马克思以实践为基础的唯物主义立场和辩证法的观点,才有了诉诸无产阶级的“改变世界”的特征[7]。西方文明的这种追求真理的情怀,在中国也同样存在,并从未间断。我国春秋时期的哲学家老子对“道”的探求,是一种对客观普遍性的追求。这种追求,用文学家屈原的话说,就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用哲学家张载的话说,就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为了探索社会的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共产党的执政规律为其旨归的,如同任何真理性的认识成果一样,都是对事物的客观性、普遍性和价值性的追求。这种追求,是对人类文明的全部优秀成果的继承和发扬。一句话,就为了追求当代社会的客观普遍性。这不仅是对西方文明的传承,而且是对中华文明的发扬光大。

其次是人类思维主导观念的转变的当代表现[8]。哲学思维是人类时代精神之精华,其走向反映着时代的脉动。在这种脉动中,于一定历史时期对所研究的问题侧面处于主导地位的倾向,就是人类思维的主导观念。从古代哲学到近代哲学再到现代西方哲学,这种主导观念,在漫长的历史时期里,经历了从探索“是什么”(W)到“怎样”(H)的转变,在哲学上被称为由本体论到认识论再到方法论的转变[8](P24)。从古希腊的自然哲学到黑格尔的绝对观念,都是为了探索世界是什么。主要以研究方法论著称的现代西方哲学,都以探讨主体认识活动的内在机制以及认识及其语言与表达之间的具体关系作为主导倾向,实际上就是对“怎样”(H)的探索。当然,从20世纪60~70年代起,所谓语言学转向,其实质是要解决人类所面临的越来越紧迫的“怎样”的问题。从“是什么”到“怎样”,这种思维主导观念的转变反映的是历史的进步,同时也是推动历史进步的巨大精神动力。近现代自然科学的突飞猛进和社会的迅猛发展,是这种思维主导观念转变带来的成果。与现代西方哲学同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是这种转变的产物。而马克思主义理论又在这种转变中突显出自己科学性和革命性的特征。这种特征因实践的引入而使得其视野不仅解释世界以说明“是什么”的问题,更重要的是改变世界以解决“怎样”的问题[9](P61)。所以,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思维的主导观念中,对“是什么”与“怎样”的问题的解决是并重的;以“是什么”作为解决“怎样”的前提,又以“怎样”反过来分清“是什么”的问题。从马克思到列宁再到毛泽东,其思维的主导观念莫不如此[10]。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继承的正是这样的思维特征。邓小平理论所回答的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继续回答这个问题的同时,探索并回答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的问题,科学发展观在此基础上提出并回答了现实什么样的发展和怎样发展的问题。

第三是对“老祖宗”的“根”的继承。“老祖宗”,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根”,就是最基本的原理。胡锦涛在十七大报告中指出:“这个理论体系,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凝结了几代共产党人带领人民不懈探索实践的智慧和心血”[1](P11)。马克思主义把对世界的真理性认识,建立在实践基础上,把“立脚点”确定为“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把“改变世界”作为自己哲学的基本特征[9](P55~57)。这种世界观给了我们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这种立场、观点和方法,在毛泽东那里就形成了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为活的灵魂的毛泽东思想。顺着这一“根”之脉络,结合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诞生。

第四是当代社会实践的反映。以追求真理的情怀,与人类思维主导观念的转换共振,承接“老祖宗”的“根”之脉络,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从哪里来的问题的理论逻辑。而从哪里来的问题还有现实逻辑,那就是这个理论体系,来自当代社会实践。邓小平理论“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胜利和挫折的历史经验并借鉴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11](P11)。“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反映了当代世界和中国的发展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的新要求”,“是在科学判断党的历史方位的基础上提出来的”[12](P536)。“科学发展观,是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总结发展我国发展实践,借鉴国外发展经验,适应新的发展要求提出来的。”[1](P13)所以,胡锦涛指出,包括以上理论形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党最可宝贵的政治和精神财富,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将要到哪里去?到实践中去检验,在实践去发展。一个理论将要到哪里去的问题,十分重要。因为这涉及到对这个理论的品质的界定。如果一个理论被认为是封闭的、教条的,那么,这个理论就没有一个到哪里去的问题,这个理论就会被葬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将要在实践中检验,并在检验中得到修正、完善和发展。所以,有了这个理论体系,我们要坚持,但同时,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勇于变革、勇于创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滞,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受任何干扰与诱惑,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让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放射出更灿烂的真理光芒”[1](P11)。

二、空间维度:三个理论形态、三大基本问题、一系列的理论创新

所谓空间维度,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本身的结构及其关系。在整体上研究这一问题,就必须回答这个理论体系“是什么和怎样的”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什么”的问题,就是解决其定性定位的问题。这是我们从整体上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前提。定性,就是确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有什么样的质的规定性;定位,就是确定其处于什么样的方位。从系统论的角度,就是揭示研究对象的结构。研究对象的结构,可以采用库恩的“范式”理论[13]。但我们认为,应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本身的内在结构来进行。因为,“科学研究的区分,就是根据科学对象所具有的特殊的矛盾性”[14](P309)。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特殊矛盾,也就决定了其自身的性质和方位。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性质和方位是什么呢?概括地说,就是中国化和第二次飞跃的成果,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总体上属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成果[15]。

中国化,具体说来,一是结合,一是特点。结合,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和解决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中的实际问题,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特点,就是在结合中采用了中国人民喜闻乐见的民族语言进行阐述,并通过这种阐述揭示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规律,使之具有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因此,这一质的规定性,决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理论性质上属于马克思主义的范畴,但具有中国特色。为什么要结合并有中国特色呢?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所决定的。因为,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在发挥行动指南的功能的过程中,随时随地都为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这就从性质上把握住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质的规定性。

第二次飞跃的成果,具体说来,就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有两次历史性飞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在第二次飞跃中出现的。第一次飞跃是由毛泽东为代表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实现的。实践成果是新中国的成立以及成立后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探索,理论成果就是毛泽东思想。第二次飞跃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创、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的实践过程实现的。实践成果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因此,这一历史方位的确定,就能使我们准确地理解其“怎样的”这一问题,即理解其内在结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怎样的?可以概括为“三三一”,即,三个理论形态,三大基本问题,一系列的理论创新。

(一)三个理论形态

三个理论形态,就是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三者之间是开创、承启和创新的关系。邓小平理论是开创之作,是这个理论体系最基础的部分。因为,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敢破敢立。敢破,彻底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理论和实践;敢立,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开启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进程,第一次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命题。“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承上启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