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中天：儒家的限政只能是徒劳――再与秋风先生商榷

1. 儒家的惆怅

儒家或许也想限制绝对权力，但可惜徒劳。秦汉以后的总体走向，是由集权而专制，由专制而独裁。

我一向认为，学术论争，求同比存异更重要，也更难。因为“各自表述”的前提，总得是“某种共识”，否则便是“鸡同鸭讲”。幸运的是，我在秋风先生《儒家一直都想限制绝对权力》(2011年6月30日《南方周末》)那里，找到了讨论的基础，并愿意就此展开。

首先，我同意“儒家反对绝对权力”。因为一旦“绝对”，便不“中庸”，故此说应可成立。但要补充两点。一、儒家并不限制权力，只限制“绝对权力”。二、就连这，也是一厢情愿，甚至得不偿失、南辕北辙。秦汉以后历史的总体走向，是皇权的不断加强。最后，终于由集权而专制，由专制而独裁。

且看史实。西汉初年，倒不专制。中央既未过度集权，皇帝亦难乾纲独断。军国大事，例由三公会议，皇帝批准。三公(丞相、太尉、御史大夫)是实际上的执政者，皇帝不过“橡皮图章”。但这样一种制度和局面，很快被武帝破坏(详后)。此后，历朝历代之所谓“有为之君”，都继承汉武，既收地方之权集于中央，复收中央之权集于皇帝，而且愈演愈烈。

就说皇权与相权。汉代宰相是“领袖制”，唐代就改成了“委员制”(钱穆先生语)。中央政府只有“国务委员”，没有“国务总理”。这显然是为了削弱相权，加强皇权。但唐代“国务会议”(政事堂)的决议，却是定稿，叫“熟拟”。皇帝只能在上面画圈，叫“印画”。而且，皇帝同意的事情，宰相也可以驳回，叫“涂归”。也就是说，唐代的宰相，虽然地位低于汉代，却好歹还有决策权和否决权，皇帝反倒只有同意权。

这就多少还有点秋风先生所谓“君臣共治”的意思。但是到宋代，决策权和否决权，就都归皇帝了。宰相上朝，也只能站着，不再能“坐而论道”。到明清两代，宰相制度干脆被废除。皇帝一人，以国家元首之身份而兼政府首脑，直接领导政府各部门(六部)。被俗称为“宰相”的“内阁学士”(明代)和“军机大臣”(清代)，其实不过是皇帝的“政治秘书”。应运而生的，则是明代的“特务组织”(厂卫)，清代的“暗箱操作”(密折)。前者的黑暗，后者的专横，想必大家都耳熟能详。

至此，帝国的统治，已是不折不扣的“一人政治”和“专制独裁”。所谓“君臣共治”，恐怕早就化为梦呓。毫无疑问，确如秋风先生所言，在这个过程中，儒家当中那些“有识之士”(不是所有儒生)，未尝不曾“试图对皇权予以控制和约束”，也未尝不曾与之“发生分歧乃至激烈冲突”。然而结果如何呢?事与愿违，徒唤奈何!

这是儒家的惆怅，也是我们的惆怅。

2. 莫把狸猫当太子

作为“皇权主义者”，汉武帝和董仲舒根本不可能搞“宪政革命”。所谓“共治”，其实无非“参股”，而且儒家的“股权”也没有保障。

问题是何以如此。

有直接原因，也有根本原因。直接原因，在于秋风先生十分看好的那位汉武帝，恰恰是个“强权主义者”，也是“皇权主义者”。正是他，破坏制度，在宫廷之内另 设政府，由大司马主持工作(西汉称“领尚书事”，东汉称“录尚书事”)，叫“内朝”，也叫“中朝”。宰相(三公)主持的政府(公府)，则叫“外朝”。这就 等于是“一个国家，两个政府”，岂非胡闹?更重要的是，内朝权倾中外，外朝形同虚设，实际上是汉武帝的“小朝廷”，取代了国家的“大朝廷”。目的，则是要 集中央之权于皇帝，以便大权独揽、乾纲独断。后世之“由集权而专制，由专制而独裁”，即从此开始。这样一个人，怎么会喜欢“宪政”?

汉武帝不是“宪政主义者”，董仲舒也不是。就连他的“儒家身份”，我看也可疑。比方说，孔子至少不反对民间可以有思想，他自己就是民间思想家。而且，按照 秋风先生对“攻乎异端”的解释，则他老人家还应该主张思想和言论的自由。然而董仲舒，却明确反对“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异不同”，主张将所谓“邪 辟之说”消灭干净，用国家意识形态一统天下(《汉书・董仲舒传》)。请问，这跟法家的“太上禁其心，其次禁其言，其次禁其事”(《韩非子・说疑》)，有什 么两样?董仲舒这样说，他还是儒家吗?如果是，则儒家霸道;如果不是，则董某非儒。

其实，董仲舒跟法家一样，也是主张中央集权的。而且在他看来，天下既然一统，则舆论也该一律。统一的帝国，必须有统一的思想。只不过，得是儒家思想才行。 这才有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也才有后来的“文字狱”。请问，这是宪政，还是专政?不要跟我说儒学多好多对，这跟它好不好对不对没关系。再好的思想， 也不能独尊啊!

显然，汉武帝和董仲舒，根本就不可能搞什么“宪政主义革命”，而只可能进行政治交易――后者利用思想文化资源，为大一统政权的合法性加注，为帝国元首的至 尊地位背书;前者则利用手中掌握的公权力，替儒家消灭异己摆平江湖。一个得以独尊，一个得以至尊;一个可以垄断学术，一个可以把玩天下，自然不难成交。

是的，董仲舒做交易时，也夹带了“私货”，这就是“为帝王师”。为此，他当然要强调皇帝作为“天子”，必须服从“天意”，然后把“天意”的解释权捏在自己 手里，捏在儒家手里。这无疑也有积极作用。比方说，后世那些“真儒”，可以借此机会推行“仁民爱物”的主张。某些开明的君主，也会部分采纳儒生的建议，或 放宽政策，或减缓聚敛。这虽非儒家理想中的“仁政”，却好歹要比“苛政”或“暴政”好。

但必须指出，这不能叫“革命”，更谈不上“对秦制发动了一次根本性改造”。因为经济基础没变，上层建筑也没变，只变了意识形态。当然，你可以说这就是革 命。只不过，这命早就革过一回了。意识形态领域的“执政党”，不早在汉初就由法家变成了道家吗?你现在又换成儒家，这是革谁的命?秦始皇的，还是汉高祖、 窦太后的?

也只能叫“参股”了。参股也不错。包括儒生进入政权机构，肯定利大于弊。可惜，儒家的“股权”却并没有保障。比方说，外戚、宦官、亲贵的势力，就往往不比 士人小。话语权也一样。皇帝愿意听你的，你就是“代天立言”;不想听，你就是“妖言惑众”。如果碰上某个“真龙天子”，著有《圣祖圣谕》之类的教材，则他 自己就是臣民的“伟大导师”，儒生也就只有“恭聆圣训”的份。这个时候，你还想解释天意，那是要小心脑袋的。

何况儒家要“参股”，先得交“投名状”，那就是负责教育人民臣服于君主，并不断灌输“君贵臣贱，君为臣纲”的观念。董仲舒说得很清楚，他们的主张，是“屈 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可见，屈民，是“屈君”的前提。但，“屈民”易，“屈君”难。等到儒生伙同君主把人民压迫得没有出头之日时，再想来“屈君”，只 怕就没有那么便当。要知道，儒生也是“民”。他们在君主面前，难道不也该“屈”?

至于“伸天”云云，那就真是只有“天知道”，虽然样子是要做做的。再说了，强迫人民服从君主的政治，或者以此为前提的政治，能叫“宪政”吗?秋风先生这样大言不惭，难道就一点都不心虚吗?

3. 所谓伊人，在水一方

孔夫子想不到，董仲舒做不到，儒家哪来的“宪政主义”?

董仲舒未必限政，孔夫子同样也不。倒不是说他反对限政，或主张专制，而是压根儿就想不到这问题。按照秋风先生的说法，孔子之前，是既没有政府，也没有社会的。政府都没有，你限的哪家子政?这两种说法，不自相矛盾吗?

我当然不同意“孔子之前无政府”，但同意孔子之时封建，秦汉以后郡县。这两个，有什么不同?封建是分权制，郡县是集权制。封建时代，天子分权予诸侯，诸侯分权予大夫。郡县时代，地方集权于中央，中央集权于皇帝。集权，才可能有绝对权力。分权，则不可能“绝对”。权力既不绝对，又何须限制?

何况按照秋风先生的观点，封建制从一开始就是“自由和宪政”的。尽管我不同意这个说法，但也认为此时专制尚未发生。既然如此，孔子怎么可能会去“抗衡”，又怎么会冒出限政的念头?难道孔子掐指一算，算出后来会

有秦皇汉武?未卜先知啊?

没错，诚如秋风先生所言，孔子生当封建制松动之际，君臣关系已开始变化。问题是，这关系怎么变的，又变成啥样了?就说孔子所在之国吧，是三家大夫(季孙氏、孟孙氏、叔孙氏)专了鲁国国君的政，他们的家臣(比如阳货)则专了他们的政。这也叫“君主专制”?对不起，这叫“犯上作乱”，叫“礼坏乐崩”。

正因为礼坏乐崩，才要恢复“君臣父子”的封建秩序。当然，孔子并不主张什么“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相反，在孔子看来，君对臣要有礼，父对子要有爱。但，君仁父慈，绝不等于臣子可以不忠不孝，可以“僭越”。如果像春秋那样，八佾舞于庭，周鼎问于楚，那就“是可忍，孰不可忍”!

因此，孔子要高举“克己复礼”的旗帜，把“正名”看作头等大事和当务之急，坚决反对“陪臣执国命”，反对“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论语・季氏》)。这些话，哪有“以封建制对抗君主专制”的意思?孔子更担忧的，怕不是“君的霸道”，而是“臣的跋扈”吧!

那么，秦汉以前，有没有过集权和集权主义?有，但可惜是在孔子之后。地点，在秦公国;时间，在秦孝公;始作俑者，即为商鞅。商鞅变法的重要内容，就是废领主制，行地主制;废世袭制，行任命制;废封建制，行郡县制。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把原来分散在贵族们手中的权力，集中到国君。这才成就了秦孝公的“霸业”，秦始皇的“帝业”，也才有了要不要限政的问题。这些都是孔子以后的事，他老人家哪里想得到?

孔夫子想不到，董仲舒则做不到。为什么?分权制大势已去，集权制方兴未艾。西汉初年，迫于形势，刘邦不得不折中调和，采取“一国两制”的方针，在天子直辖地区设郡县，畿辅之外封王侯。这就是郡县与封建并存的“郡国制”。结果，麻烦不小，动乱不断。这才有高祖的“白马之盟”，晁错的“削藩之策”。而且，直到武帝采取“推恩之法”(分封藩王子弟以削其权)，才算搞掂。

显然，中央集权这事，汉初统治者“非不欲也，乃不能也”，于是成了留给武帝的“政治遗嘱”，也是他要实现的“宏图大业”。在此形势之下，董仲舒来跟汉武帝谈分权，谈什么“君臣共治”，不是找不自在吗?就算董仲舒敢讲，汉武帝也听不进去。哈哈，你说朕不是天，是“天之子”?那正好说明大汉王朝奉天承运，政权合法，与“限政”何干?限政?老子还正准备从宰相那里“夺权”呢!

众所周知，宪政并不简单地就等于限政。但没有限政，则肯定谈不上宪政。既然限政这事，孔夫子想不到，董仲舒做不到，则儒家的政治理想中，又哪来的“宪政主义”?

呵呵，所谓伊人，恐怕“在水一方”啊!

4. 帝国没有董事会

过去没必要，现在不允许，再加上“雇佣”逐渐变“主仆”，则所谓“儒家的限政”，请问有多少可能?

实际上，秦汉以后，不要说“宪政革命”，就连“君臣共治”，也是一厢情愿。因为秦汉以后的官员，已大不同于春秋。春秋的大夫是“帮忙的”，秦汉以后则是 “打工的”。春秋的大夫，原则上世袭。他们原本君主家人，或王室旁支，或诸侯子侄，故曰“公子王孙”。他们的齐家(打理采邑)、治国(治理封国)、平天下 (辅佐王室)，是“尽义务”，不是“挣薪水”。虽然也有“非世袭大夫”(孔子就是)，那也是请来帮忙的(当然有酬劳)，故可“合则留，不合则去”。君臣双 方，也客客气气，一方事之以忠，一方使之以礼，这才被秋风先生误认为是“契约关系”。其实，是“亲友关系”。

春秋的大夫“非亲即友”，秦汉以后的官员则“非奴即仆”。当然，有过程。前期，或许尚有周代遗风，是“半友半仆”。士大夫在皇帝面前，有时还能保持一定尊严。然而越到后来，就越是斯文扫地。明代，官员们只要一言不合，就可能被拖出午门，在众目睽睽之下扒了裤子打屁股，叫“廷杖”。清代倒是不打屁股，却规定见了皇帝，汉族官员只能称“臣”。满族亲贵和侍从，才能称“奴才”(太监不论满汉均称“奴婢”)。这表面上看是“礼遇”，骨子里却是“歧视”。意思也很清楚：你们汉人也想当“奴才”?你还不配!

当“奴才”成为资格和待遇，则君臣之间，便已是“主仆关系”。其原由，则在于从春秋到秦汉，过去的“亲友关系”，已逐渐地转变为“雇佣关系”。我们知道，郡县制的核心是中央集权。按照这种体制，天下一统，四海一家，皇帝拥有绝对的主权和治权。唯一做不到的，是把所有的事情都管起来。这就要雇人打工(场面上的说法，叫“给皇上当差”)。正因为是“打工”，所以不能世袭，只能任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