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周旺：草创政治学：从美国反思中国

[摘要]尽管美国政治学作为一个独立学科的历史十分悠久，但是它是否是一个成熟的学科，仍然备受质疑，这说明政治学学科的发展，有其独特的艰巨性和复杂性。美国政治学的学科基础，是在美国政治学创建后近半个世纪的草创期，通过推动政治科学研究的努力而奠定的，其中，本土化、民主改革运动以及社会调查研究方法的引入扮演了决定性的角色。相较而言，中国政治学三十年的发展，不可避免地存在种种不足，亟待一场艰辛的草创学科的努力。中国政治学的草创，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求助于美国的经验，但不能简单地复制美国当年片面追求定量化的模式，而应在反思其得失的基础上形成中国政治学本身的学科特色。

[关键词] 政治学；学科；草创

Political Science in Initial Stage: From America to China

Chen Zhouwang

Abstract: As a independent discipline,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has a long history. However, it is still doubtful whether political science is a mature discipline. The difficulty and complexity of the develop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are rooted in the characters of the discipline of political science itself. In the initial stage of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indigenization, the Progressive Movement and the methods of social survey had played major rol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As to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it had been greatly developed in the past 30 years, but still wants a fundamental revolution to initiate a discipline. Howeve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should not copy the road of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to simply quest for quantitative research.

Keywords: Political Science; Discipline; Initial Stage

当代中国政治学的发展，如果以1981年北京大学、复旦大学等重点大学开始招收第一届政治学本科生作为起点，迄今已经将近三十年，政治学作为一个学科的各个方面，还很难称得上令人满意。然而，现实存在的困境不是悲观的理由。三十年对于一个稚嫩的学科而言只能算是一个起步。回顾当代政治学领先地美国的政治学草创经历，或许能给中国政治学的发展提供一些启发。

通常人们喜欢把1880年柏吉士在哥伦比亚大学创建政治学研究院作为美国政治学成立的标志。但是，柏吉士的政治学还很难称得上是一个独立的学科。它依附在历史学之中，政治学的格言是弗里曼的“历史是过去的政治，政治是现在的历史”。[iii][3]另一方面，当时在西方世界的学术话语中，美国社会仅仅是被当作“非欧洲”的个案来对待的，就像今天中国和印度社会被当作“非西方”的个案来对待一样，换言之，美国政治作为研究对象也不是相对独立的。

这样的研究状况当然不能令美国本土的政治学者满意，他们开始了把政治学创建为独立学科的努力，主要的做法是将政治学与历史学、社会学区分开来。政治学不研究历史，而研究当下的政治；政治学不关心社会不平等的问题，而只关心国家。[iv][4]在这种努力下，诞生了阿瑟・本特利等人的名动一时的政治学经典著作。站在今天的角度来看，政治学草创阶段的这种学科化努力，不仅显得幼稚而且简直就是一次失误，但是它毕竟让政治学这样一个新事物开始吸引了年轻一代的学者。

小查尔斯・梅里安就是其中一个被吸引的年轻人。梅里安作为美国本土培养的第一批政治学教师，1901年任教于芝加哥大学的时候，美国政治学已经过去了二十年，1903年美国政治学会成立。第一任会长是那位在中国险些身败名裂的古德诺教授。由于美国本土的政治学者为数甚少，美国政治学会里充斥着记者、改革家、律师、政客和官员，鱼龙混杂。彼时美国政治学会还很难成为凝聚政治学研究力量的专业化组织。这种状况一直维持到梅里安在1920年代参与学会核心事务并对学会进行改组为止。

实际上也正是在这个时候，美国政治学作为一个独立学科才有了些少眉目，而美国政治学的历史已经过去四十年了。1920年代，梅里安和戈斯内尔合作，对芝加哥市的不投票现象进行了大规模社会调查，在这次调查的基础上，由后者执笔，诞生了美国第一部经验研究著作《不投票：控制的原因与方法》（1924年）。这一年梅里安在芝加哥创建了第一个政治学系，开始招收政治学本科生。尽管做了这样一些努力，但是在那部总结美国政治学四十年的《美国政治理念》中，梅里安似乎并没有认为美国存在政治学这样一个学科，而只是强调彼时逐渐形成了一种“系统的政治学”。[v][5]梅里安认为美国二十年的政治学发展状况并不能令人满意，政治学似乎抛弃了担当民主引路人和公民教育的使命，而趋于守旧、不思进取，并乐于用一套精心编织的花言巧语来使人们忽视真相。当然梅里安也并不认为政治学的前途一片黑暗，相反他从社会调查统计方法的引入中看到了学科化的明朗前景，而他也正是以此来进行学科化之努力。

虽然梅里安对于美国政治学学科的贡献不可抹煞，但是第一个明白无误地强调要创建政治学学科的，还是他的学生戴维・杜鲁门。杜鲁门在1965年的美国政治学会会长致辞题目就是《吁求一个学科》，他认为政治学作为一门学科最大的问题在于缺乏统一的研究范式，政治学的研究既缺乏内在的一致性，也缺乏衡量优劣的标准，学术规范无从建立。[vi][6]杜鲁门的致辞固然有为行为主义开言路的意思，但是也从另一侧面反映了美国政治学的不成熟。然而行为主义的大行其道似乎并未带来令人振奋的结果。1971年罗伯特・莱恩（Robert Lane）在他的会长致辞中重提《培育一个学科》的论调，莱恩呼吁：“是时候更加严峻地对待培育本学科这个问题的时候了。学科发育不成熟，意味着糟糕的就业、贫瘠的教育、与社会需要脱轨的训练、在公共政策上的失语、坐失信息、浪费天才。”[vii][7]莱恩对美国政治学的批评可谓严厉，而来自约翰・沃尔克（John Wahlke）的1978年会长致辞，则提供了更有说服力的数据。沃尔克致辞的标题是《政治学的前行为主义》，有意与戴维・伊斯顿1969年宣称的政治学进入“后行为主义”大唱反调，认为政治学不仅没有进入后行为主义，相反它还停留在前行为主义阶段。沃尔克列举了一系列数据，从中可以发现，在1968―1977年10年间，行为主义著作平均每年只有4％；而定量研究著作平均每年也只有8％；从论文来看，美国政治学会的会刊《美国政治学评论》10年间发表的505篇论文中，仅有180篇是行为主义的论文，包括方法论的论文在内，总数也不超过1/3。[viii][8]沃尔克的致辞并非无的放矢，这里有一个十分明显的参照系，就是美国的心理学学科，在很长一段时间，美国政治学都以心理学作为自己追赶的对象，政治学在其学科化的关键努力阶段，采用了“行为主义”这样一个流行术语，也就不足为奇。然而沃尔克的“前行为主义”等于宣告了行为主义政治学学科化努力的失败，而美国政治学已经有将近一百年的历史了。即使到了1999年，Mathew Holden还是认为政治学是一个不够完善的学科，缺乏主导性的假设、理论、方法和数据资料，他甚至认为政治学者的自我身份也是岌岌可危，唯一可以辨识一名政治学者的标识仅仅是“我们比其它学科多懂一点儿政治”。[ix][9]

抛却历任会长对于自身学科发展的批判意识不谈，其中确实透露出美国政治学学科建设的曲折和不足。学科的创建本非一蹴而就的易事，对于政治学这样一个特殊的学科而言就更是难上加难，因为它与现实政治之间的纠结之深超过任何一种社会科学，也因为对政治问题发言绝非政治学者之专利，过去不是，现在、将来都不可能是。政治学无法做到像经济学、社会学那样去追求模型化，从事“纯科学”的研究，尽管其中产生了曼瑟・奥尔森、威廉・赖克等等这样的形式化研究大师，但正如2000年发起的“改革与重建运动”（Perestroika Movement）所昭示的那样，政治学的纯科学化未必是一种进步，相反可能是政治学的衰退，因为这意味着政治学从公共生活中退却，而事实上介入公共生活恰恰是经济学、社会学在经历了多年的纯科学发展之后所求之不得的。

尽管美国政治学始终饱受批评，但不得不承认，美国政治学在学科化方面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与政治学创建之初的芜杂、粗糙已经不可同日而语，它已经拥有了自己的专业化研究队伍、学术规范和统一的评价标准、众多的次领域，它对于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广泛运用也超过其他任一个社会科学学科。而这一切都归功于美国政治学四十年前后，由查尔斯・梅里安在政治学草创阶段率领芝加哥大学一帮才俊发起的一场“政治科学革命”。我们可以把这场“革命”称为美国政治学史上的“草创运动”，这场运动由于三个方面的因素而颇令人印象深刻。

1、本土化

“本土化”这个流行的术语，在美国政治学草创运动中绝非一个理念，或者一个口号，而是一个着着实实的过程。它包括了两个方面：人员和研究。

就人员而言，在美国政治学创建之初，主要的政治学教师都是来自于欧洲，或者受训于欧洲，尤其是来自于公法理论和哲学的圣地――德国，包括政治研究院的创建者柏吉士，都是典型的欧洲“海归”。柏吉士的欧洲学历背景，成为后来攻击他亲德倾向主要援引的理由之一。那些虽然是美国本土培养，但也有德国留学背景的政治学者，如梅里安，也很难逃脱这样的责难。[x][10]

无论如何，柏吉士创建哥伦比亚政治研究院的初衷，首先就是培养美国本土的政治学博士，并让他们留校任教，1901年任教于芝加哥大学的梅里安，就是这批早期培养出来的美国本土政治学教师中的一员，这些人后来成为美国政治学本土化的主力。他们中的很多人，在求学阶段就开始对来自欧洲的政治理论发难，如霍布金斯大学政治学博士生、后来的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就声称：“我要的是宪法的生命，而不是宪法的文本。”在美国本土政治学博士占据了各个大学的讲台之后，他们并未满足，以梅里安为首在芝加哥大学创建政治学系，开始招收政治学本科生，从而让政治学有了自己从本科阶段一直培养出来的专业化研究人员，后来在美国政治学界呼风唤雨的加里布埃尔・阿尔蒙德、罗伯特・达尔，原先都是较早的政治学本科生之一。

就研究而言，美国的政治学者逐渐发现欧洲尤其是德国的政治理论，越来越无法解释美国政治的问题。对欧洲政治理论的排斥，并非出于新国家的排外心理和狭隘的地方主义，而是因为现成照搬的理论确实难敷其用。从阿瑟・本特利到威尔逊，都在主张所谓的“过程”研究，发现政治过程中的人的行为的因素，比法律制度对于政府政策更具有决定性意义。过程研究，无论是从理论前提（人的因素更重要）还是基本预设（研究具体的决策过程），都在强调本土化研究的意义。

2、民主改革运动

美国政治科学革命之时，正是美国所谓进步主义的民主改革年代。那些投入到政治科学革命的人，包括威尔逊、梅里安，无不是进步主义的中心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