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之瑜:关于中国研究文献中的知识论问题：拼凑、累读与开展

[内容提要] 本文将区分几个相连结的知识步骤，逐一简述学界已零星出现的反省角度。首先，是关于中国作为研究对象，是什么意义的对象，亦即本体论的探究，可大别之为无本体论与有本体论。其次在有本体论的预设下，关于本体的知识是主观的或客观的。再其次，在客观知识的预设下，中国相关知识是属于普遍性知识的一环，或是不可与其它知识共量的特殊性或相对性知识。接着，在普遍性知识的预设下，这个知识是否具有历史终极的目的与通往目的单一途径。第五，在线性历史目的论的预设下，取得中国知识的方法论依据，是自由经济制度主义的问题意识或唯物阶级史观。最后，在自由经济制度主义的方法论预设下，采用归纳的历史方法或演绎的理性抉择方法，之间有何实践意义上的差别。本文亦将触及研究组织与研究环境的问题，并试拟一套关于知识论的研究议程。

Abstract：This paper discusses epistemological issues sporadically appearing in the literature on China studies， touching upon ontology， praxis， epistemology， teleology， methodology and the choice of method. It introduces the institutions and norms of the research community. Finally， it proposes a research agenda concerning the global production of China knowledge.

一、知识论问题的几个层次

在中国研究的领域中，关于知识性质的探讨并不多见，多数研究都是有具体课题的，有的是事件导向，有的是理论导向。然而，将中国研究这个领域本身当成对象来反省则颇少见，所谓将中国研究领域当成研究对象的意义有两层，一是将既有的中国研究文献搜集，进行文献的比较分析，既比较问题意识与研究方法，也比较理论角度、历史分期与议题种类等。另一层是比较研究者的身份与位置，反省研究者所从出的历史脉络、生活经验与专业训练对研究活动的影响，并追问研究者所属机构的性质和研究经费的来源。必须对中国研究本身进行研究，才有可能更全面、更深入地体会中国研究者所提出的相关知识，具有什么样的意义。{1}中国相关知识的意义体系为何，是本文以下的关注重点。

本文将区分几个相连结的知识步骤，逐一简述学界已零星出现的反省角度。首先，是关于中国作为研究对象，是什么意义的对象，亦即本体论的探究，可大别之为无本体论与有本体论。其次在有本体论的预设下，关于本体的知识是主观的或客观的。再其次，在客观知识的预设下，中国相关知识是属于普遍性知识的一环，或是不可与其它知识共量的特殊性或相对性知识。接着，在普遍性知识的预设下，这个知识是否具有历史终极的目的与通往目的单一途径。第五，在线性历史目的论的预设下，取得中国知识的方法论依据，是自由经济制度主义的问题意识或唯物阶级史观。最后，在自由经济制度主义的方法论预设下，采用归纳的历史方法或演绎的理性抉择方法，之间有何实践意义上的差别。（见图一）本文亦将触及研究组织与研究环境的问题，并试拟一套关于知识论的研究议程。

二、中国研究的本体论：实践或存在？

中国作为一个有特定（或固定）存在形式的本体，鲜少为研究者所质疑。但中国作为一个合理的研究对象，并非亘古不变地贯穿于不同时代的研究之中，只是多数中国专家并不质疑把中国当成外在客观对象的研究理性。历史学家与文学家视中国为一个文化体，社会科学家则视中国为行为结构的代称，他们之间分享了某种中国之内具有共通特性的前提，至于特性的内容也许人言言殊，{2}且对于是否与中国以外的行为结构相通，彼此看法容或不同，然而对于存在某种中国人之间的共通性，则均不质疑。则对中国的研究，或是以发现此一共通性何在为标的，或是运用某个已经认定为中国内在共通性的理论，来说明一个具体的现象为何发生。同样重要的是，此一内在共通性具有不变的本质性，不会随着时间、地点、事件或研究者身份的差异而有不同。{3}

相对于此，极少数的中国研究者有意识地反省以中国作为研究本体的流行前提。凡反省者，多半质疑将中国预设为固定形式的本体。对他们而言，中国这个概念的内涵是不确定的，其意义不断地被所谓的中国人所改变，{4}故中国研究不是中国研究者在研究中国是什么，而是中国研究者透过理论在建构中国，而中国人在有关理论的导引之下实践生活，从而又影响理论进一步发展的方向。{5}故中国研究者与他们所研究的中国人，透过理论与实践的相互辩证，在每一个人都或多或少参与的情况下，不断地发展出中国这个概念的新内涵，没有任何一个时空点上的中国是内在一致的，{6}也没有任何一种中国可以不变地横跨不同的时空点。这时的中国概念，不涉及本体，而成为一种过程，姑可名为无本体论或流动本体论。

中国作为过程的无本体论，容许中国研究者与被研究的中国人，在知识建构的过程中各有所影响，承认研究者与研究对象都具有能动性，以致中国是一个不能定义的概念，它只能被实践或被理论建构，故中国的内涵兼具有不可垄断性和不可固定性。{7}在无本体论下的中国研究，其目的不是去发现中国内在的共通性，而是去追溯中国概念在理论与实践辩证下的轨迹，了解中国概念之发生与演化，并进一步参与当代中国概念内涵的协商，{8}透过研究活动影响那些具有中国身份的人，或那些研究具有中国身份的研究者，让有关的人在直接与间接的互动中，决定当下此一身份的情感与行为意义。{9}于是，中国成为一个进行争辩的概念领域，凡进入此一过程者，皆参与促成了中国存在形式的不断流动。

来自不同位置的研究者，对中国概念的贡献必然不同，由地理位置差异形成的小区意识，{10}和由不同社会位置形成的阶级、性别、部门及族裔意识，{11}各自形成对中国概念不同的牵引。不同的时间点也对中国概念带来不同意义，故位于同一个位置的人，往往因为在不同时间点上与不同的人互动，所以使得中国的意义出现演化或循环的现象。{12}故革命行动对于不同的人，如农民、官僚、女性或汉族各有意义，人们在面对军阀、买办、洋人、遗老或革命军时所实践出来对中国的情感，总是处于随时可能发生变动的状态。中国研究者的位置，不论是教授、官员、女性或白种人，均影响关于中国的理论，{13}而研究者在向不同的对象阐述研究成果时，不断有基于沟通需要所衍生的新内涵，就好像研究者正在参与协商于其中，则研究者自己所涉及中国研究的部分，当然不断影响研究者的身份意识。{14}这种影响不是包括研究者本人在内的任何人所能事先预知，影响的方向与内容更是在不能捉摸的一念之间所参透。

三、中国研究的知识论：主观或客观？

在绝大多数中国研究文献中，关于中国作为具有某一种固定形式的存在本体，受到基本的认可。所以多数研究者将中国当成一个外在客观的对象，则中国研究文献所得出的知识，便是将此一外在客观实存再现的工具或途径，故知识乃为研究者的认知与中国的实存两者之间的中介。一方面，这种主客二元对位的知识观点，确立了研究者外于中国的主体地位；另一方面，又因为赋予知识一种媒介地位，使得研究主体可以掌握客观对象运行的法则。知识既然只是工具，因此不会因为研究者身份与价值的不同，就呈现出不同的客观法则。同时，既然知识不受研究者主体意识影响，掌握知识意味着对客观实存进行操弄的能力，则研究者主观价值就获得了加以推动的可能。主观价值与客观实存的分合，就是透过知识完成的。{15}

依照早期科学哲学家的反思，{16}关于中国的知识无所不在地反映了研究者本身的认知，亦即知识不能看成是主客二元之间的媒介，知识充其量是主观认知活动。他们并不否认中国是外在客观的实存，但知识的意义不在于客观地呈现中国的实存，而是协助研究者处理自己与中国的互动关系，因此是与研究者的问题意识息息相关。{17}不同的研究者基于自己的理由，而感到有对中国进行研究的需要，因此他们各自所发展的知识，只可能是主观活动的产物。这种知识态度使中国研究者与中国之间出现一个知识鸿沟，主客之间不再有媒介，但因为研究者的主观认知活动带动他们对中国的行为，因此其行为是否符合客观实存，仍将影响尔后关于中国知识的生产，{18}只是这些知识本身仍不能单纯视为媒介。

比如不同国家的中国研究者出现十分不同的知识风格，英国与中国的研究者重视长期的趋势，前者重视长期趋势对理论的意涵，后者则重视政策原则的掌握。相对于此，日本与美国则经常关注于短期事件，但前者重点在事件对于政策方向的影响，后者则偏好把任何短期现象迅速归纳为某种结构性理论的指针。{19}至于台湾的研究者因为历史的因素，过去曾经展现一种极为特殊的研究风格，这个风格非常重视中共内部不稳定的因素，而且由于研究者本人与研究对象之间，存在许多复杂的亲身交往经验，{20}因此对事件的判断具有不依赖理论、而仰赖直觉的能力，分析的焦点在于研究对象的政策意图与可能实行的政策选项，而不在于对行为进行解释。{21}各国的中国研究多有其在不同阶段的学术辩论，这些不同焦点反映了知识是中国研究者主观认知的产物，不等同于实存的中国。

这个问题在具有中国人身份的中国研究者身上十分尴尬，因为中国人自己照理是不能透过研究自己所处的国度，就客观地掌握中国的客观知识。中国人对中国的研究经常透过超过一种以上的角度，或将中国视为外在客观实存，{22}或将中国视为安身立命的身份认同。{23}尽管具有中国身份的中国研究者的活动，就属于一种对中国概念的实践，{24}而研究者通常主观相信自己的知识活动具有建设中国的意义，可是鲜有中国身份的中国研究者愿意承认，中国不是外于研究者的客观实存，而都继续相信有一个外在客观实存的中国。这时对于中国的意义，经常座落在以主权疆域为核心的现代国家论述中。如此而得的中国知识，是反映了主观信仰与实践导向的知识，但研究者似乎并不愿意否认中国作为外在客观实存的预设。{25}

四、中国研究的知识论：相对或普遍？

认为知识可以成为主客媒介的客观主义，在当前中国研究界还是暂居主流，不过，在客观主义之下与中国相关的知识，在多大程度上与其它社群的知识是共性共量的，则又可分为两种知识论，分别可以谓之为普遍主义与相对主义。根据普遍主义的主张，关于中国的知识与关于任何其它国家的知识，共同属于同一个宇宙体系，其知识结构也是互通的，即中国本身不能作为一个行为解释的变项，而只能代表其它具有普遍意义的变量，这些变量多半可以透过操作性的定义，取得跨越国界的比较性。{26}普遍主义向来是社会科学界追求的境界之一，其成功与否就在于能发展出理论主张，同时在不同国度通过检定。依照普遍主义，中国人与美国人之不同，无关中国或美国的身份识别，而在于其它如经济发展、教育、资源、科技、组织、地理等等方面之不同，这种不同可以放在同一组量表上比较，并与行为之间得出相关性，厥为客观普遍知识之雏形。{27}

相对主义的知识论并不推翻客观主义，但相信中国人具有与其它地区的人所不具备的迥异特质，这些特质不能够用某种普遍性的变量来测量，因为它们是经由特殊的历史环境形塑而来，没有哪两个国家具有相同的历史文化轨迹，这些不同的轨迹各自形成特有的行为制约法则，只有身在中国的人才会感受到这些法则所约束。研究者不应该藉用由其它社会发展出来的分析概念，来套用到中国社会。{28}中国社会自己的语言应当用来表述研究对象熟悉的概念，语言系统的迥异，使得翻译几乎必然带来扭曲，所以研究中国必须靠中国自己的理论。

相对主义的知识论几乎必然涉及两方面，一是中国的历史，即中国人的行为法则如何形成，要在中国历史里找答案。{30}历史研究涉及价值，因此相对主义知识论无可避免引出相对主义的价值观，造成在美国认为是最富规范的人权价值，在中国文化下表现出来，就无法产生同样的规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