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毅衡：如何把韦伯切成两半

提要：自从韦伯提出特定的新教伦理催生了资本主义，“文化决定经济论”对各国学界产生巨大的吸引力。“当代新儒家”提出，儒家为东亚资本主义提供了理想的“韦伯式”伦理基础，但是他们没有解决一些关键的理论障碍。近年在国内，出现普及式“国学热”，如何提供中国市场经济的伦理基础，却仍然悬而未决。本文作者认为，如果要将韦伯论应用于东亚或中国，就要分解韦伯模式。韦伯原是解释原发型资本主义，那时清教的“天职观”将动力与制约合二而一。而所有的继发资本主义社会，实际上已经让动力价值与制约价值分开。而东方国家的资本主义，是受激发产生的，其动力价值与制约价值，更是分源分途。儒家传统是中国宝贵的财富，但是应当作为制动价值起作用，在这个范围内充分发展。因此，在中国可行的现代性伦理价值，是二元的“中制西动”。

关键词：韦伯模式，动力，制约

Abstract： Ever since Max Weber suggested that the ethics of Puritanism was the mainspring for the rise of capitalism, his “cultural determinism of economy” has produced a strong attraction to scholars of culture everywhere. The “Contemporary Confucianists” have put forward the argument that Confucianism provides an ideal “Weberian” ethical foundation for capitalism in the Far-East. They, however, have not resolved some crucial theoretical difficulties. Recently in China there has arisen a popular “Native Philosophy Fever”. But how it could facilitate an ethic foundation for the Chinese market economy is still a puzzle. This paper argues that if Weberian mode can be applied to the Far East or to China, it has to be split into two halves. Weber was only attempting to explain the start of capitalism in 18th century England and America, which needed a religious ethics that perfectly combined the driving force with the restraining force. During the development of capitalism, this combination dissolves. In the countries, Far Eastern countries for instance, where the rise capitalism is due to the stimulation from outside, the driving force and the restraining force come from different sources and function in different manners. Confucianism, the precious cultural heritage to China, has to function as the restraining force. The only feasible ethical value for contemporary China is “the Chinese as the restraint, while the Western as the drive”.

Keywords: Weberian mode, driving force, restraint

“清教徒的酒泼翻以后，酒香变成了超验主义，酒汁变成了商业主义。”

V．W．布鲁克斯

1．韦伯论之“动制合一”

韦伯1905年的著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讨论的是十八世纪古典资本主义兴起时期的伦理价值基础。现在“资本主义”一词的含义，与当年已经很不相同，恐怕更接近韦伯“资本主义”一词原意的词是“市场化”，或“自由市场经济”。本文在讨论中，尽量用“资本主义”，以避免换用术语造成混乱，这是因为本文从韦伯开始讨论而不得已为之。

传统宗教伦理与资本主义关系这一命题，是韦伯首先提出的。此后讨论其他地区资本主义的发生的伦理文化基础的人（例如讨论工业东亚的“新儒家”），必然围绕韦伯提出的模式展开，所以本文称这些人为“韦伯论者”。各种韦伯论者，都面临以下难题：首先，韦伯的讨论是历史追溯性的，在已经成功地实现了资本主义转型的社会，寻找当初转型的文化原因。因此，不管他的解释对不对，有什么可争议之处，他的结论却事先正确。现代的韦伯论者，试图在资本主义转型尚未实现，或有待于历史证明最后能成功实现的社会，寻找类似因素，就负有类似开处方的任务，而不只是一个历史总结，这就是我们不得不郑重讨论的原因。

第二，韦伯分析的是资本主义在英美最早始发的原因，此后资本主义在全球其他国家发展，都不再是自发的，而是受激发的，是从英美输入了一部分价值后才发生的。与韦伯描述的清教相似的历史环境，已经不复存在。因此，所有的韦伯论者，面对的已经是混杂的社会价值。这点改变了韦伯论的前提，就是说，韦伯论者与韦伯本人，讨论的对象很不相同。这两点应当很清楚。

韦伯论的核心，是从加尔文教的某些教派（如卫理公会等）找到比较完美的引发资本主义的“天职”观念，他找到的是同一教义内两种价值合一。

第一种价值是资本主义的动力因素，即是把致力于尘世俗务，从而敛财致富，作为人生目的。与此相对的，资本主义“必须反对的最大敌对力量”，韦伯称为“传统主义”（traditionalism)。这个词不好定义，韦伯举例说明：计件工资，曾被认为是提高劳工效率的不二法门，结果提高降低单件工资率没有用。因为“前资本主义劳工的特点顽强抵抗增加劳动强度以提高生产率”。传统主义就是“人并非天生希望挣更多钱，而只要挣的钱能过上习惯的生活方式就可以了“。

但是问题并不那么简单，韦伯强调说“获取本能”在人类社会普遍存在。“中国封建显宦，古罗马贵族，或现代农民，与谁比，贪婪都不逊色。”甚至，“恰恰在中产阶级－资本主义按西方标准很落后的国家（韦伯指当时的意大利等国家），一个鲜明的特征，就是盛行不择手段赚钱谋私”

这两者差别究竟在哪里？韦伯的看法是：贪婪并不是资本主义的动力。在传统主义占优势的社会，例如中国，显宦（Mandarin)也很贪婪。这种贪婪不是资本主义的动力，因为在这些社会中，哪怕用“正当方式”赚钱，也会与贪污一样，“被看成最卑劣的贪欲，毫无自尊”。中国人一律称为“为富不仁”：缺少道德辩护的贪婪，也是一种“传统主义”。资本主义需要的“动力因素”，是社会为获取欲作辩护的道德根据。韦伯再三说明某些新教派之所以为资本主义发生作出贡献，是因为它们认为敛财致富增加上帝的荣耀。

韦伯在这些清教派别的教义中找到的第二种价值，可称为制约价值。韦伯引用大量的宗教文件，用了最多篇幅，讨论新教对致富的道德辩护：为什么在这些教派看来，敛财本身不是目的，敬业勤恳才是对上帝虔诚的具体表现。全书不厌其烦的围绕这一点进行论辩，韦伯本人在1920年加的序言中甚至说：“贪得无厌完全不能等同于资本主义，更与资本主义精神无关。资本主义甚至可以等同于对这种不合理冲动进行制约，至少是对之进行理性地冲淡”。这就把韦伯的探索重点说得再清楚不过。也就是说，制约比动力重要。说清这点，对本文下面的讨论至为重要。

2．“动制分源”

细读此书，我发现韦伯本人，不见得认为资本主义的动力与制动两种因素，必须完美结合。他对此没有明言，但是仔细阅读全书，可以从几个地方看出这一点。

首先，韦伯此书关键的第四章仔细分析了加尔文教系统各种教派的教义，却转入对起源于英国的一个特殊教会卫理公会的无保留赞美。卫理公会的创始人“防止尘世勤劳工作过早地败落成某种纯粹的功利主义学说”，因为他们“将绝对可行常规的信念，同绝对决定论和上帝的完全超然性结合在一起，本身就是某种伟大天才之杰作”所以，在韦伯的分析中，只有卫理公会的教义，才是完美合一。其他加尔文教的各教派，包括在美国影响巨大的浸礼会派，教义都没有卫理公会那样“完美”。但是韦伯并没有说只有卫理公会创造了资本主义。可见韦伯并不认为“动制完美合一”是英美的必要条件，更没有说是资本主义在任何地方兴起必须有的伦理基础。

韦伯很欣赏的富兰克林的训词里，动力与制动的结合非常不完美。韦伯书进入实质性讨论的第二章，一开始就长段引用了富兰克林对美国商人如何赚钱的教训：信用，谨慎，诚实，这种看起来吃亏的品格，反而能使你成为“别人钱袋的主人”。富兰克林这些话，是典型的美国式实用主义：美德之所以有用，因为增加一个人的信用度，而信用则是赚钱的最好办法。如此说来，美德只是一种赚钱工具。

因此，制约概念并不复杂，也并不一定要如何深刻。“天职是个人对他的职业活动的内容应当感觉到，而且实际感觉到的义务”。富兰克林的训话，说明动力与制约两者的关系，可以让美国商人都明白。

韦伯用来为富兰克林这段话辩护的，却是富兰克林的人格：“富兰克林本人的品格，正如他的自传无比坦诚地说出来的一样，消除（关于伪善）的怀疑”。富兰克林笃信加尔文教的父亲常引用旧约圣经的一句话：“汝见勤俭之人，位在君王之前”。韦伯说，富兰克林父亲的话，就是他反复说明的“天职责任”，即“资本主义文化社会伦理的最重要特征”。但是富兰克林的训词本身，没有提到他本人或其父亲的品格。因此，韦伯长篇引用富兰克林训词，实际上是默认动制合一的伦理，可以分解。

18世纪德国资本主义发展缓慢，韦伯不得不提出解释。因此在韦伯那里，我们看到对德国路德教的缜密批判：虽然新教的“天职”概念来自路德，但是路德活动的早年，对尘世的职业活动过于轻视。因此，“路德教所谓天职，对于我们的论题，重要性大有疑问。在此确定这点就够了”。但是在另一个地方，韦伯将德国劳工与意大利劳工作对比，认为意大利劳工没有德国劳工的“诚意”。所以，韦伯并不认为资本主义的伦理精神是绝对的，德国路德教派动力与制动的结合，可以比英美清教差，比南欧天主教好。因此，韦伯本人实际上默认了，动制结合的紧密程度可以是相对的。

韦伯只是有意在资本主义具有“初始性”的英美，找出“最典型”的以宗教伦理为基础的“天职责任”。韦伯在1905年著此书时，以及1920再版中，对已经充分跟上资本主义化的中欧北欧及天主教南欧，有意存而不论，因为他讨论的式资本主义的发生。他实际上承认了在“继发性”资本主义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