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卧云：政治去魅与去利

一

政治如游戏，并不是贬低政治的地位，而是揭示政治就其实质而言是一场权力游戏的基本特征。经济学家熊彼特把民主看成一种类似于市场的制度安排，认为它就是为竞争政治领导权而争取选票的活动。我从不认为政治从业者具有高于社会其他人群的特殊品质，是由特殊材料制成的，但也不认为他们都是一帮道德低下的狡诈政客。在某个特殊时期，少数人冒着失去自由的巨大风险追求民主真理和社会福祉，成为后人敬仰的道德楷模和历史巨人，但在正常情况下，政治从业者与其他行业的从业者并无本质区别。由社会分工产生的每个行业都有自身的特殊性，每个行业的人有自身的特殊追求，企业家以追求利润为目标，科学家以追求科学真理为目标，政治家以服务公共利益为其职责，他们对社会都具有不可或缺和不可替代的重要性。

由于政治事关所有人的利益，与其他行业相比，这又是一个受到社会特别关注的行业，它对民众的思想和行为所产生的影响不同凡响，一个文明社会必然首先表现在它的政治是文明的，即政治从业者遵守一套文明的游戏规则，它对培养和塑造国民的日常行为意义重大。比如，民主国家在一次大选落下帷幕后，竞争对手往往有致辞的场面，失败者向竞选成功者致以祝贺，成功者向失败者表达携手为国家服务的意愿。成功可喜，败亦光荣。无论哪个国家，权力交接都是最受人关注的重大公共事件，在万民瞩目之中，还有什么比成败双方的互谅互敬更加令人动容，还有什么比这更能让人体验到宽容和理性的力量。在这样的社会里生活，人们普遍学会尊重和理解对手，学会容忍和理解失败，学会看待和理解合作。

二

儒家政治是君子政治。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这是一种无法调和的对立。在个人人格上作出绝对的好和对绝对的坏的区分虽然很少具有现实基础，但它却一直是中国政治和政治学中最基本的概念。楚国三闾大夫屈原由于政见不同遭到同僚的排挤和打击，最后逐出政坛，流放他乡，在诗歌中他对“党人”的怨愤和对小人的贬斥无以复加，斥责党人苟且偷安，隐善扬恶，而自己不但出身高贵不凡，身披种种香草象征自己具有各种美德，而且特别注重修能，正是因为他德行和能力非同一般，才招致党人们的嫉恨和诬陷，并使楚国陷入危险之中。欧阳修在其《朋党论》中一开始就说：“臣闻朋党之说，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而他的治国之道也异常简单：“故为人君者，但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

权力集团内部的宗派纷争是一个正常现象，观点相同或相近的人容易走到一起，他们彼此支持也属于人之常情，但党人之争以至酿成党锢之祸，却是属于中国的政治现象，既有权力和利益竞争的矛盾，也有观点和意见的冲突。即使是不同政策的争论和选择，在这里不是从观点和意见上的分歧去解释，而是进行道德上的区分。观点和意见的分歧是可以充分讨论的，也可以相互借鉴并吸收对方的长处，而一定要在道德上见高低就只有无情斗争，争斗的双方都以忠良标榜自己，相互诬陷，罔顾事实，势同水火。因此，他们之间从来不会有政治辩论，而是用攻击代替辩论，用道德的辩护代替事理的辨析。王安石变法引起的所谓新旧党争是一次政见分歧，而不是“小人以利为朋”的党争，御史却攻击他“大奸似忠，大诈似信”，司马光骂一位变法派人士“不服母丧，禽兽之不如”，把政见之争直接变为人身攻击。王安石则貌似泰然地说“谤与誉非君子所恤”，既然认定自己是一枚君子，又有最高领导人的支持，对于流言蜚语不用有那么多顾虑了。一次，天空中出现彗星，它被当作异象立即成为对手反对新法的一个有力证据，连支持新法的皇帝也说“天变不敢不惧”。

引起党争的原因各有不同，但都很快会演变为激烈和残酷的权力之争。从名誉上和道德上毁掉对手是一种无法抵挡的诱惑。斗争双方需要从皇帝那里获得支持，获得皇帝支持的一方就成为胜利者，因而对任何一方来说，最重要的就是怎样取得皇帝的信任，于是诋毁构陷，离间君臣，无中生有，罗织罪名，只要就不择手段，任何说理在这里都苍白的。只要被皇帝认定某一方是煽惑阴谋、毁我江山的朋党，就会遭灭顶之灾。皇权鼎盛时，党争能够得到有效制止，而皇权衰落，皇帝成病猫，派系纷争随之猖獗，且愈演愈烈，直至失控。崇祯在登基之初决心振兴伟业，以雷霆手段扫灭了“阉党”魏忠贤一派，大有实行铁腕治理之志，虽在短时间内起到某种震慑作用，却于大局无补。党争一旦发起就上下蔓延，愈演愈烈，有的持续好几代皇帝，有的甚至持续到该王朝的灭亡。只剩下半壁江山的南明王朝在风雨飘摇情况下，马士英为首的文官集团与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为首的武官集团的冲突造成了小朝廷的严重分裂，其中既有新朝廷的权力争夺，也夹杂着过去东林党争的宿怨。马士英集团利用对皇帝的控制权把持朝政，拉拢和任命自己的将领，清洗反对派，军队将领之间的矛盾也不断加剧，致使清兵压境之时，苟延残喘的南明政权根本无法组织有效的军事防御，史可法在扬州毫无意义的抵抗和以身殉职虽然赢得了个人的名节，却招来了历史上非常惨痛的清兵屠城悲剧。

党人活动与权力的控制能力密切相连的，因此党争的强度是皇权强弱的晴雨表，一个王朝的终结，往往伴随着激烈的党争，以东汉末年、唐朝末年和明朝末年为最烈。我无意去费神总结党争对朝政的影响。对于党争，我完全不关心它给社稷江山造成了什么危害，不关心它在多大程度上促使了王朝的覆灭，我关心的是，野蛮的、非理性的、不讲道理和歇斯底里的政治斗争是怎样影响了我们社会的文明进程。

三

政治的教化作用是政治的一个基本功能，政治行为直接塑造社会个体的行为。在孔子看来，教化就是统治者以德化民：“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在苏格拉底看来，教化是政治家用自身行为教育人们尽可能去做一个善良的人，而不是堵住别人的嘴。而他自己，苏格拉底，以自己的从容赴死告诉后人人生的崇高价值在于：真正的困难不是逃避死亡，而是逃避做不义之事。

人们受言辞的引导，但更受事实的引导，苏格拉底之死所树立的以理性捍卫真理的形象对后世产生的精神力量，大于孔子基本上限于言语教导的力量。苏格拉底由于喜欢与人讨论被雅典法庭以腐蚀青年思想罪处以死刑。在完全可以逃跑以避免一死的情况下他却坚持留下，为的是做一个守法公民，哪怕面对恶法。在法庭上的最后陈述中，他没有把自己与判处他死罪的法庭对立起来，作为自省，他以平静地态度分别对赞同给自己定罪的人和对主张自己无罪的人讲话，对前者他只做了十分克制的谴责，他主要阐释了自己不逃避死亡的原因和对死亡的认识，坚持死后到另一个世界还将继续与正直、睿智人们交谈和争论，最后，他表示对指控和投票赞成处死自己的人不怀任何怨恨。智者苏格拉底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所显现出来的宝贵理性，是西方进入文明社会的开端。

当我越发想弄清楚文明这一广泛使用的概念内涵时，就越发觉得文明的对立面不是蒙昧，而是野蛮，文明社会的根本标志不是它的物质水平，而是其人民的精神水平；不是其人民对物质世界的认识水平，而是对自身的主观精神世界的认识水平，当他们有意识到把自己区别于动物、并以更高的精神标准来要求自己的言行时，文明就在这个社会降临了。更具体地说，当一个社会的人们普遍学会了宽容，它就是一个文明社会。

宽容是一种放弃绝对的以自我为中心的状态，承认真理不会永远在自己手中，承认争论是发现真理的必要途径。我们可以肯定，屈原掌握的真理未必比他反复谴责的党人就多多少，楚国即使像他所梦想的那样“来吾导夫先路”，怀王对他言听计从，也不可能改变楚国失败的结局。但屈原完全不这么看，他的逻辑是，我是如此爱国，反对我就是卖国，就如我们不久之前还流行的政治逻辑：反对某某，就是反对党，反对社会主义。

政治上的宗派主义可能与政治同样古老，由亲族关系、朋友关系构成的派系不可避免地存在于政治组织中，问题是消灭宗派(这样看似简单，但实际上不可能做到)，还是将宗派以一种合理而有益的方式纳入政治的结构之中。把使派系斗争变为政党竞争，把政治中一种负面的却又无法消除的因素――宗派活动，转变为积极有益的因素形成政党组织，是一个极其智慧和伟大的制度创新。华盛顿在第二个任期内已深为派别争斗所困，以至于在他宣布辞去总统职务的告别辞中强烈反对政府内的党派活动。宪法的缔造者们在他的第二个总统任期内已分裂成了对立两派，在反对汉密尔顿对国内政策和外交的支配上，麦迪孙和杰斐逊在政府内形成了一个有组织的反对派，自称共和党，他们还创办了报纸宣扬自己的主张并攻击“联邦主义者”汉密尔顿的计划。英国在18世纪70年代还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政党，人们理想中的政府是建立有各派精英组成的政府，托利党人和辉格党人虽然代表着对王权的不同态度，但主要的联系纽带还是个人忠诚和派系利益，不过政治家们已经开始提出以政见为中心来组织政党的思想。政党与宗派最大的区别，就是前者以合法的形式从事党派活动，并以竞争的方式取得管理国家的权力。

真正完成政党制度创建的还是美国的开国元勋。与汉密尔顿同属“联邦主义者”的亚当斯继华盛顿之后担任美国总统一职，使共和党的反对活动有增无已，副总统杰斐逊带头反对总统的政策。总统由于坚信自己是代表国家最高利益的无私爱国者，把反对派看成是反对国家的阴谋集团，并在1789年通过了惩治叛乱法针对政治反对派。好在1800年的选举随之到来，反对党首领杰斐逊获得了胜利，成为新一任美国总统，在就职演说中，他号召共和党人和联邦党人一道“为公众利益而共同努力”，说：“我们都是共和主义者，我们都是联邦主义者。”这个《独立宣言》的起草者与其前任不同的是，他并不以为自己是爱国者而对手就是阴谋家，新政府废除了惩治叛乱法，下台的联邦党领导人不再担心政治报复，政党活动也因此获得了安全保障。政党政治使政治文明到达了一个新高度。

四

毛泽东认同“党内无党帝王思想”，与其说是政治洞悉力的表现，不如说是他的个人经验之谈。在他的早期军事斗争生涯中就充满了令他痛苦和愤懑的派系对立，在井冈山时期他与朱德分属两派，稍后在苏区他受到周恩来、博古等中央政治局领导人的排挤，长征途中与红四军的重要领导人张国焘等人剑拔弩张，到达延安后又受着莫斯科派的掣肘和不合作。当日本人在中国节节获胜、抗日战争进行到最艰难的关头时，地处大西北的延安发动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内部整风和整人运动，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经验主义，对莫斯科派进行全面清算，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不可挑战的绝对权威，使全党紧密团结在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

在毛泽东认同“党内无党帝王思想”的时候，并不表明他认同和支持党内的多元化竞争，在他的思想中，绝对一致、一切行动听指挥才是被允许的状态。尤其在1949年后，政权初建，全国一统，得天下者踌躇满志，领导集团内部空前团结，毛泽东更像是奥林匹斯山上的众神之神。1952年中共决定加强中央机构，镇守四方的各大行政区负责人奉调进京，时人称为“五马进京，一马当先”。其时，他们正当壮年，扬鞭跃马，年轻有为，“一马当先”的高岗更是意气风发，受到毛泽东的特别器重。但他毕竟尚未经历政治斗争的历练，特别顺利的仕途使他忘乎所以，以至莽莽撞撞就向党内二号人物刘少奇发起攻势，其势头之猛让毛泽东“有一种发生地震的感觉”，主席不能容忍他所领导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内搞摊摊、搞圈圈、搞山头，可以允许党派存在，但绝不允许有党派活动。高岗被认为是刮阴风烧阴火，进行小集团的非法活动，这一定性直接把高岗打进地狱，1954年的七届四中全会一致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高岗受到同僚众口一词的集体批判并彻底崩溃，只有以自杀求得解脱。

如果他在几年之后做同样的事情，结局就将大不一样，而且将成为毛泽东对付刘少奇的盟友。“三年困难时期”之后，毛、刘的矛盾渐渐突显，毛泽东甚至感到阴火正在烧向自己。这时，他已不是高居于派别之上的矛盾仲裁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