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占阳：解决意识形态问题要有新观念新方法新标准

【摘要】当前的社会思潮已经发生了积极的重要变化，人心总体趋稳，但仍存在较多问题。目前应当特别注意坚持邓小平提出的人文社科领域的对外开放政策，积极克服排外主义思潮，不把“西方思想”当成贬义词。特别注意和强调以唯物史观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基本原理为指导，在全局上主要依靠改变现状赢得人心，而不是主要依靠意识形态的力量解决意识形态问题。特别注意重温、明确和应用邓小平式的解决意识形态问题的新标准，避免以过高的、不适当的标准人为地激化矛盾。思想意识领域既要有原则，也要有耐心、有宽容精神，不要急躁，不要强求一律。

【关键词】邓小平 对外开放 社会存在 社会意识 新标准

对当前社会思潮的若干观察

（一）反腐倡廉，党的形象显著变化

毫无疑问，在民间，无论“左、中、右”，普遍都对中央大力反腐、狠抓廉政建设拍手称快！

特别是周永康案公布后，舆论中出现了从把反腐视为“一阵风”到视为“动真格了”的重大转折，党在公众中的形象显著改善。

但人们对于“打老虎能否进行到底”，“众多苍蝇能否被拍住”，能否在治标的基础上真正做到“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既有普遍的期待，也有普遍的疑虑。期望、观望者众多，坚信一定能成功、或者一定会失败者相对较少些。

所以，反腐败斗争现在只是初胜，还不是决定性的大胜。这时如果半途而废、煮成夹生饭，甚至是由此倒退，人心必将严重流失。这就表明，反腐倡廉还需“宜将剩勇追穷寇”，这才能够取得决定性的大胜利。

（二）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新共识与新困惑

十八大后，人们对于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逐步地燃起了新的希望，十八届三中全会则使之急剧地达到了高峰。改革派欢欣鼓舞，自由派普遍认同，所谓“左”派则在强势舆论下突然沉默了。从总体上看，整个社会大体上达成了一种改革共识，即认同三中全会的改革方向和路径选择。

但今年初春以后，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主要是来自上层和下面的各种相互矛盾的信息让很多人深感困惑，某些人甚至表示又搞不清中国究竟是要往哪里去了。

比如，按照邓小平时代以来的传统，新的改革开放总是与新的思想解放和宽松政策相配套的，多数人也都认可这种配套做法。但三中全会后解放思想的舆论力度并不大，而且还出现了一些“左”倾思想回潮的现象，这就使许多人感到非常困惑，又不知道未来是要往哪儿去了，或者是提出了各种相互矛盾的解读。

又如，习总书记在首都各界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以及三中全会的决定都强调了要搞法治，但在实践中，不符合法律规范的公检法行为却屡屡出现，这又使许多人特别是法律界人士深感困惑。

再如，在经济领域，有的部门制定的“改革方案”实际是与三中全会精神相背的，有的是有部分出入的。这使经济学界也出现了新的困惑：经济体制改革究竟往哪儿走呢？改革会不会又成了一锅夹生饭？

总之，人们又困惑了，又搞不清未来的方向了。这就是当前的最新动态。

坚持人文社科领域的对外开放，不能把“西方思想”当成贬义词

相当一个时期以来，一些人把“西方思想”当成贬义词的新闭关自守倾向，愈演愈烈。这与邓小平关于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也要实行对外开放的思想是背道而驰的，也是与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方向背道而驰的。对外开放的新观念与闭关自守的旧观念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又在重新上演了。

针对这种新情况，现在对于邓小平的下述思想和论述，特别需要给予应有的重视和重申：

（一）社会科学领域也要积极实行对外开放，不要禁区太多

1979年，邓小平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中说：“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现在也需要赶快补课。……凡是能学外国语的都要学外国语，要学到能毫无困难地阅读外国的重要社会科学著作。我们已经承认自然科学比外国落后了，现在也应该承认社会科学的研究工作（就可比的方面说）比外国落后了。……（我们过去在这方面）禁区太多，关心和支持太少。今天我代表中央向大家作自我批评。”①

在这次讲话前后，邓小平还一再讲：“千万不要搞‘禁区’。‘禁区’的害处是使人们思想僵化，不敢根据自己的条件考虑问题。”所以，“我们不要下通知，划禁区。能够讲问题，能够想问题就好。要敢于正视现实，敢于提问题、想问题，这样才能够很好地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为四个现代化服务。”②这些也都是与思想文化领域的对外开放相配套的政策措施。毋庸赘言，如果在思想文化领域实行排外主义，那就只能使各种禁区越来越多，以至禁区林立，思想窒息。

（二）“西方思想”并不等于“资本主义腐朽思想”，应努力汲取西方学术思想的精华

邓小平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中还说：“我们要向人民特别是青年介绍资本主义国家中进步和有益的东西，批判资本主义国家中反动和腐朽的东西。”③后来，他在《党在组织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迫切任务》（1983年）的讲话中，又进一步明确：“西方如今仍然有不少正直进步的学者、作家、艺术家在进行各种严肃的有价值的著作和创作，他们的作品我们当然要着重介绍。”④

作为这种指导思想的重要体现，1984年邓小平在谈到翻译西方学术著作时还曾明确指示：“这个工作很重要，需要用几十年的时间。除了组织国内人力进行翻译，还可以在英国、日本、西欧分别成立编辑部，组织外籍华人和华侨中的学者进行这一工作，订立合同，稿费从优。”⑤这项重要指示具体地体现了他对引进、吸收西方学术思想精华的高度重视，也体现了他对中国未来的深谋远虑和战略布局。

这就表明，在邓小平看来，把“西方思想”等同于“资本主义腐朽思想”是错误的。在西方的政治思想、学术思想、文学艺术中，都有许多严肃的有价值的思想和作品，对此，“我们当然要着重介绍”，并且“要向人民特别是青年介绍”，而不是使之仅限于精英文化的小圈子。这就是他所强调的“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的一种基本内涵。

（三）对于西方创造的政治思想、政治制度方面的文明成果也要努力吸收和借鉴

邓小平在论及民主改革时，早已明确讲到：“这需要认真调查研究，比较各国的经验，集思广益”。⑥不仅如此，他在“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十六大报告语）方面的主张并不仅限于若干细节的借鉴，而是要随着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逐步加大吸收借鉴的力度，以至于吸收和借鉴其重要的政治制度。

邓小平曾明确指出：“大陆搞改革，完全搬用美国式的民主，是行不通的。”请注意，这里所说的是“不能完全搬用”。实际是指不能不顾现实条件照搬西方制度，而不是指不能学习借鉴。这才是他所说的“不能搬用西方那一套”的正确理解。

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照搬”其他国家的制度，这是邓小平的深切信念。但同时对于人类社会创造的优秀文明成果，也应“大胆吸收和借鉴”。他曾明确提出：“大陆在下个世纪，经过半个世纪以后可以实行普选。”⑦在他的论述中，实行普选也是大胆吸收借鉴人类文明成果的一部分。这就表明，在他看来，既不是完全不能学习美国民主，也不是只能学其细枝末节，而是在条件具备时还要学普选制这种层次的重要制度。这里的关键是“条件”。而在“吸收和借鉴”中就包括了基于本国国情的独特创造。邓小平还强调，中国实现普选制必须走自己的道路，这就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在经济现代化与政治民主化的动态结合中，“要有一个逐步的过渡，要一步一步来”。⑧

邓小平的这些重要思想，更加充分地展示了他所强调的“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的丰富、深刻的战略内涵，至今仍对我们继续解放思想、深化对外开放具有重要的启示和教益。

（四）坚持邓小平理论，克服排外主义思潮

邓小平从不使用“西方思想”这个词，更未把“西方思想”等同为“资本主义腐朽思想”。他对引进西方思想文化过程中的某些消极现象给予了批评，反对“对于西方各种哲学的、经济学的、社会政治的和文学艺术的思潮，不分析、不鉴别、不批判，而是一窝蜂地盲目推崇”，同时又重申：“我们要向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经营管理方法以及其他一切对我们有益的知识和文化，闭关自守、故步自封是愚蠢的”，“对外文化交流……要长期发展”⑨。

从总体上看，邓小平关于西方思想文化的论述，首先是努力汲取其精华，其次是防范其糟粕。所以，他从不笼统地使用“西方思想”这个词，更不可能把它当成贬义词。

但是，近十几年来，使用未加定义的“西方思想”一词，若明若暗地把它等同于“资本主义腐朽思想”，进而笼统地反对所谓“西方思想的渗透”，把作为人类文明成果的西方优秀思想文化成果当作批判对象，人为地制造所谓“渗透与反渗透的阶级斗争”，这种闭关自守、固步自封的排外主义思潮，又逐步地重新抬头了，以至于愈演愈烈。这种排外主义思潮同时也是近十几年来重新抬头的新冷战思潮和狭隘民族主义思潮的自然延伸，是后者的内在组成部分。

邓小平指出：“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十八届三中全会改革决定实际己是一个很好的反“左”文件，现在还应当把反“左”逐步地扩展到意识形态领域。

从全面深化对外开放的角度看，惟有这样，我们才能切实做到“学习人类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推动中国和世界发展得更好”，也才能使中国更像一个“虚心学习的国家”（习近平语）。

正如习近平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时所强调的：“我们社会主义文艺要繁荣发展起来，必须认真学习借鉴世界各国人民创造的优秀文艺。只有坚持洋为中用、开拓创新，做到中西合璧、融会贯通，我国文艺才能更好发展繁荣起来”。在文艺领域是这样，在整个思想文化领域当然也都是这样。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着重依靠解决现实问题来解决思想认识问题

我认为，目前应当特别注意和强调以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基本原理观察、认识和处理意识形态问题。这是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也是有针对性的新的方法论。

相当一个时期以来，把意识形态问题的主要根源归咎于意识形态――“西方意识形态的渗透”等，进而总想要首先依靠意识形态的力量解决意识形态问题，已经成为了一种思维定势。但这实质上是“思想决定思想”、“意识决定意识”、“意志决定一切”的唯心史观，既不符合马克思主义，也是在实践中行不通的。

实际上，十八大前，民众中的“左、中、右”各派均在某种程度上出现了对党缺乏信心的现象，但其主要根源并不是某种“左、右”思想的影响，而是大面积腐败、特权盛行、贫富分化、大量严重不公现象的出现。这就是“存在决定意识”。

同理，十八大后，党在民众中“左、中、右”各派中的威信普遍显著提高，主要也不是由思想教育的力量所导致的，而是由中央大力反腐倡廉、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成果等新的客观现实所导致的。

这就再次表明，人民是最讲求实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