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子明：梁启超的国民运动思想――国民运动便是共和政治唯一的生命

一、梁启超的变与不变

对于梁启超，时人多以“善变”、“屡变”视之。梁本人也自认“流质易变”，“太无成见”。正是讨论“变”的正当性的系列文章――《变法通议》，使其“暴得大名”，因此梁启超尽管对思想的“流质”常有所检讨，但也不觉得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虽自知其短，而改之不勇”。

梁启超的朋友孙宝在1907年的日记（《忘山庐日记》）中曾对两种“反覆“做过辨析：“盖天下有反覆之小人，亦有反覆之君子。人但知不反覆不足以为小人，庸知不反覆亦不足以为君子。盖小人之反覆也，因风气势利之所归，以为变动；君子之反覆也，因学识之层累叠进，以为变动。其反覆同，其所以为反覆者不同。”在他的心目中，梁启超自然是“反覆之君子”。

梁启超的弟子郑振铎在怀念其师的文章《梁任公先生》中说：“然而我们当明白他，他之所以‘屡变’者，无不有他的最强固的理由，最透彻的见解，最不得已的苦衷。他如顽执不变，便早已落伍了，退化了，与一切的遗老遗少同科了；他如不变，则他对于中国的贡献与劳绩也许要等于零了。他最伟大处，最足以表示他的光明磊落的人格处便是他的‘善变’，他的‘屡变’。他的‘变’，并不是变他的宗旨，变他的目的；他的宗旨他的目的是并未变动的，他所变者不过方法而已，不过‘随时与境而变’，又随他‘脑识之发达而变’其方法而已。他的宗旨，他的目的便是爱国。‘其方法虽变，然其所以爱国者未尝变也’。凡有利于国的事，凡有益于国民的事，他便不惜‘屡变’，而躬自为之，躬自倡导之。”

李任夫曾和同学楚中元当面聆听梁启超解释他的变与不变。“我自己常说：‘不惜以今日之我去反对昔日之我’，政治上如此，学问上也是如此。但我是有中心思想和一贯主张的，决不是望风转舵，随机而靡的投机者。……我的中心思想是什么？就是爱国。我的一贯主张是什么呢？就是救国。我一生的政治活动，其出发点与归宿点，都是要贯彻我爱国救国的思想与主张，没有什么个人打算。……回想我和蔡松坡发动讨袁时，我们约定，事如不济，以死殉国；事如成功，决不做官。我开始拥袁，是为了国家，以后反袁，也是为了国家。我是一个热烈的爱国主义者，即说我是国家至上主义者，我也承认。顾亭林说得好：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假如国之不存，还谈什么主义、主张呢！还谈什么国体、政体呢！总之，知我罪我，让天下后世批评，我梁启超就是这么一个人而已。”（《回忆梁启超先生》）应当说，无须等待后世，即使在当时的政敌一方，也有像陈少白这样知之较深者，看出“救国才是他的宗旨”。（《兴中会革命史要》）

梁启超的“屡变”，可以说纵贯他的一生，横跨他的事业所涉及的各个领域。

徐彬说：“综梁氏一生，以纯旧之学者起（科举），以较新学者终，中间之政、报两界则迭为循环，互相间杂”。“夫梁氏始于学，终于学，（以其晚年之著作虽新，仍以新法整理国故为多，故曰较新，别于纯新派也。）可云无憾。然梁氏之名及所建树，仍以报为最著”。（《梁启超》。以上郑振铎、郑振铎、徐彬文章，均见夏晓虹编：《追忆梁启超》。）

梁启超的政治生涯，始于政论；戊戌变法期间，随其师康有为跨入政坛；流亡期间重新将主要精力用于政论；民国二年至六年，走上政坛前沿，两次入阁任部长，两次“再造共和”（章太严语，指其发动反袁称帝的护国战争和“马厂誓师”粉碎清室复辟）；此后主动退隐，政治参与限于发表政论或“政谭”。

再看梁启超的政治路线和敌友关系。郑振铎说：“我们看他，在政治上则初而保皇，继而与袁世凯合作，继而又反对袁氏，为拥护共和整体而战，继而又反抗张勋，反抗清室的复辟；由保皇而至于反对复辟，恰恰是一个敌面，然而梁氏在六七年间，主张却已不同至此。这难道便是如许多人所诟病于他的‘反覆无常’么？”（《梁任公先生》）梁启超自己也说：“例如我是康南海先生的信徒，在很长时间里，还是他得力的助手，这是大家知道的。后来我又反对他和他分手，这也是大家知道的。再如我和孙中山，中间曾有过一段合作，但以后又分道扬镳，互相论战，这也是尽人皆知的。至于袁世凯，一个时候，我确是寄以期望的，后来我坚决反对他，要打倒他，这更是昭昭在人耳目了。”（李任夫：《回忆梁启超先生》）

在政治思想和学术方面，梁启超也是“屡变”的，现以世界主义与国家主义的关系为例。梁启超最早追随康有为，是被其师《大同书》中所洋溢的世界主义所感动。后来他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检讨说：“梁启超居东，渐染欧日俗论，乃盛倡偏狭的国家主义，惭其死友矣。”他主要受德国政治学家伯伦知理的国家主义学说的影响，批评康有为“去国而世界合一之体”的“世界主义”，认为民族国家才是“最上之团体”，民族主义乃“最光明正大公平之主义”的观念。他在1899年12月23日的《答客难》中写道：“有世界主义，有国家主义，无义战、非攻者，世界主义也；尚武敌忾者，国家主义也。世界主义，属于理想，国家主义，属于事实，世界主义，属于将来，国家主义，属于现在。今中国岌岌不可终日，非我辈谈将来、道理想之时矣。故坐吾前此以清谈误国之罪，所不敢辞也；谓吾今日思想退步，亦不敢辞也。”到欧战结束，国家主义的楷模德国战败后，梁启超对国家主义有了新的看法。他说：“国家主义之苗，常利用人类交相妒恶之感情以藻溉之，而日趋蕃硕。故愈发达，而现代社会杌陧不安之象乃愈著”。“自今以往，凡畴昔当阳称尊之说，皆竺一一鞫讯之后而新赋予以评价，此千年间潦倒沉沦之超国家主义――即平天下主义、世界主义，非向外妒恶对抗主义――在全人类文化中应占何等位置，正未易言。”他重新看好传统中国“平天下主义”的政治理念：中国“自有文化以来，始终未尝认国家为人类最高团体，其政治论常以全人类为其对象。故目的在平天下，而国家不过与家族同为组成‘天下’之一阶段。”（《先秦政治思想史・序论》）经过世界主义和国家主义两个思想阶段，晚年梁启超转向了二者之间的平衡点：“世界主义的国家”――“国是要爱的，不能拿顽固偏狭的旧思想，当是爱国，因为今世国家，不是这样能够发达出来。我们的爱国，一面不能知有国家不知有个人，一面不能知有国家不知有世界。”（《欧游中之一般观察及一般感想》）

梁启超对于政治参与的认知，有一个逐渐扩大的趋势：先是宫廷运动，再是党派运动，最后是国民运动。他在《欧游心影录》中说：从前有两派爱国人士，各走了一条错路。甲派（指梁自己的一派）想靠国中固有的势力，在较有秩序的现状之下，渐行改革。谁想这主意完全错了，结局不过被人利用，何尝看见什么改革来。乙派（指孙中山一派）要打破固有的势力，拿什么来打呢？却是拿和他同性质的势力，说道：“你不行，等我来。”谁想这主意也完全错了，说是打军阀，打军阀的还不是个军阀吗？说是排官僚，排官僚的人还不是个官僚吗？一个强盗不惟没有去掉，倒反替他添许多羽翼。同时又在别方面添出许多强盗来。你看这几年军阀官僚的魔力，不是多谢这两派直接间接或推或挽来造成吗？两派本心都是爱国，爱国何故发生祸国的结果呢？原来两派有个共同谬见，都是受了旧社会思想的锢蔽，像杜工部诗说的：“二三豪杰为时出，整顿乾坤济时了。”哪里知道民主主义的国家，彻头彻尾都是靠大多数国民，不是靠几个豪杰。从前的立宪党，是立他自己的宪，干国民什么事？革命党也是革他自己的命，又干国民什么事？好比开一瓶皮酒，白泡子在面上乱喷，像是热烘烘的，气候一过，连泡子也没有了，依然是满瓶冰冷。这是和民主主义运动的原则根本背驰，20年来种种失败，都是为此。今日若是大家承认这个错处，便着实忏悔一番，甲派抛弃那利用军人、利用官僚的卑劣手段，乙派也抛弃那运动军人、运动土匪的卑劣手段，个人拿自己所信，设法注射在多数市民脑子里头，才是一条荡荡平平的大路。质而言之，从国民全体上下工夫，不从一部分可以供我利用的下工夫，才是真爱国，才是救国的不二法门。他的结论是：“政治轨道是要把政治建设在国民意识之上。想引他上轨道，除了市民的群众运动外没有别条路。”五四运动就是这种“市民的群众运动”的一个典范。

二、国民运动的定义与条件

梁启超在《外交欤内政欤》中高度评价了“作为外交的国民运动”的五四运动。他说：“‘五四’运动，有效果没有呢，有。欧美一般人脑里头，本来没有什么中国问题，如今却渐渐的都有了，提起中国问题，便紧紧跟着联想到山东问题，提起日本问题，便人人都说‘日本人欺负中国’。简单说，这回运动算是把中日关系问题大吹大擂地抬到世界人面前去了，这便是第一种效果。”“这回太平洋会议，这问题虽然没有满意的解决，但日本人已渐渐觉得中国国民气和世界舆论可怕，不能不稍为让步，这也算第二种效果。”“因为这种运动，引起多数青年的自觉心，因此全国思想界忽呈活气，这是我认为最重要的第三种效果。”“因这回运动，表示中国人‘国民运动的可能性’，将来也许引起别种国民运动，这是我希望的第四种效果。”所谓“别种国民运动”，就是内政的国民运动。

在总结以往的政治运动时，梁启超指出：“对外问题易发动，对内问题难发动。……自公车上书至五四运动，凡壮烈之举，以对外为动机者十之八九。”（《政治运动之意义及价值》）“缘故有两种：一、外交问题较简单，容易把多数人的感情烧起来。内政问题较复杂，要转几个弯才能了解，多数人看得不痛切，不着急。二、外交问题的运动，和国内专权的人没有什么直接触犯，危险程度较少，多数人乐得附和。内政问题，任提何件，都是和目前盗国殃民炙手可热的人短兵相接，危险程度甚大，稍微计较一下，瞻顾一下，便不肯上前了。”而没有跟着“向内的”运动的“纯外交的”人民运动，不是“无结果”的，就是政府一手炮制的“运动人民”。“内政上局面不转变，争外交决无结果。外交主张，是要政府去办的，国民不能努力建设一个象样的政府，而拿许多话哓哓向人，在自己是‘不揣其本而齐其末’；在人家看来，完全是一种戏论。”梁启超认为：“‘五四运动’与其说是纯外交的，毋宁说是半内政的，因为他进行路向，含督责政府的意味很多。论理，这种运动应该有扩大的可能，应该跟着就把方向移到内政方面。”“以后我们若不打算做国民运动便罢，若还打算做，决然应该把方向转变，从外交方面转向内政方面。”（《外交欤内政欤》）

五四运动爆发时，梁启超还在欧洲。他归国后发起的第一个内政的国民运动是“国民制宪运动”，即“以国民动议（Initiative）的方式得由公权之人民若干万人以上之连署提出宪法草案，以国民公决（Referendum）的方式，由国民全体投票通过而制定之。”（《国民自卫之第一义》）他认为，“就令此动议终不能以付国民公决，就令此动议不为将来制宪机关所采纳，然对于国家前途，最少亦得有左列之良影响焉：一、能使国民知无宪法不足以为国；二、能使国民知国家立法事业人人皆须参与，而参与并非无其途；三、能使国民知共和国根本精神在某几点，必如何乃为共和，如何便非共和；四、能使国民对于宪法内容经一番讨论别择，了解其意义；五、能使国民讲求宪法之实际运用，不至纯任少数人操作；六、能使国民知良宪法之不易得，益加爱惜珍护。质而言之，则国民动议制宪法，无异联合多数人公开一次‘宪法大讲习会’，无异公拟一部‘共和国民须知’向大众宣传，此实在国民教育上含有绝大意味。”（《主张国民动议制宪之理由》）

接着，梁启超又积极推动了“国民废兵运动”。1921年“双十节”，在北京召开了国民裁军运动大会，梁启超赞之为“民国成立以来‘破题儿第一遭’”。他指出，“这回运动，算是‘五四’以后第一次壮举，而且比‘五四’像是更进步。因为（一）‘五四’性质，纯属对外的；此次却是对内的，所以精神越发鞭辟近里。（二）‘五四’全以学生为主体，此次各界人皆有，所以市民的色彩越加浓厚。”（《对于北京国民裁兵运动大会的感想》）梁启超说，“目前最痛切最普遍最简单的，莫如裁兵或废兵这个大问题，我们应该齐集在这面大旗底下，大大的起一次国民运动。”他呼吁成立一个“国民废兵运动大同盟”，协同动作，探究、宣传废兵运动的原因和结果，举行“一次或数次公开的联合的大运动”，即“示威运动”，以达到逐步消除无枪阶级与有枪阶级之分野的目的。（《无枪阶级对有枪阶级》）

在五四运动期间，梁启超还是很有号召力的，但仅仅两三年之后，他的政治影响力就急剧地下降了。这里面既有他本身的原因，也有外部环境变化的原因。梁启超在《趣味教育与教育趣味》中说：“假如有人问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