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利吉鲁：紧缩时代的新极端主义和干扰政治

亨利•吉鲁 著 吴万伟 译

摘要：美国主流媒体有关财政悬崖危机等孤立议题的辩论，是一种转移公众注意力的干扰性话语政治学，它旨在强化去政治化和威权主义的新模式，割裂人们对个体困境与公共利益考虑之间的联系。在民主共和两党尤其是共和党极端主义对福利国家、公共利益和责任政府的大肆攻击之下，美国已经变成精神上的威权国家，市场极端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甚嚣尘上，想象力、能动性和希望被窒息。在此情况下，批判教育学成为正义、社会责任和民主意义的核心，帮助人们争取集体夺回民主斗争的胜利。

关键词：紧缩时代；新极端主义；干扰政治；批判教育学

华盛顿和主流媒体有关紧缩措施的辩论、所谓的财政悬崖和日益严重的债务危机，不仅起到了把反民主的压力消弭于无形的作用，而且产生了已故社会学家赖特•米尔斯曾提到的“有组织的不负责任政治”[1]18。对米尔斯来说，威权政治的发展部分是靠掩盖权力运作、同时依靠所谓的割裂政治编织一个由谎言和欺骗组成的大网。这是一种把焦点集中在孤立议题上的政治，旨在切断它们与其他内容的更广泛联系并抹杀赋予它们意义的历史背景。这些孤立议题变成文化和政治话语中的引火点，不仅掩盖了权力运作，而且掩盖了令民主陷入危险中的威权意识形态、管理模式、政策和社会构成的复兴[1]18。去背景化的观点和议题加上新电子媒体产生的信息泛滥，让人们更难创造出一种不仅描述议题的历史背景而且考察其相关联系和未来后果的叙述方式，观点的碎片化和信息泛滥使去政治化和威权主义的新模式得到进一步强化[2]35。

与此同时，更重要的议题被淹没在可被称为孤立的、人为炮制的危机迷雾中，若这些议题拥有了合法性，就将有利于富人，但对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个人和家庭带来伤害。杰拉尔德•爱泼斯坦（Gerald Epstein）正确指出，有关财政悬崖的辩论是奥巴马政府的大溃败，无论对进步人士还是对工人阶级及其家庭都是如此，这是真正的灾难。我们不应该坐在这里空谈这个问题；本来应该讨论该做些什么对付就业悬崖或气候变化悬崖，可我们却在讨论人为炮制的财政悬崖危机[3]。

之所以说财政悬崖是人造危机，是因为它首先不是真正的危机（除了对穷人和中产阶级产生影响之外），其次是它充当了把人们的注意力从真正紧迫的问题如大批民众失业、贫困蔓延、住房危机和学生贷款危机等转移开来的挡箭牌。而且，财政悬崖的说法破坏了人们对这些问题与宗教和市场极端主义者的批评之间在意识形态和结构上联系的认识，这些批评者对维护公共利益的公共生活各个方面进行大肆攻击。

这种干扰性话语的政治学影响力范围在萎缩，如此一来，个体困境与公共利益考虑就被割裂开来，从而破坏了把社会经济文化利益与作为时代特征的众多议题和问题汇合起来的更广泛认识。比如，有关枪支管制的辩论很少谈到象征性暴力和结构性暴力的根深蒂固的文化，正是这种文化培育了美国人对枪支和暴力场景的痴迷和吸引。类似的，主流媒体在辩论向富人征税的问题时拒绝分析问题背后的更广泛社会背景，因为从结构上说，此种社会注定要制造出收入和财富的极端不平等并由此造成众多痛苦和困难。

在这种赤裸裸的政治学观点中，事实与更广泛的理论框架之间的联系以及政治学与权力之间的联系消失了，正如个体困境与更大的社会现实之间的关系被掩盖一样。在此情况下，政治学得以净化，一切极端主义元素都遭到清除，知情的异议者不仅被边缘化而且实际上遭到打压，其最明显的证据就是联邦调查局对占领华尔街抗议者的监督和警察残酷镇压全国各地校园的学生抗议者。

威权时代盲目的公众

当今华盛顿政治中主流辩论所缺乏的是，承认利害攸关的真正议题既不是债务上限也不是经济状况（虽然它们也很重要）而是十分强大和危险的威权主义形式，它会对民主概念本身以及培养民主的机构组织、公众价值观、形成性文化和公共空间造成重大威胁[1]201。美国正处于历史的关键转折点上，极端主义势力不仅越来越强大，而且正处于将治理模式、意识形态和政策统统革命化的过程中，割裂性政治是旨在掩盖威权政治的更深秩序的一系列战略之一。在沉溺于一波又一波的历史和社会遗忘的社会里，政治学和共同体的语言更容易被盗用，或被当作武器一样，将民主、自由、正义、社会国家等美好词汇的任何可靠意义都掏空。阿伦达哈蒂•罗伊（Arundhati Roy）在下面富有深刻见解的评论中抓住了该过程的反民主本质。她写道：

这种语言盗用，这种篡夺词汇含义并像武器一样使用和用它们掩盖其与这些词的传统含义正好相反的真实意图的技巧已经成为新分配大王所取得的最精彩的战略胜利。该战略有助于他们把叛徒边缘化，剥夺异议者表达批评声音的语言，并指控他们“反进步”、“反发展”、“反改革”、甚至是“反国家利益”的家伙，反正是最大的坏蛋。要重新获得这些被盗用的词汇就需向世人解释清楚，但是这些解释在注意力分散，耐心缺乏的时代往往过于单调乏味，在言论自由已经成为穷人的奢侈品之时又显得过于昂贵。这种语言抢劫或许成为我们毁灭的要点。[4]

罗伊提到的这种民主破坏和为取代它而制造出来的反面乌托邦社会，可以从当前公共价值观屈服于商业价值观的现实中看出，民主已经堕落为可以被称为掠夺式赌场资本主义的逻辑和价值观，在这样的社会，生命极其廉价，一切都可以买卖。更具体地说，每况愈下的民主肌体上，不仅出现了对民主管理发起的激烈政治攻击，而且产生了一种语言和文化威权主义，它已经无需为自己的合法性辩护，因为它已经获得了被视为常态的基本信仰[5]；也就是说，美国人已经被浸淫在文化威权主义的教学法之中，其意识形态、价值观、社会实践和社会构成都不容质疑，因为它们代表了新自由主义金融秩序并为其合理性辩护。这是掠夺式的赌场资本主义，却披上了不容置疑的普遍社会形态外衣，一种居住在意识形态的和政治的确定性圈子的社会形式，这种社会的文化实践是把公民等同于消费者，换句话说，掠夺式资本主义已经变成了具有普遍性的伦理学，它消除了所有政治差异、其他经济形式和对世界的反面解读，人们似乎只能眼睁睁看着世界沦为服务于金融界和企业界精英的野蛮的经济达尔文主义丛林。

我们从当今的干扰机制及其隐蔽的政治秩序中领略罗伯特•莱克（Robert Reich）的含义。他宣称有关财政悬崖的辩论，不仅应该涉及不平等之类更广泛的议题，而且必须质疑和讨论一些关键的政治问题，如权力和财富为何越来越集中在上层少数人手中，穷人和中产阶级所得份额越来越少[6]。我们也在弗兰克•里奇（Frank Rich）的观点中看到这个意思，他坚持认为主流媒体有关华盛顿陷入瘫痪的连篇累牍的辩论根本就是没有说到点子上。里奇认为除了媒体说两党都应该为当今困局负责的愚蠢论证之外，还有共和党的战略考虑，即让联邦政府看起来随时都会陷入瘫痪，这样就可说服更多美国公民相信政府应该被拆解，把公共服务变成营利性的私人利益。事实上，最近一些批评家相信当今共和党的极端主义本质成为任何可靠管理形式的最大障碍。托马斯•曼（Thomas E. Mann）和诺曼•奥恩斯坦（Norman J. Ornstein）两位最著名的保守派评论家最近已经指出温和派不仅被挤出共和党，而且实际上他们“已经基本消失”。他们甚至更进一步指出：

我们在从前的文章中批评了共和民主两党，因为我们相信这是理所应当的。但是今天，我们没有其他选择，只能承认问题的核心在于共和党。该党已经变成美国政治中“谋反的局外人”（insurgent outlier）。他们在意识形态上采取极端立场，嘲笑妥协；罔顾对事实、证据和科学的传统理解；对政治对手的合法性不屑一顾。当一个党如此偏激远离主流时，要让政治体制建设性地应对国家的挑战几乎是根本不可能的。[7]

小罗伯特•肯尼迪（Robert F. Kennedy Jr.）更进一步把共和党及其“以企业界为中心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成员’（PACs）称为叛徒”，他指出美国人“现在处于堕入传统的寡头政治的自由落体过程中，道德败坏，偷窃成性，专横跋扈”，若考虑到自镀金时代以来最偏向企业界的最高法院的角色以及它在公民联盟诉联邦选举委员会案中解除对企业资金介入政治选举限制的裁决，我们可以说“在美国的民主中，有钱人的声音最大，穷人则都是哑巴”[8]。

更加激进的批评家如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克里斯•海基斯（Chris Hedges）、谢尔顿•沃林（Sheldon Wolin）、斯坦利•阿诺维茨（Stanley Aronowitz）、朱迪丝•巴特勒（Judith Butler）、罗伯特•希尔（Robert Scheer）、杰夫里•克莱尔（Jeffrey St. Clair）、马特•泰比（Matt Taibbi）、安吉拉•戴维斯（Angela Davis）、大卫•西奥•古登堡（David Theo Goldberg）等人早已认识到美国的转型，它已经从虚弱的民主国家变为精神上的威权国家。所有这些理论家都谴责了永久战争的经济、公民自由的削弱、企业国家的强势、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道德破产、企业对媒体的控制、海外的侵略战争罪行、惩罚性国家的兴起以及日常生活越来越明显的军事化倾向。

在针对女性、移民、年轻人、福利国家、投票权和各种民权发起攻击方面，共和党已经变得越来越极端主义，但这并不暗示民主党就占据了值得推崇的自由主义立场。相反，美国的政策现在恰恰是民主党塑造而成的，在过去30年里民主党变得越来越保守，共和党现在不过是代表了试图抓住华盛顿权力的最极端政党而已。虽然共和党已经落入激进的极端主义者之手，但两党都“支持把危机的成本转嫁到普通民众身上，都支持政府救助银行、大公司和股票市场”[9]，两党都支持救助富人，都在执行企业游说者的指令。而且，两党都抛弃了把民主视为集体的公共空间活动和无条件代表个人权利、政治权利、经济权利的观念。奥巴马总统及其华尔街顾问或许坚持某种虚弱的社会契约观，但在欣然接受企业性福利国家的军事物理学之时他们远非自由主义者。

正如克里斯•海基斯、保罗•斯特里特（Paul Street）、诺姆•乔姆斯基 、萨尔瓦多•巴伯尼斯（Salvatore Babones）一再指出的，称共和党为极端主义者并不因此就掩盖奥巴马政府越来越明显的威权主义倾向。比如，奥巴马总统驱逐的移民已经比前任乔治•布什还多。他还主张将公立学校私有化，推动新自由主义的教育管理模式，削减很多重要社会服务项目的资金。他已经推行消除公共选择的医疗保健项目，该项目与保险公司和大型医药公司合作。

众所周知，奥巴马政府仍然没有关闭关塔那摩监狱；为无正当理由的窃听辩护；加大了采用无人机攻击的频率，造成许多无辜平民伤亡；支持无限期关押和批准一种“非常规引渡”（extraordinary rendition），即把潜在的恐怖分子绑架和运送到国外受刑 。实际上，美国的政治已经严重右倾，从前被认为不可思议的极端主义思想如今竟然习以为常。正如格林•格林瓦尔德（Glenn Greenwald）指出的，从前被广泛谴责为“对美国核心自由造成威胁”的东西如爱国者法案、国家支持的虐囚、暗杀、追杀名单和监督工程等已经“变成了政治文化视为理所当然的东西，人们已经把扭曲视为常态”[10]。虽然两党都已经放弃了民主政治的神龛，但共和党的目标范围更极端，更激烈地尝试摧毁那些管理模式和公共领域，这些是充满活力和批判性的公民生活、教育、能动性和民主的条件。

共和党极端主义及其对民主的破坏

当今共和党极端主义表现在政治、意识形态、经济和文化很多方面，但是最危险、最具惩罚性的表现是对福利国家、公共利益和责任政府的大肆攻击。如果民主党在推动福利国家的时候破坏了基本的公民自由，共和党则创造了一种对政治的新理解，即公司和金融资本向各种管理和政策提供模板。这种政治模式下的管理是公司权力与金融福利的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