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龙：民粹主义的神话与祛魅：社会心理学视角

（兰州大学教育学院 甘肃兰州 730000）

摘要：社会矛盾的不断激化，贫富差距的持续扩大，长期的民粹主义教育，封闭社会的片面信息灌输，民众普遍的人文素养缺乏，扭曲的社会印象形成机制，都导致国内民粹主义思想的泛滥。尽管近一段时期民粹主义思潮受到一定打击，但只要社会环境，教育模式与封闭社会不改变，民粹主义就有存在的深厚土壤，中国改革就有倒退的危险。只有重建开放社会，进一步推进民主法治，打破利益集团对权力与资源的垄断，不断缩小社会贫富差距，完善公民教育，提高整体民族素质，我们才能从根源上消除民粹主义的影响，防止中国现代化的逆转。

关键词：民粹主义 神话 祛魅 社会心理学 开放社会

基金项目：兰州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编号：11LZUJBWZY046

近几年来，随着社会矛盾的不断激化，普通大众与政府官僚、伪精英之间的敌对情绪不断发酵，从李刚门，温州动车事件到诸二代之间的话语冲突，从杨佳袭警案、南平血案到温州钱云会案件，再到吊丝的风行，乌有之乡的崛起，重庆红歌的风靡都能让人感受到民粹主义的泛滥。尽管由于政府强大的维稳压力、重庆模式的终结以及乌有之乡的关闭，使这种极左思潮的发展受到暂时抑制，但随着中国经济进入低速增长区，民营经济的日趋困顿，社会贫富差距的继续扩大，阶层的日趋固化使民粹主义依然拥有深厚的土壤，如果不尽快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缓解社会危机，民粹主义的泛滥将有可能导致中国再次陷入文革式的社会动乱，使中国的现代化出现严重挫折。因此，如何根除民粹主义滋生的土壤，使中国顺利地实现民主化转型，就成为当前中国政府必须尽快解决的问题。

一、民粹主义关于民主与平等的神话

民粹主义是与精英主义相对应的一种政治思潮，尽管对于民粹主义还没有一个统一的解释，但民粹主义的基本理论应该包括：极端强调平民群众的价值和理想，把平民化和大众化作为所有政治运动和政治制度合法性的最终来源；依靠平民大众对社会进行激进改革，并把普通群众当作政治改革的唯一决定性力量；通过强调诸如平民的统一、全民公决、人民的创制权等民粹主义价值，对平民大众从整体上实施有效的控制和操纵。应该说，民粹主义与精英主义的有效妥协是西方民主政治得以保持正常运转的基础，然而，由于民粹主义与精英主义在价值观，历史观上的彼此对立，二者之间的冲突更为常见。在精英主义得势的地方，精英的专制会导致少数人的统治，大多数人被奴役；在民粹主义得势的地方，我们会看到多数人的暴政以及持续的社会动荡，或以人民的名义实行独裁统治的各种独裁政权，在某种意义上，无论是极端的民粹主义还是极端的精英主义，最终的结果都导致独裁或专制，二者殊途同归，没有本质上的区别。然而，二者相比较而言，真正的精英政府一般会尊重法制，精英群体的相对高素质有利于社会妥协，实现社会的最低成本变革，因此，我们看到智利的皮诺切特推动了智利的新自由主义变革，奠定了智利民主宪政的基础，南非的白人政府最终与非国大握手言和，交出垄断权力，泰国军方，巴基斯坦的穆沙拉夫，韩国的卢泰愚都在必要的时候进行了妥协，加速了社会进步。但民粹主义政府一般最后都会被野心家所摄取，统治者为维护自己的统治，排斥真正的社会精英，并以大众利益的名义实行独裁统治，把个人权力临驾于法律之上，这在利比亚、伊拉克、叙利亚等所谓的人民民主国家非常明显，独裁者依靠民粹主义革命上台，依靠武力镇压异己，依靠谎言欺骗民众，漠视法制与人权，对人民的权力诉求绝不妥协，直到被最终推翻。如果没有国际民主力量的干预，民粹主义革命很难带来社会进步，更可能导致城头变幻大王旗，产生新的独裁者，中亚前苏联各加盟共和国的颜色革命结果基本如此。因此，相对于民粹主义的激进革命而言，精英主义主导的渐进改革更为可取。

民粹主义的核心思想是认为普通大众才是历史的唯一创造者，精英是寄生虫，普通大众是正义与道德的化身，因此，群众应该成为权力的主体。要实现人民主权，民粹主义者提出直接民主制，他们认为由于群众在任何时代都是人口的多数，直接民主可以保证群众掌握最终权力，防止代议制民主造成少数精英的控制。从理论上来看，民粹主义的民主是最彻底的民主，然而，这种民主并不能实现，首先，由于民意是权力的基础，而民意却经常改变，因此，变动的民意经常与稳定的法律秩序发生冲突，由于民意是权力的来源，法律也是民意的体现，因此从创设权角度看，民意高于法律，导致法律经常被践踏。如果民意是群众的社会共识，并且群众是统一的，理性的，民意超越法律的后果并不太严重，然而，群众是一个虚拟的概念，它由各种职业群体，收入群体，地位群体组成，这个群体内部利益分歧远大于共识，并且，按照庞勒在《乌合之众》中的看法：群众是短视、冲动、易变、盲目的，容易受外界暗示、利用，个人在群体中容易从众，并被群体极化。因此，认为群众有统一的共识是不正确的，它往往是强势群体或野心家的观点，绝大部分群众是盲目从众者，至于认为群体存在理性就更为荒谬，因为群体存在极端化，旁观者效应，群体抑制等效应。在缺乏群体共识与群体理性的情况下，让民意超越于法律将导致社会陷入无政府状态，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和法国大革命就是如此。其次，由于群众的分裂导致利益分歧，在缺乏其他权威制约的情况下，社会可能会陷入无政府状态，没有任何一个社会能够忍受长期的无政府状态，最后必然会导致独裁统治，因为即使独裁统治也比无政府状态好，这也就是法国大革命以拿破仑称帝告终，拉丁美洲民粹主义以军人独裁政府收场的原因。但以欺骗和暴力为基础的独裁政府显然缺乏合法性，他随时可能丧失民意的支持，被另一个民意集团所推翻，这样，民粹主义政府就会陷入无政府状态与独裁的循环之中。

民粹主义的另外一个核心诉求是平等，与精英主义强调机会均等，辅之以福利制度调节不同，民粹主义主张结果平等。在极端民粹主义分子看来，市场经济，私有制，国际贸易是造成不平等的根源，私有制导致生产资料占有上的不平等，市场经济使这种机会的不平等转化为结果的不平等，导致社会贫富差距不断扩大，造成生产与消费的不平衡，最终引发经济危机，国际贸易则成为发达国家剥削发展中国家的主要手段。因此，在极端民粹主义分子看来，生产资料公有制与计划经济、进口替代是摆脱不平等分配的必然选择。尽管随着苏联计划经济与公有制体制的崩溃，东欧的市场化、私有化改革，计划经济与公有制已经被很多民粹主义者抛弃，但替代的是超前的福利制度与高额的累进所得税诉求。在国际关系上，极端民族主义与文化保守主义是其变种；在经济交流上，民粹主义者主张贸易保护，反对自由贸易，反对全球化。在国内，毛派、老左、新左派是民粹主义的主要代表，随着全球化与新自由主义的全球传播，民粹主义的平等观已经被年轻一代所抛弃，私有化，市场经济与自由贸易、福利体制、人权、法制已经被普遍接受，极端民族主义、文化保守主义，激进的暴力革命、阶级斗争，无政府主义受到越来越多人的抵制。

从根源上来看，无论是精英主义还是民粹主义都陷入绝对主义的泥潭，必然会导致专制，因为从根本上来说，所有的人都是有限理性的人，无论是占多数的群众还是占少数的精英，他们都是有限理性，没有哪一个有资格要求另一部分人完全服从自己，少数人的专制或多数人的专制都是错误的，只有民主宪政才能在满足多数利益的基础上保障少数的权力。因此，对于中国来说，民主宪政才是化解中国社会危机的治本之策，但民主化之路是一个长期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随着社会危机的继续恶化，民粹主义的泛滥有可能打断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因此，研究如何避免民粹主义在中国的进一步发展，就成为当前中国急待解决的问题。

二、中国当前民粹主义思潮泛滥的社会根源

文化大革命是民粹主义在中国的大爆发，它波及各个阶层，给整个国家带来深重的灾难，因此邓小平同志才说中国改革既要防止左，也要防止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因为民粹主义裹胁下的极左路线对中国革命和建设造成过多次严重危害。然而，时间才仅仅过去30年，文革一代受害人依然健在，民粹主义的沉渣泛起却已经使国家重新面临文革的危险，重庆模式的崛起与整肃，乌有之乡的喧嚣与关闭就是其明证。尽管重庆模式与乌有之乡已经偃旗息鼓，但隐藏在重庆模式背后的民粹主义土壤却依然存在，并随着国内社会矛盾的不断激化而更加肥沃，不清理民粹主义产生的社会土壤，我们就难以从根本上杜绝文革式极左路线的重现。从当前中国看，促使民粹主义思想不断发酵的主要社会原因有以下几条：

1、精英群体的逐渐堕落，权力与资源的垄断加深，阶层的日趋固化、特权的强化导致普通大众日益激进化，与精英之间的对立不断加深。中国改革是在威权体制下进行的，由于民族主义与国家主义意识形态的衰落，极端个人主义的兴起，导致掌握国家权力的精英群体不断腐化，在民主与法制不健全的情况下，精英群体寻租的普遍化必然导致权力与资源的垄断加剧，权力的世袭，而这又进一步破坏了发展机会的均等，导致社会贫富差距扩大，社会阶层的固化。在威权体制之下，公民人身权与财产权保障的缺失，公民自由的匮乏，社会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机会的垄断与世袭，阶层的固化都导致普通大众相对剥夺感的加深，对精英群体的不满。而公民社会的不发达，维稳治理模式对公民正当权力诉求的压制，使普通大众的不满无处发泄，导致普通大众情绪的激进化。

2、片面价值观的持续灌输，信息的封锁与过滤，对历史的选择性记忆，导致国民普遍缺乏反省意识。长期以来，我们对于民粹主义的危害缺乏应有的认识，片面地强调人民革命的积极意义，忽视民粹主义造成的社会危害及其局限性，对于明末农民起义，太平天国起义，义和团运动评价过高，导致国民对于民粹主义运动产生错误认识。而对于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危害进行有意的信息封锁与过滤，甚至对于文化大革命进行一定的美化，如《激情燃烧的岁月》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浪漫主义宣传，造成信息误导，使人们对于民粹主义造成的危害认识严重不足。信息的封锁与过滤，对历史的选择性记忆，都导致国民缺乏反省意识，造成历史观与价值观的扭曲，当前网络暴力的泛滥实际上就是文革遗风，它的特点是不讲道理，信奉暴力，人多就是真理，不讲规则，崇拜权威。

3、国民受教育水平的普遍低下，封闭社会造成国民思维的片面，导致普遍的极端思维模式。西方民主法制社会的有效运转除与历史传统，经济基础有关之外，西方发达国家高度发达的教育，开放的社会，高素质的国民也是主要原因。只有开放的社会，多元的价值观，我们才能避免绝对主义，激进主义的束缚，也只有高素质的国民，才能拥有开放的思维。中国社会长期受极左思维的影响，改革开放后，极左思维尽管淡化，但并没有被清算，加上威权体制自身的需要，导致极左思维不时爆发，极端民族主义，极端文化民族主义都是其表现。在这种非黑即白的极端主义思维的长期熏染下，很多国民成为绝对主义的牺牲品，缺乏开放的思想和视野，多元主义的价值观。再加上国民普遍受教育年限、教育质量的严重不足，对绝对主义思维的控制就更加难以突破，导致很大部分国民的思维只能停留在民粹主义的青春期而难以继续发育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