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曙光：思想为什么在中国难产且难以走到前台（下）

任何人群都需要并产生思想，但不同的民族需要并产生何种思想，在思想的博弈中哪种思想能够胜出，或者说人们“能够”思想什么与“应该”思想什么，则取决于各民族特殊的生存环境、文化心理和历史境遇。而即使时代亟须思想的突破或创新，但民族性一旦形成，它又会从目标和规范各方面限制思想的活动，形成这一民族特定的思维方式及惯性。

我们知道，自西周以降，至所谓“轴心时代”，由六经演化推展而来的中国传统思想，究极天人、纵横古今，道术大体完备，支配了后来二千余年的民族生活。那么，这其中的合理性与问题何在？

其一，中国传统思想整体上适应并维护了先秦之后所形成的小农生产和家庭本位，并在此基础上孕育出发达的农耕文明。儒墨与法家，在春秋战国各呈其能，以不同的取向和方式，或支撑社会良知，或推动社会转型。隐而不彰的道家，则在亟须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汉初得以盛行，迨至文景天下富庶，而内外的矛盾和问题也多了起来。汉武帝为了强化帝国的统治，三次策问天下贤良，欲闻“大道之要，至论之极”，董仲舒连上三篇策论作答，提出天人感应、君权神授；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并以“《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为合法性来源，确立了君主在世间的至上权威和孔子在思想上的素王地位，而又以帝王君临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务”，以政治整合文教，由董仲舒提炼而成的“三纲”“五常”，也就成了所有中国人一切思想和行为的最高法度。中国人的思想自此成了笼中鸟，只能在笼中扑腾，休想飞出后来谭嗣同所要冲决的“网罗”。但这一网罗也不可能如恢恢天网，儒家思想的平实、庸常和董仲舒提供的“杂儒”的多维性和包容性，以及借助道家思想形成的道教和后来本土化的佛教，既给了汉族之外的少数民族以相对独立的文化发展，也给了那些不满于家庭、朝廷和社会的庸俗、不公与黑暗的个人，以出家出世为精神解脱，使意识形态之网网开一面，因此滋生、保留了一些另类思想，让华夏文化在主色调之下有了多样性。

其二，后人公认，中国人的思想不管如何天马行空、汪洋恣肆，其创造出的经史子集包含了多少令人赞叹的奇思妙想和远见卓识，知识论和逻辑学却一直未能发达起来，所以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皆发育不良，即使被誉为“近代民主启蒙先行者”的明末清初的顾黄王，其意欲“藏之名山传之后人”的著作，在社会经济政治的改革和设想方面，与西方启蒙思想家的著作相比，固然文化特色鲜明，而思想的纯粹性、解析力和预见性，多少都有些逊色，他们虽然猛烈地鞭笞了君主专制、重视百姓之“私”乃至主张工商皆本，但是对于整体主义的宗法社会问题，却缺乏反思和批评。只是到了在乾嘉朴学中突出经世致用之义理的戴震，不仅为人欲张目，且如金观涛所说在中国历史上率先对“家国同构”提出质疑，戴震既得益于当时长江中下游地区相当发达的商品经济和一定程度的社会分化，也直接基于他本人自幼就很突出的怀疑和分析的理性意识。然而，顾黄王与戴震，都不属于当时社会思想的主流。

由此，笔者认同李泽厚以“实用理性”所表达的中华民族的思想特征和文化性格，并认为至今仍处于艰难褪变之中的中国社会的思想活动和生产，有四个相互联系的特点：

一是伦理性特点，家庭本位、移孝为忠的政治文化，和以道德世界为思想终极目的的儒学，共同造成了国人思考问题的伦理化取向，无条件地将德性之知置于见闻之知之上，尊德性优越于道问学，更有甚者，乃至把愿望当真理，明知虚伪也要将“真实的虚伪”进行下去，这与伦理政治化和政治伦理化也是分不开的。对于非伦理因而也是变相的非政治，则想都不敢想。如嵇康阮籍之“非汤武而薄周孔，越名教而任自然”的言论和举动，必招致当权者的迫害和世人的不解，嵇阮之下被认为持异端邪说而备受打压的特立独行之士，可以开出一串长长的名单，直到当朝，只不过当朝在否定了传统的伦理之后，又树立起把党和人民“统一起来”的新的政治伦理。与此属于同一思维方式而表现相反者，则是至今许多人在否定法家助纣为虐的同时，仍然拒绝他们对人性和社会给予的理性分析与洞见。

二是艺术性特点，无论是儒家出于情感的认识，还是道家出离情感的认识，古人的思想往往伴随着艺术的审美，或诗性的意味，这与汉语方块字一开始就是象形、形声的，书画同源，且后来农耕生活重视实效不重程序、讲究心意却不求精确、习惯具象不喜抽象的特点有关，加之摆脱劳碌而又繁琐的日常重负的需要，让世人不是对语言文字给予抽象化，而是艺术化，由此在发展出书法和篆刻的同时，反转来影响人们的思想偏于形象化或情境化，所以，“田园牧歌”的意象，“得意忘言”的微醺，在中国文人的作品中随处可见，却鲜见严谨清晰的条分缕析和对思维与语言逻辑的专门研究。此外，由于艺术具有把永恒当下化、把过程目的化的性质与功能，所以，中国人思考和论说问题往往富于联想和跳跃，点到为止、不求甚解甚至模棱两可。李白吟出“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复醒。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可谓对严肃的“圣贤”思想与浪漫的“饮者”情怀之区分的点睛之笔；毛泽东对于现代中国年青人的吸引力，除了“造反”的精神，就是他在诗词和书法中表现出的不羁才情。

三是经验性特点，中国古人很早就提出认识源于“接”（触），并且倾向于把真知归结为自己的直接经历，所谓“眼见为实，耳听为虚”，自己亲身经历的才是最可信的。但这不是说人们只相信自己有限的感性认识，对直觉、推理不以为然，而是认为任何思想认识都要从直接经验出发，并为经验所理解和契合。由于经验总是与具体的时空相连，所以，以经验为依据的思想也往往是特殊的，并容易把特殊本身当作普遍，所以“经验”一词几乎可以囊括中国人全部的思想观念。钱穆先生尝谓：“中国人所谓之经验，国家民族大群之盛衰治乱兴亡，人之贤奸邪正，祸福忧喜苦乐，鉴古知今，为法为戒，所谓通天人之际，明古今之变者是矣。”崇尚经验和常识，虽然让国人在正常情况下不会走火入魔，但一旦遭遇超出自己有限经验的“神灵”、“权威”或“强力”，弱势的民众又往往会拜倒其脚下，陷入迷信甚至狂热，历史上的教案、大跃进时的“放卫星”和文革时的“造神”运动，都是显例。

四是整体主义的思维方式，如果说前述伦理性主导着中国人的思想取向，艺术性形塑着中国人的思想方式，那么，经验性则决定着中国人的思想力度。上述三大特点，又都与整体主义相关并在一定程度上为其涵括。人类自身和人的生活世界都具有整体性，但整体性总是相对于个体性而言的，在家国同构的中国社会，整体性则发展为整体优先、个体从属的整体主义，人们思考问题往往从整体出发，力求面面俱到，使各方面辩证统一、相互融合。所以，中国人一向强调思想、学问与生活的密切结合，这便有了“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的理解。如果谁对问题打破沙锅问到底，或只知按原则做事，就会被嘲笑为“钻牛角尖”、“不通世故”。整体主义也是一元论的，但此一元包罗万象，说是“一体主义”或更贴切。在一体之中，所有的器官或元素都处于一定的相互关系中，差异互补也好，尊卑等级也罢，谁也离不开谁，所以，人们会考虑各种关系，注意综合。但发生关系的各方并不平等，谁处于整体的关键部位，或谁代表整体，谁就具有对整体的主导权甚至主宰一切。在传统中国社会，皇帝不止是最大的家长，是天下整体的维系者，还是所谓替天行道或代天行政的天子，即天下整体的占有者，所谓“天下如一家，中国如一人”，只是对于帝王来说才是可能的，既然是“一家”“一人”，当然就不允许有异见、有二心，政治与伦理由此对世人的思想实施了双重限制，愈演愈烈的文字狱更是让读书人噤若寒蝉。本来，由于人们对构成整体的无数个体、局部或细节所知有限，又要做整体性把握，必导致空洞浮泛，于是，思考问题重视主导方面或关键环节，就成了整体主义思维的一大途径，而在专制社会，人的思想有意无意地倒向支配性权力，以纲常为思想的边界，也就在所难免。而一旦养成奴性或依附性人格，就休谈思想而只能做朝廷围剿思想的帮凶或看客了。

上述中国传统思想的性质和特点，与世界其他民族的思想既有相通之处，又有明显差异（--如整体主义一元与西方前现代的绝对主义、本质主义一元），可以说有利有弊、得失参半，其利弊得失且是一体两面，如思想的整体主义，一方面可通向思想的“圆润无碍”，另一方面则属于思想的“封闭自限”。到了西方人强行打开中国长期关闭的大门时，既悖于宗法伦理，又缺少田园情趣，几乎完全超出国人历史经验的异己和陌生的“他者”及其文化，打破了中国人以华夏为中心的天下观，古老的帝国自上到下土崩瓦解，社会开始大分化、大分裂，中国人的思想受到强烈刺激，渐次进入到一个全新的兴奋期、活跃期。然而，这一活跃又始终被一种紧张的氛围和矛盾的纠结所笼罩，注定了中国人的思想必定经历一个充满曲折和反复的长期的变化过程。

说到中国近代社会及思想的巨大变化，当然首先要提到西方对中国构成的压迫和示范，致使中国人左右为难。但是，如果中国自身并无变革要求，只是被动适应，则中国人不可能激发出主体性和新的价值观，更谈不上文明复兴。而事实上，自夏以来的中国一直存在着两大矛盾，一是民族内部的上层统治者与下层民众的矛盾，所谓舟与水的关系，其实是“家天下”与“公天下”的矛盾；二是华夏民族与周边民族的矛盾，除融入华夏版图的民族之外，中国人一直以“夏夷之辨”加以表达。这两大矛盾自南宋帝国走下坡路，非但未能缓解，还愈演愈烈，突出表现就是辽金元明清五朝，除大明外都可谓蛮夷入夏，而夏不敌夷，满清入主中原时还处于奴隶社会初期，虽然采取汉文化以制汉，却使中华文明大大退步，并进一步加剧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对立。这两大矛盾，在传统社会无法解决，只有推翻帝制建立民国，也就是建立融入现代世界--新“天下”--的民族国家才能根本解决。中国的使命就是如梁启超先生所言由“亚洲之中国”进而变为“世界之中国”，所以，中国在西方影响下的全面现代化进程，正是中国为自身所寻找的出路，这一出路在政治上就是从传统家国，经过党国，到真正的人民民主共和国。孙中山先生提出的“天下为公”和关于“军政、训政和宪政”的三阶段，勾画出了中国社会政治体制的基本走势。

然而，这一基本走势只能生成于中西古今的各种矛盾之中并往往受到某些矛盾的牵制甚至遮蔽，尤其是中国近邻俄国所发生的变化及后来世界冷战格局的形成，对于现代中国人的命运而言，与其说是一个偶然的外因，毋宁说是一个必然的宿命，那就是在由资本主义世界市场所推动的人类一体化的过程中，由于发展的不平衡所导致的民族利益的冲突和民族主义的对抗，某些民族甚至仍然以殖民、战争和强权的手段，扩大其势力范围；在工商文明主导的西方把东方作为野蛮落后的“他者”的同时，民族情感强烈的东方大国也同样把西方作为强权的“他者”。东西方既有时代发展之落差，又有民族利益之冲突，而苏俄借助马克思主义的列宁主义化，竟然建立起“超越”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国家，并提出废除民族压迫、一切民族的自决与平等，要求“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团结起来反对西方“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这对正在受着西方列强欺凌而不知何去何从的弱势的东方民族来说，是何等明确而有力的思想发动！

在欧美之外，正是列宁的俄国给予先后建立的国民党和共产党这两大“革命党”以强烈影响和实际帮助，而意识形态不同的这两党之间由合作到分裂，并终于走向你死我活的战争对抗，则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中国的中上层与底层的对立，于是有了中共建政后即加盟苏联集团成为冷战的一方、后来则走上对内“割资本主义尾巴”对外与资本主义世界“对着干”的极左道路，使“大分裂”、“大对抗”的政治思维，支配中国大半个世纪，直到改革开放才转入“和解”的方向。

在今天，中国传统的两大矛盾似乎以新的形式延续，困扰着国人的思想并继续影响着国内政治上的和解与宪政的确立，让我们不得不重新反思现代革命与改革的矛盾和问题。荣剑的文章于此多有思考和创见，我于赞成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