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路浚：对新左派、自由主义派、泛中国特色派的梳理与思考

一

在我看来，当下的各种社会思潮，有一个共同交汇点，即有一个对宪政、人权、平等、自由、民主等等的追求。但若将这些追求，放到近现代史中去考察，对中国的思想理论界来说，都不是新的东西，只能说已经为此等等饮恨百年！？

我本人有以下三个基本观点：(一),从“中体西用”到“中国特色” 仿佛在艰难地画了一个圆圈又回到原点，从前是“死人抓住活人”， 现在是活人让死人复活并召唤到战场；(二)以东方中国为中心的历史神话取代以西方为中心的历史神话，如同西方以美国为中心控制全球的美梦一样―――最终劳而无功的!( 三)中国近现代化过程，既取得过巨大的历史程就，也一次次丧失过历史赐予的难得机遇；而丧失历史赐予的难得机遇之前，思想学术界都已迅速发展和分化，各色思想流派峰起云涌，也就是说，我们是在理论已经开始“色彩纷呈” 地“繁荣” 的前提下，丧失历史赐予的难得机遇的；而深究其过程、机制、状态，却可发现这是，政治摇摆于极左极右之间循环往复与理论差距于五十步与百步之间，由此二者共振的结果。

基于以上三个基本观点，我想用简单再简单的思路，将自由主义派与新左派单列出来，并将除此之外的所有思潮统统称为泛中国特色派。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总觉得具有相当复杂性和差异性当下的各种社会思潮, 都有一个难以跨越的屏障挡住了他们的去路, 这就是每个流派中都存有逻辑或行动的悖论。借用佛家文化的术语，每个流派各有各的“我执” ，从而得出各自的“自我” 解释。而自由主义派与新左派的言说，总体上可以说是立足全球化的历史背景上，从引进思潮到与国际接轨的基础上来思考当代中国的未来走向的，若解读了自由主义派的崛起与“颓势” 以及新左派的的崛起与“转向” 问题，基本上也能理解泛中国特色派中各流派的局限性。

二

新左派崛起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祝东力在《我们这一代人的思想曲折》（2005年，乌有之乡网)中说：“整个八十年代，我们这代人被笼罩在上代人的影子之下。批判中国历史，否弃中国革命乃至近代以来全部反帝反殖的左翼传统，质疑国家、民族、集体，向往西方的政治、经济、科技以及语言、文化和学术思想。不必讳言，八十年代的知识体系、价值观念和审美趣味在相当程度上是可耻地反人民和殖民地化的。”旷新年认为，祝东力可谓比较生动地剖析了这一代人曾经受的难以言传的精神隐疾。为什么会这样？这显然与1990年代以后中国社会的急剧转型引发的现实矛盾密切相关。这种矛盾在知识界导致的一个直接成果就是“新左派”的崛起。现在看来，新左的出现在中国思想文化界堪称一个划时代的事件，因为在这之前，整个知识界和文学界弥漫着新自由主义和现代派、后现代派的思潮，中国人的思想几乎完全被一种狂热的发展主义理念所主宰和控制了，新左头一次对此发出了怀疑的声音。人们开始思考究竟选择一条什么样的发展道路更符合自己的国情和人民的意愿，以及怎样认识当下中国的真实处境，包括社会公正、平等的价值观，等等，再次成为了评估社会进步的重要指标（旷新年在2006年，乌有之乡网，《“新左翼文学”与当下思想境况》)。

大凡研究当代中国社会思潮的人士，都读过1994年汪晖在海外发表的《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 》一文。汪晖认为中国现代思想及其最为重要的思想家是以悖论式的方式展开他们寻求中国现代性的思想努力和社会实践的。按照陈子明的观点，汪晖把世界思潮与中国绑在一起分析，还是有道理的。正是基于这一点，汪晖在《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 》一文发表十几年之后，会同具有宪政自由主义倾向的陈子明作了一次“神交”。 2007年，春天，主张儒家社会主义的甘阳发表了《中国的道路: 三＋年与六＋年》（共识网），冬天，主张宪政自由主义的陈子明发表了《一百二十年与六十年: 中国现代化历程的连续性与曲折性》（共识网）。 甘阳说：“‘新改革共识’实际首先带有调和共和国前三十年历史与后三十年历史之张力的倾向。对于共和国六十年来的整体历史，必须寻求一种新的整体性视野和整体性论述。”陈子明认为，当前需要形成的不是”新改革共识”而是“新宪政共识”。这种共识所寻求的“新的整体性视野和整体性论述”，应当把1888年以来的传统都整合进来，同时分清精华与糟粕。甘阳把1949年以后的六十年分为前79（1949―1978毛泽东时代）和后79（1979―20 07，邓小平时代）两段，陈子明把1949年以前的六十年分为前19（1888―梁启超时代）和后19（1919―蒋介石时代）两段。梁和邓时代拼成一个六十年，蒋和毛时代拼成另一个六十年。 在过去的一百二十年中，中国走了一个“之”字形。梁启超时代是那一横，蒋介石时代和毛泽东时代是那一折，邓小平时代是那一撇。但这一撇只写了一半，所以这个“之”字显得还很难看。这个“之”字是否隐含着汪晖那个以“反现代性的现代性” 这一充满悖论的中国历史现代性演进呢？

十年前，新左派的代表人物是汪晖、韩毓海、旷新年、崔之元等人。现在的阵营，跟那时候应该有所不同。直到1997年，我才有机会在《天涯》杂志第五期上读到汪晖的《当代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一文。读完此文后，才注意到汪晖的“反现代性的现代性” 这一充满悖论式的批判，与旷新年等人的新左派的批判有着质的差异。在此之前，我只注意到何新式的批判与新左派的批判的区别。

2009年，旷新年搞了一个《中国之路：民族主义还是社会主义？》的讲座，还发表了《超越民族主义，创造普世价值――回眸“五四”》 一文。旷新年在《中国之路：民族主义还是社会主义？》中讲道：

――正如20世纪，民族主义救不了中国一样，21世纪，民族主义同样救不了中国。如果中国简单地以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替代的意识形态，那么就无力化解国内的阶级矛盾和国外的民族冲突。我注意到何新最近从国家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向。在我的心中，他是一个有罪的知识分子。他终于反省：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但是，我要强调，只有民主才能救社会主义。事实证明，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中国必须走宪政社会主义道路。在宪政的框架下，扩展自由、民主和人权，创造自由、平等和有尊严的生活。

看看这些，好象又让人觉得新左派又和自由主义派作了一次“神交”。

我搜索了旷新年的好些文章，终于明白他心目中的那个社会主义――对社会主义的传统实践一概肯定，在这种肯定过程中，曾经有过的灾难，如大跃进运动与“文化大革命”， 都被不经意地被轻轻地抹掉了――如同自由落体运动，空气阻力被忽略不计一样。恰恰在这一点上，何新同新左派有区别的。我在文（十七）中是专门写何新金观涛等人的。1988年何新在《危机与挑战：中国现代化的艰难之路――读费正清的〈美国与中国〉》一文中说，“文化大革命” 是世界史上的一场惨绝人寰的噩梦！那时何新还说道：当代中国不仅处在一个改革的时代，而且处在一个需要反省的时代――不仅有必要认真反思刚刚度过的、就整个世界历史来说也是罕见地惨绝人寰的“文革” 十年噩梦，不仅有必要认真清理、反省和重新评估我们的全部历史和文化，而且尤其有必要冷静客观地重新认识过去的一个半世纪――中国人为追求一个现代化的理想之梦，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作出了惊人的牺牲，但却至今距此目标为期甚远！如果能让时光逆转到20世纪80年代，几乎所有有良知与责任的知识分子是沿着何新的思路走过来的。因为何新的这个思路并不是他一个人独有，而是那个时期一个共同的思维方式。正是这个共同的思维方式，使自由主义、民主主义等等在当代中国重新复活。而何新同那个时期的先锋思想家们不同的是，走的是以全球化为观照的新国家主义与民族主义以及“新新民主主义”。在我看来，旷新年的如同自由落体运动，空气阻力被忽略不计一样的社会主义，无形之中或不知不觉地陷于具有某种极端化的国家主义与强烈民族主义，正好强力地支撑着被他看作有罪的何新的以全球化为观照的新国家主义与民族主义以及“新新民主主义”。

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悖论”。

下面再来解读汪晖的“反现代性的现代性” 的悖论。

汪晖的《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 》一文，在当时还被一部分学者看成是新左派和自由主义第一次的激烈交锋。反对者也不少。一个不怎么有名的萧夏林就认为，汪晖不仅对今日中国缺乏常识，而且对90年代的分析判断也十分可笑，他对当今世界当代问题的国际部分或中国与世界的交叉缺少基本知识；汪晖这篇文章所表现出来的后现代趣味和学术趣味，完全是一个盲人摸象式的中国思想意识和问题意识，令人想起夜郎自大的古老故事；这样必然导致把简单问题复杂化，把复杂问题简单化，从而掩盖真正的思想和真正的问题，或者主次颠倒（1998年，世纪中国）。那段时间，我正在通读原浙江省农业厅厅长兼黄岩县委书记孙万鹏的文集（《孙万鹏灰学文集》三卷本，261万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11月。灰学是一门新的科学哲学，它提出了一个新的自然观、八条原理和一种新的思维方式。一般认为 ，无论何种科学，通常都有语句、观点、规律或原理和思维方式四个层次。语句、观点不说，就科学规律或原理来讲，大概也不会少于成千上万个。然而，就大的思维方式而言，却似稀世珍宝，有时几百年、几千年，才能形成一个。 古今中外，数千年来，人类重大的思维方式有二：其一是现代主义思维方式，其特点是追寻确定的、唯一的世界本原，回答世界普遍的本质问题等，属于白思维方式；其二是后现代主义思维方式，它风靡于二十世纪末，现已渐渐成为世界性的潮流，特点是提倡不确定性、多元论，属于黑思维方式。孙万鹏灰在1990年代初开始主张用灰思维方式揭示世界的部分确定、部分不确定的本质特征，给世界以新的内涵。孙万鹏就是灰学创始人, 其思想基质来源于华中理工大学邓聚龙教授首创的灰色系统论, 是地地道道的中国人自己的理论）。因此，我是从孙万鹏灰学视角去解读汪晖的。当时，我是这么想的，自由主义言说除了老调重弹自康有为、梁启超以来的一些话题之外，再就是草草贩卖西洋思想，而汪晖以“现代性” 这个概念为理论切入口和矛盾纽结点，来观照“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 企图去揭示正处在转型期的中国所面临的悖反性的现代性境况，并企图超越当代思想理论界盛行的二元对立性思维弊端，以辩证的方式来切实把握复杂的现实。我特别注意到，汪晖以“反现代性的现代性” 来概括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其用意决不是要以反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名义重新使毛式社会主义合法化，也不是象一些后现代主义思维方式者那样解构思想对现实的批判。相反，汪晖以“反现代性的现代性” 这一充满悖论的中国历史现代性演进，阐明对体制的两面批判的合法性和必要性，揭示社会转型、制度重建之路中的稳定、发展、批判、继承之间的辩证关系。所谓对体制的两面批判，就是指对现行体制的批判和对曰益单一化的资本主义制度方向的批判，而这又统一于资本主义全球化的现代性的悖论中。所以，他强调的对资本主义制度方向的批判，对社会主义因素的珍视，既针对西方资本主义，也针对本土正在展开的“资本主义”。舍弃了任何一方的批判或选择，都必然是片面的，而且很有可能把中国的改革开放引向歧途。对照１９９９年，旷新年在《在亚洲的天空下思想》（《天涯》1999年第3期）一文，可以看出汪晖的“反现代性的现代性” 这一充满悖论式的批判，与旷新年等人的新左派的批判有着质的差异。旷新年在《在亚洲的天空下思想》一文中写到：

――毛泽东是在西方帝国主义的长期封锁和包围之中发展民族工业和独立自主地进行现代化建设的。这是一条不同于资本主义发展的现代化道路。尽管官僚与知识分子的地位受到了某种程度的压抑和降低，然而中国不仅终于打破了资本主义的封锁，而且改变了世界历史发展的格局。毛泽东不仅为中国民族赢得了独立与尊严，而且为中国的发展打下了政治和经济的可靠基础，并且为八十年代中国的改革开放铺平了道路。中国正是通过毛泽东时代的艰苦奋斗，从一个被列强虎视眈眈和殖民侵略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成为挫败了美国和苏联的霸权主义的世界革命中心，并且正是通过反抗和解构美国和苏联的霸权主义而最终加入到“国际大家庭”－－一种崭新的世界秩序之中。毛泽东思想的核心是平等，这种平等不仅是通过社会和阶级的平等进行民族广泛的政治经济动员，而且同时也是向第一世界的资本主义国家提出民族平等的诉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