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玉珍：法国当代左翼思想变迁述略

摘 要：二战后，法国知识分子普遍左倾，追随苏式共产主义一度成为风尚。自20世纪50年代起，风潮转向，不少左翼知识分子转而批判苏式“极权主义”。1968年“五月风暴”促成左翼思想时兴，但至70年代末，伴随着极左革命理想的幻灭，法国思想界对“极权主义”的挞伐也达于顶峰。至90年代，法国已由昔日“欧洲左派之都”变为“保守之都”。本文以法国左翼思想变迁为主线，对二战后至20世纪末法国思想界的图景作简要勾勒，并借此窥探法国左翼知识分子独特的“思想性格”。

关键词：左翼；“极权主义”；“五月风暴”；“新哲学家”

二战后，法国知识分子普遍左倾，追随马克思主义和苏联模式的共产主义一度成为思想界的风尚。法国当代著名思想史家傅勒（Fran Furet）曾用不无夸张的口气说，在他的青年时代里，几乎每个知识分子都是共产主义者。[1]自20世纪50年代起，时代风潮转向，不少左翼知识分子开始把苏式共产主义与“极权主义”相提并论。1968年5月的学生运动重新燃起了一些左翼知识分子用“革命”行动实现共产主义的希望。尽管“五月风暴”促成了1968年之后左翼思想、尤其是极左思潮的时兴，但它未能扭转马克思主义在法国的颓势。20世纪70年代末，伴随着极左革命理想的幻灭，法国思想界对苏式“极权主义”的挞伐也达于顶峰。有意思的是，正值法国左翼知识分子精神上迷失彷徨之际，成立于1972年、由法国社会党和共产党组成的左翼联盟却在1981年的总统大选中胜出，密特朗成为法国第一位由民众普选产生的社会党总统。不过，法国左翼政党在政治上的成功，并未减轻左翼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离心倾向。20世纪80至90年代，战后曾一度主导法国思想界的马克思主义，逐渐让位于自由主义。在英国左翼思想史家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看来，此时的法国，已由昔日的“欧洲左派之都”变成了“保守之都”。[2]

在短短几十年间，法国思想界可谓新潮迭出，风云变幻。本文试图以法国左翼知识分子的思想变迁为主线，对二战后至20世纪末法国思想界的图景作一个简要的勾勒，并试图借此窥探法国左翼知识分子某些颇为独特的“思想性格”。

在二战后形成的冷战格局里，法国毫无疑问是站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一边的。那么，为什么法国知识分子会在战后初期普遍表现出对共产主义的同情和好感呢？首先，二战中法国被占领的耻辱和抵抗运动的经历，深刻地影响了战后法国知识分子对政治的理解。战争中呈现出来的人性之恶以及用暴力斗争赢得自由的经历，使得法国的一些左翼知识分子，如梅洛・庞蒂、萨特和波伏瓦等人，强烈质疑曾长期在第三共和国的共和派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康德的伦理学。自由的实现能否建立在个体运用自己的理性遵守“道德律令”这一基础之上？在他们看来，抵抗运动的历史至少表明，自由的实现与社会主义革命并非不可调和，它们甚至是相辅相成的。[3]其次，苏联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和法国共产党在抵抗运动中起过的重要作用，使得它们在法国左翼知识分子中享有较高的声望。在一些左翼知识分子看来，苏联在1930年代的快速工业化过程中进行的大规模政治“清洗”，甚至也因为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而有了某种合理性。例如，日后成为年鉴学派第三代著名史家的勒华・拉杜里（Emmanuel Le Roy Ladurie），当时在评论英籍匈牙利小说家亚瑟・柯斯勒的一部影射斯大林政治清洗的小说《正午的黑暗》（Darkness at Noon）时就认为，尽管小说中的主人公在审讯中招认了“莫须有”的反革命罪而牺牲了自己的生命和名誉，但如果这种牺牲有利于最好的政制的实现，它就是值得的。著名哲学家梅洛・庞蒂也在《人道主义与恐怖》中指出，共产主义的合法性不应由于它违背了纯粹的道德原则而遭到否定，如果革命的暴力能通向人道主义的未来，它就是正当的。[4]有了这样的时代氛围，就不难理解为何不少著名的法国知识分子，如傅勒、拉杜里、福柯都曾在青年时期参加过法共（PCF），此外还有许多像萨特这样虽未正式加入法共却同情共产主义的左翼知识分子。相较之下，二战后站在以戴高乐为首的法兰西人民联盟（RPF）一边的自由派知识分子雷蒙・阿隆（Raymond Aron）则成了少数派。

尽管二战后初期法共被一些反对党派指责为“极权主义”政党，但这种说法在知识分子当中并没有多少听众。无论是阿隆于1950年代向法国人推介的弗里德里希和布热津斯基的《极权主义、专制与独裁》一书，还是在英美学界备受推崇的汉娜・阿伦特的《极权主义的起源》，在很长时间里都没有引起法国知识分子的关注。[5]

不过，在战后初期几乎一边倒的亲共产主义的左翼思想界里，有一个小小的左翼团体发出了不同的声音。这就是聚集在《社会主义或野蛮》（Socialisme ou Barbarie）杂志周围的、以科尔内留斯・卡斯托里亚迪（Cornelius Castoriadis）和克洛德・勒福尔（Claude Lefort）为首的一批左翼知识分子。《社会主义或野蛮》创刊于1947年，它致力于反思列宁斯大林主义中的专制和官僚主义倾向，并试图重新阐释马克思主义。[6]尽管它的读者有限，影响不大，并于1967年停刊，但随着“反极权主义”思潮的逐渐兴盛，卡斯托里亚迪和勒福尔对共产主义的反思将变得日益引人注目。

到了1950年代，国内外局势的变化使得左翼政治的处境变得不利。1956年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上做的反斯大林的“秘密”谈话，苏联的入侵匈牙利，法共的支持政府发动阿尔及利亚战争，都促使左翼知识分子与苏联及法共的关系进一步疏离。此外，1958年戴高乐任总统的第五共和国的成立，法共在议会选举中的严重失利，也使得不少左翼知识分子意识到，二战后法国经济和政治现代化步伐的加快，工业无产阶级的减少，已经使得工人阶级这个革命的基础发生了动摇。[7]尽管左翼在政治上有所失势，但伴随着1950至1960年代以来法国受教育人群的增加，以及文化类媒体的繁荣，法国左翼知识分子找到了一个新的发挥政治影响力的有效途径――大众媒体。了解这一事实，对于理解二战后法国左翼知识分子的特点不无帮助。由于法国文化媒体的繁荣，使得左翼知识分子得以绕过掌权的政治精英，直接与人民对话，这显然有助于法国产生“预言家式”的、积极介入政治的左翼知识分子。[8]

事实上，无论是1968年五月学生运动中萨特、福柯等左翼知识分子的“介入”、1970年代“新哲学家”们关于“极权主义”的争论，都与文化媒体的推波助澜密不可分。而这些知识分子本人，往往游走于书斋与媒体之间，在写学术文章的同时，也是文化刊物的创办人或活跃的撰稿者。

伴随着苏联模式的共产主义在法国知识分子中的形象日益恶化，一些左翼知识分子开始致力于将马克思主义从斯大林主义中“拯救”出来。卡斯托里亚迪、勒福尔、梅洛・庞蒂、萨特、埃德加・莫兰（Egdar Morin）等人分别从不同进路进行了这种努力：他们或是主张用个人和社会团体的广泛“自治”来克服共产主义政制的集权和官僚主义倾向；或是倡导存在主义或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或是回到青年马克思，关注政治与文化上层建筑，重新阐释马克思关于“异化”的概念。在所有这些试图“保卫”马克思的思想家当中，被奉为结构主义流派思想家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阿尔杜塞（Louis Althusser）尤为引人注目。作为一名法共党员，阿尔杜塞长期与法共内部他认为偏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做法作斗争。1960年代，正当巴黎时兴“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之际，阿尔杜塞却反其道而行之，把关注点从“人道主义者”马克思转向“唯物主义者”马克思，从“人的行动”转向“社会结构”。[9]阿尔杜塞的著作《保卫马克思》促使那个时代的许多学生重新捧读马克思，并使他任教的巴黎高师在

1960年代下半期成为一个培养亲马克思主义学生的摇篮。1966至1968年间，阿尔杜塞对青年学生的影响力急剧上升。1968年的到来改变了这一点。首先，五月学生运动的爆发迅速使毛主义等形形色色的极左思潮替代了阿尔杜塞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成为巴黎新的时尚。其次，苏联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入侵，使得阿尔杜塞为马克思主义所做的辩护显得不那么有说服力。[10]

1968年“五月风暴”的来临，使得一些摒弃了苏式共产主义但仍心怀革命理想的左翼知识分子对于“在革命中实现自由”这一前景充满了希望。例如，安德烈・戈尔兹（AndréGorz）就在著名左翼杂志《现代》（Les Temps Modernes）中撰文指出，五月学生运动的爆发证明西欧的革命是可能的。不过他反对用“列宁主义”的方式进行革命，而是主张帮助民众进行“自我组织，自我统治和自下而上行使权力”。戈尔兹对苏式共产主义的拒斥和对激进民主的青睐，颇能代表当时法国多数左翼知识分子的政治立场。埃德加・莫兰、勒福尔和卡斯托里亚迪在《68年五月：突破口》一书中称赞五月学生运动是一场反对官僚体系和等级制的革命，并认为它开启了一个新的历史时代：它挑战了现存制度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使革命成为可能。[11]不过，革命并未成为现实。由于未能获得多数民众的支持，学生运动很快被戴高乐政府弹压。自1968年6月起，五月的政治风暴趋于平息。然而，左翼思想和左翼知识分子并未因此沉寂。相反，“五月风暴”过后，自1969至1973年间，各种极左组织的力量不断上升，极左思潮开始在激进的学生中流行起来。[12]政府对一些采取暴力手段进行斗争的极左学生组织的镇压，促使同情学生的左翼知识分子和造反学生站到了一起，一同反对被他们视为压迫性的国家权力。左翼知识分子与造反学生的联盟，无疑促成了极左思潮在法国更为广泛的传播。

在左翼知识分子与学生的联盟中，萨特和福柯这两位在法国思想界举足轻重的思想家对极左组织“无产阶级左派”（GP）的声援，尤为引人瞩目。“无产阶级左派”正式存在于1968至1973年。它的前身是成立于1966年的马列共青联盟（UJCML）。这个联盟的核心成员来自巴黎高师，他们起初受阿尔杜塞的“科学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主张挑战法共的“修正主义”政治。1966至1967年间，他们受到中国“文革”的影响，转向极左。1968年五月学生运动的失败使马列共青联盟遭到致命打击，多数联盟成员把失败归咎于缺乏有组织的革命政党，他们因而离开联盟，加入马克思列宁主义共产党（PCMLF）。少数成员反对这一方案，组建了“无产阶级左派”。尽管“无产阶级左派”只有几千名成员，但它却是最引人注目的极左组织。它的非法的、经常是暴力的行动在招致国家镇压的同时，也引来一些著名左翼知识分子的关注。“无产阶级左派”信奉的是“自发的毛主义”，它试图把毛主义、阶级斗争和向一切现存秩序和制度说“不”的造反派精神拼凑成一个“大拼盘”。它否定列宁的先锋队理论，崇尚直接民主，相信“民众运动有理，造反有理”，并对非法的、甚至暴力的活动表示赞许。[13]

1970年，随着国家对极左组织的弹压加强，原本对知识分子持质疑态度的“无产阶级左派”开始寻求后者的援助。它把目光转向倡导“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左翼精神领袖萨特。而萨特的思想恰巧也在1968年后向极左转变。1968年苏联入侵捷克，使萨特对苏联的态度发生了实质性转变。他谴责苏联的行为是战争罪行，并强调“自由”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它甚至比社会主义更为根本。战后初期法国左翼知识分子曾普遍相信只要能够实现“自由”这一最终目的，过程和手段是否遵循自由原则并不重要。然而现在越来越多和萨特一样对苏式共产主义感到幻灭的左翼知识分子强调说，不仅革命的目的是自由，其过程也应当是自由的。五月学生运动让这些知识分子看到了同时完成“革命与自由”这双重目标的可能途径―――直接民主。它现在不仅被视为革命的目标，也被视为抵御革命中可能出现的独裁的屏障。[14]尽管萨特从未成为“无产阶级左派”那样的毛主义者，但他颇为赞赏后者的直接民主实践及其对权力和知识的批判。“无产阶级左派”认为资产阶级不仅依靠警察国家来维持其专制统治，而且通过知识（意识形态）来欺骗民众，它因而鼓吹用无产阶级的暴力来摧毁国家权力，同时呼吁知识分子不要充当资本主义制度的“看门狗”，而要“投身到世界中去”，即去工厂扎根，到郊区和棚户区去工作，进行自我改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