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剑：“八十年代”的出场与返场――思想聚会之三

“八十年代”在中国，已经成为一个标志性的历史符号和政治符号。

从历史角度看，“八十年代”在中国改革史上，代表着拨乱反正、思想解放、大胆探索、党内斗争和政治风波，是中国近代以来社会转型进入一个新的时期的重要开端；它开拓出中国改革开放不可逆转的趋势，形成了市场化导向的基本路径，同时，也遗留下许多制度性问题，为其后20年的中国社会转型和发展，制造了至今依旧难以克服的重重障碍。

从政治角度看，即将出场的新的一代领导人，是“八十年代”的政治象征，代表着那个时期成长起来的一批政治精英，他们共同经历了文革灾难，有过长期的底层体验，沐浴了思想解放的春风，具有丰富的基层和地方工作经验，了解人民疾苦，拥有国际视野，掌握新的知识、资源和人脉，个人禀赋和风格完全不同于战争年代和文革前涌现出来的那几代领导人。“八十年代”，在时间意义上早已终结，但它所承载过的那些人和事，并未彻底退场，在未来的十年里，它或将再次上演最后的辉煌。

我以“出场”和“返场”这两个不同说法来描述“八十年代”在当下再现的意义，是基于1980年代结束以来中国精英阶层分化的历史事实。“八九风波”横空降世，不仅迅速改变党内权力格局，重铸其核心层，而且使得体制内几个主要由年轻人主导的研究机构被成建制解体，得以幸存者所剩无几；体制外知识界那些有所关联的学者和人士，或出走，或下海，或进去，或消沉，被迫处于涣散状态，已经无法形成一支有效的话语力量。现在能够“出场”的人，显然在当时没有被卷入到政治风暴之中，或者以各种方式远离党内权力之争，至今已经历二十多年的政治历练，长期在一个地方一个领域独挡一面，羽毛已经丰满，足以问鼎全局，中国未来走向应在他们的掌控之下。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未来十年，是“八十年代”延长的十年，是中国社会转型和政治演进的一个必然阶段。

如果说，政治“出场”意味的是权力更替和权力交接，是新一代政治气象的形成，是一个全新的执政时代；那么，“返场”则是指那些在八十年代已有相当成就，后来却因各种原因完全退出“政治场”和“学术场”的各类人物，在谢幕了二十年之后，又纷纷返回前台，重新面向观众发表演讲。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

2011年，沉寂已久的张木生，以一本大书《改造我们的文化历史观》，高调亮相，不仅引发社会广泛议论，也让高层纳闷：这个人前些年不知跑到哪里去了，怎么又冒出来了？张木生重出江湖，显然有备而来，是带着纲领和药方而来，不仅重提新民主主义理论，而且讲出重话：不要抱着定时炸弹击鼓传花。出言不凡，语惊四座。

张木生灵魂转世般的“返场”，在我看来，至少是激活了人们对八十年代以来那些似乎已经完全销声匿迹的改革“新星”的记忆，除了张木生，“改革四君子”被再次提到，杜润生麾下原来的那批年轻人纷纷进入人们视野，中国体改所也不再被讳言，八十年代期间由年轻人主导的农村问题调查和研究、“莫干山会议”、价格双轨制、“大进大出”的沿海发展战略，均被人们一再提起。以八十年代为主题的文章和著作开始多起来了，各种奖项也被设置出来颁给那些理应获得这些荣誉的人们。正是在这些集体记忆中，八十年代所承载的精神、活力、做派和经验，又有了重新挖掘的价值。

9月2日，受共识网老总周志兴邀请，我参加了由他组织的一个聚会，对于这个聚会，他已有文章披露，题目是“三十年后再煮酒”。文章感情真挚，寓意深厚，既是对八十年代的缅怀，也是对这一代人的期许，他其中提到，聚会期间的议论，足可以写出一篇大文章，他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我。确实，那天聚会，来的都是八十年代的时代弄潮儿，“改革四君子”本可以来三位，因翁永曦身体有恙临时缺场，来的是朱嘉明和黄江南，同来的还有华生、郝一生、王巍、王瑛和周为民，这些都是八十年代改革的重要参与者和见证者，是历史的当事人。

最近这段时间，我尽可能广泛地接触八十年代的“遗老遗少”，或者说改革“余孽”--这是杨冠三那个十四岁儿子对他爹的评价，我看可以拿来戴在这一代人的头上。就在这次聚会的前一天，由我做东，邀请了杨冠三、翁永曦、张维迎、金观涛、刘青峰、中央党校教授周为民、《求是》杂志社前编委兼秘书长盛天启等人，聚会讨论罗小朋的一篇文章“党天下的总理难题”。对于这样的聚会，我谓之“思想聚会”，席间闪烁出来的思想精华，足以传世。所以，我不避才识浅陋，愿意做这些人思想的记录者和提炼者。

周志兴在他的文章中，对聚会中“充满睿智和具有历史感的话语”，概括了三点，即理性、建设性和前瞻性，我认为概括的很到位。这一代人中的有代表性者，现在不管是高居庙堂，还是远在江湖，大概都不能摆脱已深入他们骨髓的改革意识，以及通过理性的研究、建设性的态度和对未来的前瞻性看法所构筑起来的使命感。周志兴的夫人喻杉就提到，她在美国期间，想和罗小朋谈谈日常生活，罗毫无兴趣，他可以一天到晚地谈论国家大事，忧国忧民之心常人难以理解。这绝非个别现象。这次朱嘉明回国省亲，专门抽时间跑到西北的穷乡僻壤考察，和收破烂的人交朋友，促膝长谈，其心之诚，惟天可鉴。杨冠三也是如此，对罗小朋的问题毫无兴趣，兴趣全在农民身上，谈起农村问题来滔滔不绝。王瑛始终抱有一份理想主义的激情，最近以马小平为典型，配合钱理群积极推动中学教师人文精神的培养。华生坦言，这一代人的改革情结已挥之不去，为天下苍生立言的情怀已成为他们生命的一部分。这大概就是“八十年代”最难能可贵的地方，这个时代遗留下来的理想和价值远未消失，他们的“出场”和“返场”，或许就是未来十年决定中国变革的最重要的因素。

这次聚会不像上两次，没有谁做主题发言，完全是随意漫谈，作为主人的周志兴，特别交代是为朱嘉明送行。朱这几年回国探亲，均需有关方面专门开出条子，来去并非易事。从这个环节也可看出，当下的执政格局已经完全失去了八十年代的气度和雅量，再无不拘一格降人才的风气，反而是宵小挡道，心胸狭窄，四面树敌。记得上世纪匈牙利事变之前，匈共中央讲的话是：“谁不和我们站在一起，谁就是我们的敌人”；卡达尔上台之后讲的话是：“谁不反对我们，谁就是我们的朋友。”这是历史总结，是经验之谈，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有谁还记得这话？当然，这还不仅仅是指朱嘉明一人的遭遇，最被诟病的是，八十年代开拓的解放思想的传统，锐意改革的传统，大胆探索的传统，现在恐怕已经丧失殆尽，要不要改？能不能改？怎么改？均已成为问题。那天的聚会，实际上就是围绕着这些问题而展开。鉴于议论都是以即兴随意的方式进行，为方便读者理解，我把相关话题整理为如下几个方面。

1、中国的制度已经高度固化。

这是朱嘉明谈论的主题。朱嘉明并非第一个发言者，而我把他的发言作为第一点加以陈述，是因为对中国制度性质的认识在“逻辑”上应当是改革的前提，只有准确地看到中国现行制度的问题所在，才可能对症下药。事实上，这些年来，围绕着如何认识所谓的“中国模式”，学界分歧巨大，对于国家主义制度安排，或者说国家主导的社会发展模式，有相当一部分学者认为是中国的制度优势所在，是中国近三十年来经济迅猛发展的制度原因，也是未来必须继续坚持的制度选择；而对此持相反观点的学者则认为，中国当前的所有制度性问题，均是国家权力与资本结合的产物，其实质就是权贵资本主义，一种恶性的完全丧失公平正义的资本主义。在这个巨大分歧之下，社会和思想界同时被撕裂，左右对峙明显，利益冲突加剧，对中国制度的认识缺少共识。

朱嘉明对现行制度的看法是，现在党和国家制度已经完全公司化了。从党的代表大会来看，现在既不同于九大，也不同于十三大，那时党依靠的是统一的意识形态和阶级利益，现在从上到下则完全是公司化了。中央是总公司，省是分公司，县是子公司。嘉明这次回国特地跑到宁夏做了一些调查，从他调查的情况来看，一个县的政治生态基本上是由三到五个家族所控制，这些家族类似于一个家族企业，内部有所分工，在县里的主要部门均都安排人员，形成家族性的共同管理和经营，基本垄断了该县的政治和经济事务。嘉明坦言，这是他深感震惊的发现，地方政治已经完全沦为一种血缘或家族政治。在这种权力和利益格局下，交易变得非常简单，看起来就是市场行为，谋得一个职位需要投资多少钱，受益多大，马上就可以算出来。在嘉明看来，中国就像一个巨大的建筑物，在这二十年里完成了浇灌，从上到下，像水泥一样完全固化了。这和大清晚期不一样，晚清时统治集团已经开始分化，不仅中央和地方分化，国家和社会也在分化；而现在的执政格局是，利益在权力支配下重新得到整合，执政者也懂得让步，搞些转移支付，地方也注重发展地方经济，不是利益一边倒的零和交易。对于这种权力和利益格局，不是说革命就可以改变，而是很多人都觉得没法改变。中国这个巨大的钢筋水泥体，和晚清末期，和任何一个王朝的末期，都不可比。

对于中国高度固化的钢筋水泥体，嘉明说他没有结论，也就是说看不到它如何才能开始分解，但是，他补充了另外一个发现是，一些微小企业或海归创新性企业，在水泥体的外面依旧还有发展的空间，加之中国过于庞大，各种新的要素组合的机会还有，只是这些新的要素能否顺利成长起来并取代旧的水泥体，嘉明没有答案。

2、自然演进的解决办法。

黄江南从朱嘉明的谈话中，觉察出嘉明现在对中国的认识和以前有了很大不同，以前的观点是，中国还可以改造，现在则基本上是一个悲观主义者。对此，黄江南阐述了他的看法。

我把黄江南的看法概括为“自然演进的解决办法”。他上来就对朱嘉明说，还是按照小平同志说的办，这些问题留给后人去解决，用生物周期的更迭来完成社会转型。每一代人都和前一代人不一样，我们下一代人希望的社会结构是什么，我们不清楚。在我们的脑子里，一半是老一辈革命家给的，另一半是自由化；我们这一代人就是一个过渡的一代，是在老一辈革命家的教育下长大的；在我们的记忆里，还能记得解放战争，满清是怎么回事，谁能记得？社会形态的进化只能依靠自然进化。针对我关于血缘政治的插话，黄江南说，现代的经济和政治也是依靠血缘维系，李嘉诚家族是依靠血缘，香港的政治也是在大家族的支配和影响之下。这是东方政治的特点，完全是通过人际关系和人脉来建构政治结构。

对于朱嘉明提到的这个钢筋水泥体怎么办？黄江南的回答是：没办法。因为所有主张改革的人，都是被改革的对象。蒋经国主张改革，他是一个非常清廉的人，其实蒋家都是清廉的，蒋介石也是清廉的，他的夫人宋美龄从美国回台湾，坐头等舱，还要政府买单，她如果有钱还需要这样吗？现在，我们缺的是像蒋经国这样清廉而同时又有权威的人，要清廉，要有权威，还要有能力，只有具备了这三个要素的统治者，才能推行改革，领导改革，才能实现台湾这样的奇迹。我们有这样的领导人吗？我们至多有一些既要满足自己利益也能为社会做些好事的领导者，他们至多在个别领域对个别人进行反腐，要从整体上彻底清理既得利益集团，进行整体的制度改革，拿刀子砍在自己身上，谁能干？对于这种状况，谁也不愿意突破底线，包括底层，也都不愿意革命，因为毕竟这几年程度不同地富裕起来了，毕竟天下大乱对谁都没有好处。大家都希望通过改革把庭院打扫干净，但是从上到下的改革，拿刀砍自己，可能还没等你砍下去，你自己就已经被拿下来了。这一代领导人不能解决的问题，可以放到下一代领导人去解决，对于社会进化来说，早十年晚十年，在历史长河中只是一瞬间的事，为什么要这么着急？现在惟一的一招就是维持，是维稳，后一代人比我们聪明，他们有办法解决我们目前面临的这些问题。

黄江南的自然演进说，初听起来让人无法接受，体现着比朱嘉明更深一层的悲观主义，难道人或鱼肉，任其宰割？难道现有体制的权力和利益纽带不会依靠血缘而自然延续下去？难道现有制度的弊端和腐败会在时间之流中自然冲洗干净？谁能保证在这种权力和利益的自然延续中我们的后人会活的更好？这些问题，我想黄江南一定也想到了，他之所以把社会形态理解为一种自然形态，一是在内心里想避免革命这种激烈的人为的变革方式对社会进化的破坏，二是的确在现有体制中找不到真正的改革主体--清廉的、有权威的和有能力的改革领导者。改革的对象怎么可能成为改革的主体？我以为，黄江南提出了一个大问题：谁来改革？

3、改革何以可能？

八十年代是以改革为标志，是改革的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