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忠杰：谈中国话语体系的科学化大众化国际化

自古以来，中国就有自己的一整套话语体系。近现代以来，随着社会历史的变迁，这种话语体系又在中国共产党的主导下，在长期革命、建设、改革的过程中，发生着有时激进、有时渐进的变化。它既深深扎根在中国本土的深厚土壤，又吸收了西方文明的很多要素；既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话语体系，又带上了苏俄文化的浓厚风格；既接受了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又不断在时代的熏陶中与时俱进。

这种话语体系，是中国社会实际生活、历史进程、价值观念的反映和表现形式，它与中国社会的历史实践互为表里、交相辉映，共同推动着中国的发展变化。

到了今天，中国的话语体系，除了纯粹自然科学等方面的内容外，在政治经济、人文社会、价值观念，特别是作为其灵魂统领的意识形态方面，无疑已经成为当今世界一种非常独特的系统。它既在相当程度上与世界衔接，又在很多方面具有鲜明的特点。

今天，主导中国社会发展进程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理论和制度体系。所以，今天中国的话语体系，就其本质内容来说，也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就了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辉煌，也指引着中国未来发展的根本方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旗帜，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旗帜。在新的历史征程上，我们要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胜利，最根本的，就是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和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和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推向前进。

要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首先要研究解决自身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不断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推向前进。同时，还要解决内外两个问题。一个是进一步解决广大人民群众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的认同问题，一个是解决中国道路中国经验如何被国际社会更多地理解、并扩大中国在世界上的影响问题。前者关系到能否团结13亿人民继续共同奋斗的问题，后者关系到能否继续为中国的发展创造一个更好的国际环境的问题。

这样的问题，当然首先是体现在实践上，但同时也表现在一定的话语体系上。实践是本质、是内容。话语体系是表现、是形式。但两者又有着紧密的联系，话语体系不可能决定实质内容，但它是实质内容的反映，也是实质内容是否广为普及、是否深入人心、是否得到普遍赞同的晴雨表、温度计。

应该肯定，当代中国的话语体系，在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中已经深入人心，在世界上也有着广泛的影响。对此，我们有充分的自信。但同时，也要看到，这种话语体系也面临着很多这样那样的挑战和考验。因此，除了继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外，把话语体系这样的问题提炼出来，专门研究和探讨一下这种话语体系的传播、普及、接受、认同问题，也是很有意义的。

我认为，我们的话语体系要进一步获得最广大人民群众的认同，进一步扩大在世界上的影响，需要注意进一步提高中国话语体系的科学化、大众化、国际化水平这“三化”问题。

第一，提高中国话语体系的科学化水平

为什么要提高中国话语体系的科学化水平？

因为中国的实践是一个不断发展、与时俱进的过程。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思想在进步，作为其表现形式的话语体系，当然也要进步。这种进步的实质，就是不断提高科学化水平。社会实践更加科学了，思想观念更加科学了，作为其表现形式的话语体系，当然也就要更加科学。

比如说改革开放之前，我们大家都很熟知的一些话语，如，大跃进、“文化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红卫兵、走资派、黑帮分子，等等，这些独特的话语，曾经在当时火红一时。但是经过历史的检验，证明是不科学的，自然就要被淘汰出局。

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我们党和国家实现了伟大的历史转折。这种转折，体现在实践上，也体现在话语体系上。比如，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物质利益、资本、雇工……这些曾经被打入另册的话语，堂堂正正进入了我们的主流话语体系。

尤其突出的是，在改革开放实践的基础上，我们不断创造出了大量新的鲜活的话语。如，改革开放、联产承包责任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三步走”战略、西部大开发、“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等等。邓小平同志说：“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立的章程并不少，而且是全方位的。经济、政治、科技、教育、文化、军事、外交等各个方面都有明确的方针和政策，而且有准确的表述语言。”（《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1页）这样的表述语言，概而言之，就是在改革开放实践基础上产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话语体系。

到了今天，无疑，我们自己的话语体系，内容已经非常丰富，体系已经比较完整，其科学化水平当然毋庸置疑。但是，时代在继续进步，所以我们也面临着一个继续不断提高这样的话语体系科学化水平的任务。

比如说，我们要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要不断提高改革的科学化水平，要不断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正因为这种实践都处在进一步科学化的过程当中，它们在现有成就、做法的基础之上，都还要进一步精雕细刻、丰富完善，所以，相应地，表现在话语体系里，也就要同时提高其话语表现形式的科学化水平。

这种话语体系的科学化，我认为应该做到：话语内容科学化，话语形式科学化，具体话语科学化，话语结构科学化等等。

近年来，我们大力建设和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取得了突出的成绩。现在，又进一步提出了提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任务。如何提炼？从科学化角度来说，这里面就有很多问题需要研究。比如说，我们是不是首先要把几个基本概念搞清楚？核心价值、核心价值观、核心价值体系，这三个概念，既有联系，但又有差别。核心价值，是价值观中最重要、最核心的内容，一般用几个语词来概括；核心价值观，是由核心价值引发出的一系列重要的判断、命题，它表达的是一种陈述、一种观点，形式上是一个个相对独立的语句；进而，核心价值体系，它是一系列成套的理论主张、观点的综合，是内容非常丰富、结构比较规整、联系比较紧密的理论体系。三个概念，依次递进，逐步扩大。我们所要提炼的，实际上不可能是核心价值体系。因为我们现有的体系已经非常庞大，不可能再从这个体系中提炼出什么新的体系来。当然，我们所要提炼的，至少暂时也不可能是核心价值观。因为核心价值观是很多相对独立又相互联系的语言陈述。尽管我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问题上已经形成了很多重要陈述，但到底哪些是最重要的、哪些是次重要的、哪些可以归入“核心”之列，一时很难罗列或区分清楚。提炼这样的很多语句，大概也不是提出提炼核心价值观这样一个任务的初衷。实际上，现在大家正在把注意力集中在若干语词上，而这种语词，恰恰不是核心价值“观”，而是核心价值。所以，我们需要并且能够提炼的，既不是核心价值体系，也不是核心价值观，而只能是核心价值。如果概念没有搞清楚，就会文不对题，提炼就成了很大的问题。这就启示我们，在话语体系的科学化问题上，我们还要下很大的功夫。

再比如，我们在网络上，可以看见很多复杂的语言现象。很多人在网上提出了很多很好的主张，发表了很多很重要的见解。但是，我们也经常看到很多低俗的语言。尤其是骂人现象。凡是有不同意见就骂。使用的语言污秽不堪，一大堆的脏话。还喜欢扣帽子，动不动就给别人扣上一大堆帽子。有时候其低俗和野蛮的程度，不亚于“文化大革命”中的大字报。这种语言现象，是科学和文明的吗？是符合和体现中华文明优良传统的吗？看到这种低俗语言流行，我们非常痛心。中华民族的文明应该表现在各个方面，最低程度要表现在语言的文明上。网络是沟通交流的现代平台，也是每一个人乃至中华民族基本素质的反映。低俗的语言，损害的不仅是使用者的心智，更是中华民族的形象。所以，我们一定要大力倡导网络文明、网络科学，而且在我看来，首先要从不说脏话、不骂人开始。谁有不同意见可以发表，但只能讲道理，而不能骂人。要尽快在网络上消除一切骂人的语言。这，也是一种在话语体系方面需要科学化的地方。

第二，提高中国话语体系的大众化水平

为什么要提出话语体系大众化的问题？从根本上来说，语言是人民大众在实际生活中创造的。但是，这只是从根本上、从最终源泉上来说。事实上，语言的形成和发展远远比这丰富和复杂得多。比如，中国古代极为浩瀚丰富的诗词，来自哪里？这就远不是一句话能够说清楚的了。

当代中国的话语体系，根本上来自于实践和群众，但作为国家政权组织者领导者的党和政府，对这种语言也做了大量提炼、加工、改造、制作的工作。有的，原本就来自于群众；有的，进行了筛选和提炼；有的，就是党和政府直接创造的。

这种经过加工的话语体系，表达上更加准确，内容上更加科学，形式上更加规范，逻辑上更加严谨，因而，是一种更加正式、正规的语言。

但是，这样的话语如果仅仅停留在书本里、文件上、报告中，是难以发挥它应有作用的。因此，所有这种话语，都还必须回到实践中、回到群众中去，为群众所接受，在群众中流传，对社会实践发挥它应有的作用。于是，它不可避免地要经过一次再加工、再制作的过程。这就是大众化的过程。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需要大众化，当代中国的话语体系也要大众化。

那么，如何实现这种话语体系的大众化呢？这种大众化包含些什么内容、要注意些什么问题呢？我认为，主要应处理好四个关系。

第一，要正确处理书面语言与口头语言的关系。我们的主流话语，大都由一系列严谨规范的书面语言构成。在书面上、文件上，多一个字、少一个词都不行。如果少了或多了，就可能产生误解，在流传中就有可能产生种种偏向。所以，成型的主流话语当然应该以书面语言为基础和范本，保持它的统一性和规范性。但是，在实际生活中，老百姓更习惯于接受和传播的，恰恰又是口头语言。与书面语言相比较，口语更亲切、更鲜活、更能打动人心，也更能广泛传播。因此，我们固然要尊重书面语言，但是，为了得到人民群众认可并使之广泛传播，一定要善于将书面语言转化为日常口语。用口语来转述书面语言，用口语来传播书面道理。事实上，我们党和国家已经创造了很多丰富生动的口头语言，如，摸着石头过河，不管白猫黑猫逮着老鼠就是好猫，发展是硬道理，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等等，都可以说非常生动、非常鲜明，易记、易懂、易传，富有生命力。

第二，要正确处理官方语言与群众语言的关系。官方语言，经过加工提炼，无论从其内容，还是形式，一般来说，都是比较规范、严谨和精准的。官方语言与群众语言，有着密切的关系。很多官方语言来自于群众语言。经过提炼以后，更加科学，有的还更加生动，再转化为群众语言，不仅能指导实践，而且还很受群众欢迎。但是在实际生活中，我们也发现，这两种语言之间有时也会有一定的距离。有些人不相信、不认同官方语言。有的甚至嘲笑和抵制官方语言。这种状况令人忧虑。因此，必须认真研究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正确处理官方语言与群众语言的关系，采取切实有效的方式缩小两种语言之间的距离。办法可以有很多，但我认为关键是要抓住一个“理”字，用“理”字做桥梁，加强两种语言的对接、沟通和交融。中国人历来强调“讲理”。我们把道理讲清楚了，讲得让老百姓接受了，相互之间就衔接了。当然，老百姓也要讲理、认理、信理。小道理要讲，大道理也不能排斥。有时候小道理也要服从大道理。大家都统一到“理”上，两种语言就交融了。除了讲明道理，话语形式也要适当转换。比如我们经常说的，发挥市场对于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这就是一个典型的官方话语和书面话语，老百姓平时是不会这么说的，甚至老百姓对这句话都听不懂。这就要做转化工作。

第三，要正确处理规范语言与多元话语的关系。我们的主流话语是规范的、精准的。但是人类思想的丰富性，必然造成话语的多元化。当今日益多元的社会，铺垫了话语多元化的社会基础，而网络、手机、微博等新兴媒体的出现，则为话语多元化提供了绝佳的平台。因而，当今社会，除了主流话语外，已经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亚话语、俗话语、逆话语、反话语，甚至恶话语。因此，如何处理好规范语言与多元话语的关系，引导其他多元话语向健康话语发展，就成为一个重要的课题。一个社会，冀图在话语体系上整齐划一是不现实的。越是有活力的社会，话语多元化就可能越为突出。但是，任何社会都有主流话语，也都要发挥主流话语的主导和引导作用，不能任由多元话语朝畸形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