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燕芳：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问题与现状

后马克思主义是在20世纪70年代兴起于西方的一股颇具争议的政治理论、哲学思潮。随着拉克劳和墨菲的《霸权与社会主义策略：走向一种激进民主》出版，后马克思主义引起了广泛的注意和探讨热潮。尽管后马克思主义是在20世纪80年代“登陆”中国的，但国内学者真正展开研究是2000年以后的事情[40]。2002年12月13日，江苏省哲学学会与南京大学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所在南京联合召开“后马克思思潮与后马克思主义”学术研讨会，开启了国内后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序曲”。这次研讨会之后，后马克思主义在国内研究逐渐繁荣起来。

在对后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必然要追问的问题是：何为后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主义包括哪些代表人物？后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是什么关系？后马克思主义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是怎样的？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概念、理论和观点是什么？以上问题也正是国内学者关心、思考和探讨的问题，构成国内后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现状。本文在分析上述问题基础上，本文对后马克思主义在国内研究中的成就和缺失进行评析，并对今后的努力方向进行思考。

一、后马克思主义的概念与边界

后马克思主义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后马克思主义以拉克劳和墨菲为典型代表，国内学者对这一点基本能取得共识；广义的后马克思主义，国内学者在界划和代表人物上存在着诸多争议。

周凡认为，后马克思主义这一术语有其复杂的“经验史”。他把后马克思主义追溯到了波兰尼，在1985年拉克劳与墨菲宣称后马克思主义之前，还有麦克弗森、贝尔、科拉柯夫斯基、阿兰・图雷纳、琼・柯亨使用或发展过后马克思主义这一概念［1］（37－65）。杨耕、王凤才等人也认同这种观点，但曾枝盛认为，把后马克思主义的发生时间推到50年代末的波兰尼或在其之前，这种结论有些欠妥。曾枝盛坚持后马克思主义有一个更宏大的体系。他将广义的后马克思主义理解为马克思主义之后，将狭义的后马克思主义理解为随着“后现代主义”思潮而出现的一种马克思主义，并将其分为左中右三翼：以德里达为代表的“解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以詹姆逊为代表的“文化批判的马克思主义”，以哈贝马斯、里科尔为代表的“后解释学的马克思主义”，以拉克劳和墨菲为代表的“激进政治的后马克思主义”［2］。俞吾金、陈学明与曾枝盛的划分大同小异，他们将广义的后马克思主义划分为四大派别：以德里达为代表的解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以詹姆逊为代表的文化阐释学的马克思主义；以哈贝马斯、塞麦克为代表的解释学18的马克思主义；拉克劳、墨菲等其他后马克思主义［3］（Ｐ706－707）。胡大平指出，上述这种界划存在着诸多理论问题，它既忽视了诸多并不同质的理论之间的差异（如哈贝马斯与后结构主义之间明显的冲突），又直接反对不同理论家的公开立场（如詹姆逊对后马克思主义的公开批评）［4］。孔明安也认为，广义的“后马克思主义”不应该把哈贝马斯包括在内，因为广义的后马克思主义主要指的是建立在西方后结构主义或解构哲学基础之上，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分析批判和研究的最新的西方哲学社会思潮，包括德里达、福柯、鲍德里亚和利奥塔等人［5］。

杨耕认为，后马克思主义是一种与后现代思潮相重叠，并对传统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进行解构或重构的政治理论、哲学思潮。它没有思想领袖，没有统一主张，甚至没有同一脉络。他把后马克思主义分为三种不同的主导思路：其一，曾经是马克思主义者或深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后来用后现代主义否定马克思主义，以利奥塔、鲍德里亚为代表；其二，以后现代主义解构马克思主义，同时又在一定意义上继承并重构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理论，以德里达、拉克劳和墨菲为代表；其三，从马克思的思想中寻求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资源，并认为后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形态，以贝尔为代表［6］。

正如周凡所言，人们纷纷“前溯后延”式地把与拉克劳、墨菲立场相同、相近、相似或者对拉克劳、墨菲思想造成重大影响以及受他们思想影响的诸多当代思想家“纳入”后马克思主义中来。因此也产生了因其外延的过度扩大而使其指义摇摆不稳的现象，从而影响了这一概念运用的精确度和规范性。但无论如何，后马克思主义从一种思想倾向到一种被广为接受和运用的理论分析范式完全确立起来了［7］。

虽然后马克思主义的边界仍然是一个争论的问题，但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特征却是非常确定的：一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目标的改造，改写为一种各阶级都能接受的伦理价值；二是告别无产阶级革命；三是刷新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反对元叙事［8］。不论后马克思主义的外延如何扩展，边界如何界定，在国内对拉克劳、墨菲代表的后马克思主义研究却是最多的。“无论从拉克劳与墨菲对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贡献还是从他们对后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影响来说，都可谓无人出其右。”［1］（Ｐ21）

二、后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

后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是一个重复而又复杂的问题，是后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焦点问题，也是国内进行后马克思主义研究必然追问的问题。大部分学者都认为后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有所继承，也有所抛弃，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模棱两可；少部分学者明确把后马克思主义划归“非马克思主义”或者“反马克思主义”。周凡断言，后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问题将是一个“继续下去或永远继续下去的争论”。

周凡梳理了拉克劳、墨菲从马克思主义者到后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过程，指出他们曾经一度是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守护者。在后工业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巨大变迁面前，反抗的主体、形式、策略都与马克思的时代大不相同，再寄希望于被传统马克思主义视为普遍主体的无产阶级去完成人类的彻底解放已没有可能。然而，拉克劳、墨菲又不愿意放弃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对社会理想的追求，尝试把后现代的话语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的激进批判精神高度融合起来，构建一种非阶级的反抗资本的政治认同模式［9］。因此，拉克劳、墨菲的后马克思主义一方面抛弃了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范畴与基本命题，提出一系列的质疑和批判；另一方面又保留传统马克思主义的一些敏锐洞识并延续马克思主义真精神。既宣告后马克思主义大大不同于传统马克思主义，又声称仍然是马克思主义。从理论立场上看，它代表着左派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一种思想转型和战略转型［1］（Ｐ1－2）。

胡大平、王凤才、尹树广、陈炳辉等人从不同角度表达了与周凡同样的意思――后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关系的模棱两可性。胡大平认为，后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采取了超越“补充”的姿态，在理论上表现出明显的含糊性：一方面，它把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动员为一种反抗资本主义的激进个人政治话语；另一方面又扭曲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使命，并与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产生了复杂的共谋［4］。王凤才认为，后马克思主义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与超越、解构与重建。拉克劳、墨菲的分析还停留在马克思主义的框架内，他们试图强调马克思主义的内在价值，恢复并再生马克思主义最本质的东西。但是，他们的分析与经典马克思主义有着根本的不同，马克思肯定社会的客观性，而后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是反对任何最终封闭的客观性，许多部分都外在于马克思主义传统［10］。尹树广认为，后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理论中的关键范畴如国家、阶级和社会进行了解构式理解，只是在基本价值观、现代社会政治斗争两个方面与马克思主义存在着密切联系［11］。陈炳辉认为，后马克思主义一方面肯定了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和理想，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借助后现代主义理论，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思想文化进行了新的探讨和分析；另一方面又主张解构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范畴，否定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观点和方法，并力图通过这种解构和否定，重新激活马克思主义的传统［12］。

只有李世涛和王平两位学者明确界定后马克思主义是一种“非马克思主义”或者“反马克思主义”。李世涛指出，后马克思主义在历史唯物主义、阶级观、阶级政治、科学社会主义、本质观和因果关系方面反对经典马克思主义，尽管它借鉴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但从总体讲后马克思主义的目标是解构、超越经典马克思主义，并由此与经典马克思主义拉开了距离，成为与经典马克思主义相矛盾、对立的一个理论思潮［13］。王平也认为，在性质归属上，后马克思主义从根本上讲是一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它试图解构马克思主义的所有概念和范畴［14］。

三、后马克思主义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关系

从总体看，大部分学者认为拉克劳、墨菲的后马克思主义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分支，也有学者认为后马克思主义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终结之后的一种思潮。具体来看，拉克劳、墨菲的后马克思主义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卢卡奇、卢森堡、葛兰西、阿尔都塞等人有理论上的密切关系，其中与葛兰西的理论联系最为密切。

仰海峰把从葛兰西经阿尔都塞到拉克劳、墨菲这条线索直接纳入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当中，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一条线索，区别于另外一条为人们所熟知的线索。始于卢卡奇，经法兰克福学派的中介，以阿多诺为转折点，转变为后马克思主义［15］（Ｐ2）。陈炳辉认为，后马克思主义思潮直接源于西方马克思主义，是后者在上世纪70年代～80年代后的新发展，甚至是广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衍生出的一个新流派，二者之间存在一定的连续性和断裂性［16］。王凤才与陈炳辉的观点大体相同［10］。胡大平的观点稍有不同，他认为后马克思主义是传统西方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70年代终结后的又一种新的历史动向，它在当代学术中的急剧生长，充分反映了当代资本主义的复杂变化，也在理论上为当今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提供了一些基本教训。后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存在着一个潜史，作为一种新的理论表征，它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的逻辑后果［4］。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中，葛兰西对拉克劳、墨菲的理论联系最为密切，但卢卡奇与拉克劳、墨菲的关系却鲜为人知，也很少被人论述过，拉克劳、墨菲本人在其著述中也很少提到卢卡奇。周凡对拉克劳、墨菲与卢卡奇的关系进行了挖掘，他将马克思――卢卡奇――拉克劳连接起来，凸显三人之间的关系。在直接的理论承继关系上，周凡认为主要表现在，卢卡奇把卢森堡自发性概念作为阐发阶级意识的蓝本，如果阶级意识是自发性的不适当变体，那么霸权概念就是阶级意识的不适当变体。相对于卢卡奇，拉克劳放弃了作为“本体”的无产阶级概念，也放弃为抢救这一“本体”而重新发现的辩证法，他致力于再造一种新型的主体［1］（Ｐ344）。

如果说拉克劳、墨菲与卢卡奇的关系是隐形的，那么与卢森堡的关系虽不及葛兰西密切，但却是显露在外的。在《霸权与社会主义策略》的开篇，拉克劳、墨菲在对霸权概念谱系的追溯中就指出卢森堡的理论困境。国内两位研究后马克思主义的学者对此持不同的态度。夏莹给予了反驳，她反问：卢森堡的困境真的存在吗？她认为，拉克劳与墨菲对卢森堡进行了误读，卢森堡试图通过对特殊性（偶然性）的强调来建构一种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普遍性的尝试，使卢森堡与拉克劳的霸权理论具有了本质上的相似性［17］。周凡在拉克劳、墨菲对卢森堡解读的基础上进行了延伸。他指出，拉克劳与墨菲把自发性概念拨正为一种极其创造性的理论资源，从中寻觅偶然性，为在反资本主义的政治斗争中进行主体身份建构。卢森堡的两难困境是由于受到了多元决定过程之外的必然性逻辑的严格限制，只有实际地承认偶然性逻辑的作用，才能走出卢森堡式的困境［1］（Ｐ161－164）。

拉克劳曾经指出，他的作品的主旋律就是重新阐发葛兰西的霸权概念，认为如果没有葛兰西，他们的整个思想规划将是不可能的。那么，拉克劳、墨菲从葛兰西那里继承了什么？又抛弃了什么？怎样形成自己的霸权概念的？仰海峰认为，拉克劳、墨菲通过批判本质主义将葛兰西的霸权概念改造为话语游戏意义上的激进民主理想［18］。周凡指出，葛兰西主义的思想方法和概念形式在一定程度上被沉积到“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构造之中。后马克思主义的话语政治是对葛兰西式的语言政治学的后结构主义处理；葛兰西一直强调霸权是对其他集团的意识形态元素的多元决定与链接关系，只有在这样的霸权链接关系中，才能保证参与各种斗争的主体的自由、平等与自主性，实现社会主义，成功的政治能够从异己的、反己的力量中吸收增益性的成分，葛兰西这种观念被拉克劳、墨菲以一种独特的形式接合到自己的论述之中［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