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拉德・布莱克：自由主义的衰落

作为当今大政府的代名词，美国的自由主义相左于埃德蒙・伯克及其他英国个体解放倡导者的自由主义思想。就本质而言，它致力于运用国家力量以减轻现代社会中存在的严重的经济不平等。在大不列颠，自由主义发端于自由党和保守党领袖之间的博弈。1865至1880年间，威廉・尤尔特・格莱斯顿和本杰明・迪斯累利之间及致力于将工人阶级的威胁降至最低的欧洲列强与德意志帝国的第一任执政者――奥托・冯・俾斯麦之间均展开了激烈的竞争。在财政大臣戴维・劳合・乔治的领导下，英国在一战之前陷入了一场严峻的角逐之中。

1914年，法国杰出的社会党领导人让・饶勒斯因反对投入一场全面战争而被暗杀，预示着无能的社会和平主义助长了极权主义的发展并造成无法预料的恶果。一战期间的大屠杀及其后的经济大萧条，使得两次大战的间隔期税收高涨，社会安全状况更加恶化，同时导致了英法境内反政府党派民主社会党的崛起。

在德国，则出现了因战败及战后严峻的通货膨胀而带来的极度复杂的局面。民主社会党被共产党、民族社会主义者及继承了德国脆弱的民主遗产的民主主义者所取代。基督教民主党被纳粹的专制主义、共产主义者的极权主义和无神论所击败。纳粹的胜利和法英对保守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绥靖政策，使得希特勒和斯大林结成同盟，并导致整个欧洲最终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

自1865年起，相对较发达的欧洲国家开始逐步扩大财政支出以改善劳工待遇，同时对商业欺诈和剥削劳工行为进行更加严厉的制裁，利用提高个人所得税率所获得的税收推行一系列改革，如扩大专营权和受教育范围，减少对劳工组织的限制等。与此同时，美国经济因19 世纪60 年代巨大移民潮的推动也呈现欣欣向荣之势，年均经济增长率超过10%。在此情势下，美国内战和一战期间到达美国的海外移民近28万，导致美国全国人口数量增长近两倍，从33万增长到98万。

在经济繁荣的情势下，尽管存在社会动荡、极端个人主义和资本统治，但美国很少被认为是一个进行殖民统治的极权国家。西奥多・罗斯福和伍德罗・威尔逊制定了一系列政策以抑制垄断、确保稳定的货币供应、打击核心工业部门如食品加工和包装行业的欺诈行为。这些举措虽然表现出政府对工人阶级的尊重和维护，但也并未走得更远。20世纪20年代，移民潮有所回落，1913年个人所得税被列入联邦宪法。

直到1933年3月4日富兰克林・罗斯福宣誓就职，美国才出现我们所说的“自由主义的”曙光。当时，罗斯福面临着这样一种局面： 失业率反弹到25%至33%之间，银行、证券及商品交易系统几近崩溃乃至关闭，失业者得不到政府的直接救济，75%的农产品价格处于补贴线以下，全国近一半的住房受到抵押贷款止赎的威胁，居民储蓄存款无任何安全保证。罗斯福引领国家走出大萧条，利用紧急救济和安全网络拯救了95%的现存体制和社会机构，并整治了经济领域的囤积居奇者、军火奸商、垄断者、弹药制造商及大财阀，以舒缓民众对他们的抵触情绪。在此基础上，罗斯福最终击败了国家真正意义上的敌人： 纳粹和日本帝国主义。如果他采取了任何不当举措，结果只能是引火自焚，然而相反，他将国家的良知和道德完整地保留了下来。

罗斯福新政主要体现在五大方面。1933至1934年是新政的第一个阶段，实行庞大的、以吸纳失业者为目的的以工代赈项目和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以担保形式进行全面的银行重组； 发放农业生产补贴，提高并稳定农产品价格； 鼓励卡特尔及集体谈判方式以提高工资及商品价格； 进行美元贬值并放弃金本位制以刺激出口； 在工作环境方面进行立法改革。

1934至1938年是新政的第二个阶段，建立社会保险法案和证券交易委员会，重塑电力行业的家族企业结构，在两党制体系下征收高额税收以规避蛊惑人心的政治运动的发生。在这一阶段，以工代赈和社会保险项目出现回潮，联邦赤字降低。经济萧条景象重新涌现，罗斯福于1938年至1939年间实行了第三期新政，重新实行大规模的工资福利制度，并首次在和平时期进行征兵，创造了历史上和平时期扩充军备的丰功伟绩。1939至1945年是新政的第四阶段，其时已经处于战争状态。而早在1935年之前，由于以工代赈计划的实行及因欧洲军火需要而大量雇佣工人，失业率已大大降低。至1936年，失业率已下降了数十个百分点，1940年时已降至10%以下，而到日本将美国拖入战争的1941年，失业状况几乎完全消失。

1945―1946年是新政的最后一个阶段，此间新政取得的成效仍然要归功于罗斯福，他所推行的士兵福利法案，使得1300万美国退役士兵( 几乎相当于总人口数的10%) 可以支付起接受大学教育或者进行创业或购置农场的费用，而且有效地解除了工人阶层的失业困境，训练和引导他们取得战争胜利，并给予他们新的职业进而上升为中产阶级。罗斯福新政阻止了极端主义分子在美国大选中取得任何进展，社会主义政党的支持率在1932到1936年间的支持率下降了85%，当被问及罗斯福如果不实行他的大部分政策会产生什么后果时，多次成为左翼政党总统候选人的诺曼・托马斯回答说： “是的，那他将在棺材里施行。”

最近有评论指出罗斯福新政并未结束经济大萧条。但美国GDP 在他执政的12 年间翻了一番，失业率从约30%降至0. 5%，因此就事实而言，这种论调很难立足。从其时始，美国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的争辩开始集中于：如何对不加限制的经济活动进行约束以避免经济繁荣和经济大萧条的恶性循环，进而最终实现经济的相对高增长，通过消除贫困和医疗计划解决社会问题。西欧主要国家是在战争废墟上进行重建的，由于畏惧城镇工人和小农阶层的暴动，所以通过一系列社会福利和生活补贴制度以最低限度的经济增长来换取社会稳定，尽管它们已是相对高收入国家。

在美国，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在外交政策上也开始进行博弈，自由主义倾向于认为在保持足够的军事威慑力量以确保本土安全和盟国安全的前提下，依靠最低限度的军备和国际组织即可确保世界和平。保守主义则倾向于通过加强军事实力取得外交主动权和实现和平，以保证战略平衡中的优势地位。

在外交事务中，杜鲁门总统通过建立北约和实施马歇尔计划以遏制共产主义，利用柏林墙反击斯大林，并抵制共产党在南朝鲜接管政权。作为20年来的首任共和党总统，尽管艾森豪威尔继承了罗斯福和杜鲁门几乎所有的战略方针，且在其任期内修建了洲际高速公路和圣劳伦斯海底隧道，但在国内社会政策上取得的成效不可同日而语。在对外政策上，艾森豪威尔继承了杜鲁门的回旋路线，结束了朝鲜战争。这一举措违背了诸多共和党鹰派人物的意愿，如道格拉斯・麦克阿瑟、理查德・尼克松、约翰・福斯特・杜勒斯等。同时，他认为不应像法国人一样抛弃越南，在削减国防预算的同时承诺要通过“大规模报复战略”干涉越南事务。他对诸多事务包括不足以构成威胁的台湾海峡问题和妈祖岛问题也实施核威慑。这种战争边缘化政策居然颇有成效。艾森豪威尔同时也推动了冷战的升级，1955年在日内瓦参加第一次首脑高峰会议，并提出著名的“开放天空”计划以实现太空军事侦察的互惠互利。

罗斯福的社会福利计划在他去世20年之后并未作巨大变动，直到林登・约翰逊总统实施他的“伟大的社会――向贫穷开战计划”，展现出联邦政府实施社会福利计划和进行再就业培训的决心。相比他的前任而言，约翰逊在维护公民权利上取得了长足进步，并且指责保守主义者所拥护的联邦宪法未给予非洲裔美国人投票权和社会平等权利，约翰逊的成功迎来了自由主义的最佳时代。但是罗斯福、杜鲁门、艾森豪威尔所长期达成的共识在这位新政时期的国会议员――林登・约翰逊执政时期，作出了巨大改变，后者提出要通过社会投资来消除贫困的不切实际的政策。众所周知，这给非洲裔美国家庭带来了沉重灾难，并且导致社会福利体制和政府津贴计划遭遇空前危机。

在外交和安全政策上，肯尼迪放弃了大规模报复战略，提出通过有限战争的方式实现既定目标，共产党政权接受了他的这一倡议。在宣称不应存在战略导弹差距之后，肯尼迪收缩了美国的战略导弹优势，以强化其主张的相互确保摧毁战略。这一举措使他在古巴问题上自食其果。在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之前，北约没有在希腊和土耳其布置导弹，苏联也未在古巴布置导弹，当然也不存在美国与古巴相互入侵后的安全保证。美国情报部门没有意识到早在1962年秋已有约四万名苏联士兵进驻古巴，而布置在古巴的核弹头可在24小时之内攻击美国本土。美国政府立即进行了著名的海上封锁，对于肯尼迪而言，这是一种胜利，因为他没有在苏联所导演的核攻击假象面前屈服，而且随后在柏林对苏联进行了反击( 当美国以绝对压倒性优势恐吓驻古巴的苏联军队时，赫鲁晓夫坐立不安) 。但这并非是战略上的胜利，而是一种有识别力的决断，尤其是在戴高乐、毛泽东和尼克松( 因否定肯尼迪在古巴的军事迂回策略而在竞选加州州长时败北) 看来。

然而，自由主义的领导者们认为，他们找到了一种危机处理的新模式和新途径，而这种模式却使国家陷入越战的泥潭，且在如何赢得这场战争上毫无实践价值。林肯・约翰逊将这一模式运用于国内事务上，使得美国陷入到一个大社会的困境之中。

理查德・尼克松以反弹道导弹部署取代了相互确保战略，推行他所称的“充足的核武器供应”，实质上是以技术优势确保美国的核优势。在这些导弹上布置多个战略分导弹头，同时通过军控谈判实现战略收缩。1972年，尼克松一方面通过加强美国军事实力展现了其鹰派做法，同时通过签署最大的军控协议而展现出鸽派作风。

1966年之前，越战平均每周要使200到400名美国现役士兵阵亡，而且毫无胜利前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军事失误是未能切断胡志明小道，当然在当时这一举措是受到舆论支持的。约翰逊总统于1966年10月作出妥协，提出所有非南越军队撤出越南南部的联合倡议。胡志明拒绝了这一提议，因为他寄希望于直接击败美国，并将这种胜利作为共产主义在冷战中战胜西方的一个标志。如果胡志明接受联合撤军倡议并于六个月后重返南越，则其宏大目标本可以实现。胡志明深知美国不会以牺牲地面武装力量为代价重新陷入战争泥潭，而他对约翰逊提议的拒绝表明其打败美国的雄心壮志。

理查德・尼克松虽然通过缩减在越南投放的军力并将战争推给了南越，但通过肃清北越在柬埔寨的势力为南越赢得了喘息之机，同时在1972年北越公然入侵南越之时，对北越重新进行重磅轰炸。尼克松同时开启了与中国的友好之门，这不仅有助于缓解日益紧张的美苏关系，而且打击了中苏两国对河内的支持，后者一直致力于打败美国进而统一整个越南。尼克松以强大的空中支援帮助南越政权得以巩固。他结束了越南战争并保证共产党政权在胡志明市无法执政，并认为如果重新组建的北越政府入侵南越时美国将给予空中打击，以稳定这种南北分治局势。出于此种战略目的考虑，尼克松向国会递交了和平协议并期望获得批准，尽管无外在压力，他仍认为有必要获得国会对协议的支持。

扑朔迷离的“水门事件”可谓是现代美国政治的分水岭。历史学家们对尼克松是否有罪也将长期进行辩论。正如他本人所宣称的那样，作为一个总统，他的确犯了错误，但决没有犯罪。当然，提交给司法委员会的弹劾罪名不无党派斗争因素，而且国会的自由主义者和媒体也都夸大了被揭露的事实的重要性。加上尼克松对这一事件的不当处理，其总统职位被剥夺，对南越的所有援助也被切断，以确保这个国家在落入共产党政权之际，美国不至于颜面尽失。然而，他们未准确地预见到，数以万计的人将死于柬埔寨战场或者在被迫乘船逃离越南途中溺水而亡。由于“水门事件”及越南战事的溃败，政治自由主义者和媒体致力于宣扬美国民主和政府廉洁的至高无上性。

尼克松将美国从越战失败中解救出来，但却因“校车问题”立法陷入自我设置的困境。他提出了福利体制改革但并未实施，建立了环境保护局，取消了草案并降低了犯罪率，他所提出的诸多政纲成为保守主义者津津乐道的流行话题。尼克松披着厚重的自由主义的外衣，同时又笼络了位居要职的保守主义当权派，他在1972年的再次连任创造了美国历史上最大的政治多元化胜利( 获得1800万张选票，赢得49个州) 。这也表明了肯尼迪和约翰逊对自由主义的认知和修正是错误的。

虽然很多自由主义者深信： 尼克松是宪政的威胁，而且他在国家安全事务上行使了不可接受的行政特权( 比如声称有权搜查布鲁金斯学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