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大可:解读:“文化战”――“是谁创造了人类世界?”」正文
一
“社会主义革命,将是联合起来的工人阶级的纲领。”美国的马列主义者或工人阶级政党在世界资本主义中心挺身呼唤和瞩望美国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时候,该是充满了何等大无畏的革命英雄气概、何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何等豪迈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又让美国资产阶级何等恐惧。社会主义革命,无疑是迄今为止人类史上最为艰苦卓绝的社会革命。工人阶级与人民大众在改造现存的资本主义社会及其制度的同时需要改造自身。“剥夺剥夺者”,消灭人吃人的资本主义剥削制度,将在经济领域实现劳工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经济关系的反转。实现这一革命性转换的前提首先将是在社会意识形态领域展开“剥夺剥夺者”的斗争,即剥夺剥夺者的话语权。剥夺剥夺者的话语权,不仅是清除“1%”们即资产阶级蓄意构建的剥削阶级意识形态,更是确立“99%”们即劳工阶级与人民大众自身的阶级意识及意识形态。
理查・埃斯考在《哈芬顿邮报》发表的文章认为:“华尔街同‘99%’们之间的斗争是一种文化战。它是关于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信仰和权利的战争。这就是为什么‘占领华尔街’始终明智地不去宣示具体的政策要求。这个运动正在试图改变我们看待我们自己和我们的社会的方式。它已经开启了战争:信息交流战、教育战、观念战。它是提示作为人我们是谁,或更进一步,我们希望是谁的战争。”[78]
美国的“99%”同“1%”之间的“文化战”,包括“论理”与“护法”的论战,是美国劳工阶级同美国资产阶级展开思想交锋的舆论战,是争夺社会话语权、争夺社会道德制高点、较量软实力的“阶级战”,是劳工阶级以及包括进步知识份子在内的人民大众同资产阶级在当代社会意识形态领域展开的阶级斗争。然而,这一当代斗争似乎不得不回到古老的“创世纪”的话题,回到政治经济领域里最基本、最原始的问题:劳动与分配的问题、社会劳动与社会产品分配的公平性问题。由此需要澄清:谁是承担社会劳动的主体?“99%”们还是“1%”们?谁创造了社会财富?“99%”们还是“1%”们?谁占据了绝大部分社会劳动成果?“99%”们还是“1%”们?一句话,谁养活了谁?这个看去如此简单的问题,这个早已被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剩余价值理论阐释得通体透明的问题,在当代美国却有着截然相反的回答、有着拼死的斗争。它崭然区隔开“99%”与“1%”,区隔开劳工阶级与资产阶级。
研究美国文化战历史的伊利诺州大学安德鲁・哈特曼教授指出:美国人久已认同把挣得身家的那些人同没挣得身家的那些人分别开来的政治语言。在不同的历史阶段,特别是大萧条时期,贪得无厌的企业精英被指认为吸血鬼的角色;在另一些时候,如流行的文化战[时期],穷人、黑人、女权主义者们、移民们以及各色“其他人”被描述为寄生虫。[79] 将贪得无厌、挣得身家的企业精英指控为“吸血鬼”,是“99%”们即劳工阶级的话语;而将没挣得身家的穷人等弱势群体指为“寄生虫”,是“1%”们的话语,是美国资产阶级的话语,是美国资本主义社会的日常话语。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着利益对立的阶级,相应地存在着对立的社会史观,其矛盾斗争的焦点依然是:谁养活了谁?
二
抗议资本主义社会经济不公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将美国的 “1%”们作为经济剥夺者即“吸血鬼”,作为掠夺劳工大众的“盗匪”、“窃贼”推向“99%”们的街头“道德法庭”予以控诉,“谁养活了谁?”就再次成为美国劳工大众同美国资产阶级“文化战”中激烈控辩、攻防的焦点。
面对“99%”们的控诉、抗议,美国的“1%”们,从华尔街金融资本家到资产阶级政党政要,从资产阶级主流媒体到资产阶级顶尖智库,“舆论一致”,进行抗辩和反控,展示了资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政治自觉及其舆论着力点。哈特曼教授评论说:“制造来反对‘占领华尔街’的最有共性的保守主义论点是:抗议者们都是懒惰的……”[80] 资产阶级的《媒体研究中心》扭曲事实散布消息称:“抗议者不想要工作,他们想要‘社会主义’……他们想要不论干活还是不干活都照样拿钱……”[81]资产阶级媒体大腕拉什・林堡攻击“占领华尔街”的抗议者们是“纯粹、真正的寄生虫”;[82]与此同时,美国资产阶级政党的代表人物凯恩在电视访谈中自我标榜:他跻身于“1%”是因为实践了其父母的教诲――“努力工作”,“不要责怪华尔街,不要责怪大银行,如果你没工作,你不富,责怪你自己!”[83] [84] 华尔街金融资本家什弗对抗议者们宣讲:他自己工作努力,经营投资公司,雇有150个雇员,如果他关闭公司,所有的雇员将丢了饭碗; [85] 共和党大佬金瑞契阐发说:“‘真正的美国传统’是抓住机会‘走出去努力工作, [是]斯狄乌・乔伊斯的经历。你可以创造一个更好的未来。你可以干得更好。’”[86]美国大资产阶级右翼智库“企业研究所”的总裁阿瑟・布鲁克斯借助《华盛顿邮报》散播的观点或许更典型地表述了美国资产阶级社会史观。他声言,美国的富人们是自己“挣得了成功”,只有企业资本主义才能让人“挣得成功”、使人幸福;“收入不平等不是使人们不幸的东西,”“[财富]再分配不能带给人幸福。”[87]
美国的“99%”们对于“1%”们的类似宣教或攻击早已耳熟能详,因为一个资产阶级占据统治地位的社会,资本家们、资本家扶持的官员们、资本家经营的媒体们、资本家资助的学者们年复一年地散布、传播、宣传、灌输、贩卖的都是资产阶级的观念及其意识形态产品。《我们是99%》网索性把美国“1%”们“创世纪”的陈词滥调同“我们是99%”的自我介绍针锋相对地同时放在网站扉页:我们是“99%”,买不起房、看不起病、背负欠债比山重;买便宜货、打双份工、永远入不敷用。他们是“1%”,“他们说这是因为你懒惰。他们说这是因为你的选择太糟。他们说这是因为你被惯坏了。如果你只是更专注点、更努力点、计划更好点,你的事就好了……他们说你怪不得任何人只怪你自己。他们说这全是你的错。”[88]
为了把贫穷的原罪推给穷人自己,美国资产阶级制造和散布的社会舆论概括说来要旨是:富人勤劳因而富有,穷人懒惰因而贫穷;资本主义制度容许每个人都可以象“1%”们那样“挣得成功”;“99%”们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失败”应归咎于其自身“懒惰”、“无能”。资产阶级将个人奋斗发家致富的个人幻梦同资本主义制度容许每个人“挣得成功”的社会幻梦交互编织,描画出“美国梦”,但刻意掩盖一个简单的事实,即劳工大众劳而不富正是缘于“1%”们剥夺了“99%”们的剩余劳动价值。“1%”们否认资产阶级对劳工阶级的经济剥夺所造成的收入不平等进而财富不平等使得“1%”们暴富而导致劳工大众贫困,否认正是带给“1%”们“幸福”的资本主义制度造成和固化了“99%”们的“不幸”。他们自欺欺人,蓄意误导社会舆论,但终究承认,只有资本主义制度才能保障资本家们“挣得成功”、让资本家们幸福。完整的表述自然应该是,建立在人剥削人、资本剥削劳动基础之上的资本主义制度,圆了“1%”们的美梦,是“99%”们的噩梦。
“1%”们自我标榜其“挣来的成功”,而“99%”们则斥之为“成功的掠夺”、“强盗行径”。资产阶级对劳工阶级的经济掠夺在两个社会层面展开。首先,资本家们在生产第一线借助雇佣劳动疯狂剥夺劳工阶级的剩余劳动价值。根据美国商务部的统计数据,美国企业税后利润达到六十年来(1950-2010)最高;在刚刚过去的二十年里,企业利润翻了一倍,高管们的收入窜升了300%,而从事直接生产的工人的工资仅仅增长了4%,劳工每小时工资扣除通货膨胀五十年来没有任何增长,最低工资不增反降;工资支出在整个经济中占比降至五十年来最低,而企业利润(除去2007年美国经济崩盘前的短暂时期)在整个经济中占比升至六十年来最高。[89] 劳工阶级将蛋糕做得越来越大,但资产阶级及其政府攥着切蛋糕的那把刀,掌握着蛋糕分配权,将蛋糕几乎全部切给了自己。
据《福布斯》报道,2007年,美国社会顶端收入最高的400人平均个人收入为344,800,000美元。这400人的总收入超过了社会低端占人口总数50%的美国家庭的收入总和,也就是说,超过了一亿五千万美国人的总收入。2009年,前者的收入总和更超过了社会低端60%的美国家庭收入的总和。 [90] 专门研究收入不平等问题的纽约大学经济学教授爱德华・沃尔夫指出,企业利润和生产力已经增长,而工人们并没有受益。它正在帮助激发已经扩展到全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社会]存在很多愤怒,而且有非常充足的理由。如果全部收入所得去了顶层,那就没有什么剩下来给其余的人。”[91]
其次,资产阶级政府在二线借助税收再度剥夺劳工大众的残余收入,通过财政转移支付将之“再分配”给资本家。美国的“1%”们攫取了自1920年以来美国全部税前收入的更大份额,与此同时,美国政府却将最富的人的收入税率降至历史最低点;同时对工资收入科以高税、对资本收益科以低税,因为最富的那些人的绝大部分收入不是来自工资。[92] 美国收入最高的400人的总收入超过了社会低端一亿五千万美国人的收入总和,但2008年美国国内税务署从这些富人身上收取的收入税仅占全美收入税的1.9%。[93] 身居“1%”目前在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讲授行为经济学的前投资银行家舒恩伯格在《福布斯》发表文章《为什么我应该比拚命干活挣钱的人纳税更少?》,以自身为例,解析美国资产阶级政府借助税收劫贫济富维护资产阶级利益及现存资本主义秩序的政策与制度设计。他和妻子2010年家庭收入的实际(混合)税率是15.9%,“为什么这么低?大部分是因为我们收入的大多数来自投资――股票分红和资本利得――其最高税率为15%。如果我们通过流汗干活挣得同样数额的收入……我们将要缴纳超过总收入三分之一的联邦税,(且不说社保、医保等施加于劳动所得而不施加于资本所得的税项)……毫不奇怪,最富的1%们同其余人之间的[贫富]差距持续增大。政府正在补贴最富有的美国人,使他们更容易地保持富有而使靠工作谋生的美国民众更难加入其行列。”[94]
美国资产阶级,尤其是代表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共和党保守主义右翼,歇斯底里地反对社会主义。他们声称:社会主义养懒人,把财富从勤奋工作的“1%”们的口袋里再分配给懒惰的“99%”们。然而,美国商务部的统计数据、美国政府劫贫济富的税收政策等等,使人明白:美国的“1%”们反对“剥夺剥夺者”的社会主义再分配, 拥护剥夺“99%”们的资本主义再分配。《华盛顿邮报》的意见作家发表评论说:“当你听到再分配这个词时,这不是共和党人想要你考虑的东西。你应该把邪恶的主谋想象为布尔什维克而不是银行家们。你应该把从再分配获益的懒惰的寄生虫们想象为‘穷人’,把被抢劫的、各行业工作职位的创造者们想象为‘富人’――而不是颠倒过来。如果美国人意识到他们已经是共和党式再分配的受害者――窃自穷人给予富人,整个政治气氛也许就变了。我相信这就是为什么‘占领华尔街’抗议打动人心的一个原因。……右派坚持认为:不平等是错误的量尺;辩论收入蛋糕应该如何切分是‘阶级战’而我们该做的反倒是给予私有部门以所要的刺激把蛋糕做得更大。按照保守主义的信条,每人的一块因此就更大――哪怕某些块比其他块增长更快。”[95]
美国资产阶级自我标榜的“挣来的成功”遭到了“占领华尔街”抗议者、进步知识分子和劳工大众的鄙夷和驳斥。互联网上回荡着“99%”们的质问与挑战:“为什么是一亿五千万美国人懒惰而不是四百个美国人贪婪更容易相信?” [96] 合乎逻辑的进一步追问就是:“赚钱超过一千万美元的家庭或个人在2008年所申报的收入中只有19%来自‘工资或薪金’”,凭什么相信四百个美国人比一亿五千万美国人生产了更多的社会产品?凭什么这四百个美国人攫取了比一亿五千万美国人更多的社会财富?麦吉尔大学格若戈斯教授评论说:“诉诸‘挣来的成功’和独立企业 听起来是虚假的,众所周知,额外津贴数百万地付给失败的高管们、对冲基金经理们,而且经济恢复仅使银行获利。当主要的企业正在每月裁减数以千计的工人而高管们却在掠取数以百万计的薪水和额外津贴时,断言一个不受制约的市场是确保一个人努力工作终有回报的唯一机制显得既虚伪又绝望。”[97] 哈佛大学法学教授伊丽莎白・华伦提醒人们,从当代劳动生产的社会性角度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