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晖：危机时代的激进想象力――美国左翼学术的新趋向

近20年来，美国左翼学术力量总体上处于守势的局面没有多大变动。从 20 世纪 90 年代直至21 世纪最初的几年，国际政治格局，尤其是大国间的政治格局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对西方国家政治话语垄断权的外部威胁被削弱，这也带动了其经济话语权地位的进一步提升，加之新技术的普遍运用，推动了发达国家新一轮的经济增长。在此期间，美国国内经济经历了长达 115 个月的连续高速增长，低失业率和低通货膨胀率甚至同时并存。当然，尽管美国经济经历了这轮强劲的增长，但在这种增长的背后，却始终潜藏着一系列严重的威胁。这些威胁既有来自经济领域本身的，比如不断扩大的巨额财政赤字、低储蓄率、过度消费、贸易逆差、负债融资，等等； 也有来自经济领域之外的，比如贫富差距拉大和加剧、社会公正屡受质疑、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的持续，等等。

经济数据的增长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原有的社会矛盾。与此同时，这一时期的新自由主义，不但在美国经济政策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并且遏制了美国左翼学术力量( 包括美国马克思主义) 的发展。但是，随着 2008 年经济危机的全面爆发，情况发生了逆转。左翼学术似乎又进入了新一轮的活跃期，相关著作大量出版，马克思著述中的一些基本判断和马克思主义的一些核心概念再度成为学术研究和讨论的热点。比如： 对于《资本论》的重新解读、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发表 150 周年的相关论文、葛兰西研究的热潮、列宁主义的“复兴”，等等。

“全球左翼论坛( LEFT FORUM) ”是美国最重要的左翼年度学术活动之一，具有左翼学术风向标的性质。自 2007 年以来历届左翼论坛的主题分别是： “锻造激进政治的未来( 2007) ”、“大厦之破裂( 2008) ”、“转折点( 2009) ”、“无法把握的中心，重燃激进想象( 2010) ”、“走向一种团结政治( 2011) ”、“占领制度： 对抗全球资本主义( 2012) ”。上述主题的集中程度以及重心的逐步变化，较为真实地反映了近年来美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主要关注点，同时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种研究的真实处境。

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鲜明特点在于其不但是对现实的批判，而且是对于实践或行动的指导，即不仅具有批判性而且具有策略性。从批判的角度来看，近年美国左翼学术研究的主要关注点在于对全球资本主义危机的总体性判断和总体性剖析，并从这种剖析中引发出对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总体性批判。从行动策略的角度来看，近年美国左翼及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真实处境并不尽如人意，在看似极为利于左翼的历史情势中，左翼运动的战略或策略却大多建立在过于乐观的形势判断上，但这种判断并不能真实反映 2008 年之后美国社会的现实发展趋向，这使得这类策略面临多重质疑，更谈不上落实； 此外，这类策略的最大问题仍然在于，其在理论上不得不依附于其批判的对象，缺乏真正的独立性。在这样一个总体性危机的时代，美国左翼知识分子的“激进想象力”被再度激发，同时又处境尴尬。除了每年召开的“全球左翼论坛”和由《重思马克思主义》杂志主办的两年一次的国际学术大会之外，美国左翼知识分子和马克思主义学者近年出版的著作，以及《每月评论》、《重思马克思主义》、《科学与社会》、《新政治科学》、《批判》、《社会主义和民主》、《激进政治经济学评论》等刊物也较好地反映了近年来美国左翼学术研究的新趋向。

一、从危机的总体性到批判的总体性

2009 年初，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罗伯特・布伦纳( RobertBrenner) 接受了媒体采访，在被问到“当前的危机是否可以像许多媒体和分析人士所指出的那样，被归为金融危机”时，布伦纳回答道： “这些分析人士从他们自己的立场得出结论，把危机归于银行和证市场，尽管这一点可以被理解，但是问题必须被引向更深的层次。”同一年在纽约召开的全球左翼论坛的开幕式主题是“当前的危机： 经济、政治、环境、文化”。这一主题所传达的意图以及布伦纳的上述看法，都在于揭示出这场危机的总体性和根本性： 所谓的危机，不仅仅在于这次金融危机，而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从整体上陷入了一系列政治、经济、文化和生态等严重的危机，以至于这些国家所依托的制度本身，不仅无法满足民众的广泛需求，甚至也无法继续复制其剥削形式，无法再有效地推行其强制性的意识形态霸权。批判的矛头直指资本主义制度本身。

相同的总体性危机意识和对于探寻未来发展道路的迫切要求，在美国左翼学者近年发表的相关论著中，首先表现为对当前危机的全方位的反思和批判。所谓总体性危机，当然就不单纯是经济危机，它本身也并不单纯由经济危机所造成，而是由经济危机所引发，这些危机广泛存在于人类活动的主要领域。

在这些危机中，经济议题当然是最为突出的话题之一。布伦纳在上面提到的那篇采访中指出：如果仅从经济的角度而言，当前这场经济危机，其实是根源于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的全球制造业的产能过剩。产能过剩导致了实体经济的利润率持续下降。而西方发达国家出台的一系列刺激经济的政策却不以解决产能过剩问题为目标，而是仅仅以挽救利润率为目标，甚至不惜以形成金融泡沫的代价来刺激经济增长。这种以维持利润率为唯一目标的经济对于借贷的依赖性不断增强，从而造成了资产价格不断走高，最终酿成今天的危机。

在对于本次经济危机的各类反思中，尤其是来自左翼的反思和批判中，新自由主义成为众口一致的标靶。比如美国巴克内尔大学经济系的埃尔多安・巴基尔( Ergodan Bakir) 教授和美国犹他大学经济系的阿尔・坎贝尔( Al Campbell) 教授合作撰写的题为《新自由主义、利率和积累率》的文章，具体分析了新自由主义与经济运行中的利率要素和积累率要素之间的关系。他们在文中指出，近几十年来，资本主义经济运行体系中的利润率和积累率之间的差距不断扩大，而这与新自由主义政策有着紧密关系。几乎被经济学家们普遍接受的一个观点是，资本主义当下的新自由主义经济结构的投资获利的增长，要低于资本主义在二战后的经济结构的投资获利的增长。这与新自由主义背景下的相关政策取向有关，即不断引导利润从非金融部门向金融部门转移有关，这就导致了用于积累的利润不断减少。而在马克思的体系中，增长与投资是辩证相关的，它们互为因果。另一方面，投资也与利率辩证相关。马克思主义者们以及其他经济学家们认为，利率既是一种资本主义经济健康的关键的决定性因素，同时也是其健康的指示器。

此外，在美国左翼学者看来，这场危机也给人们重新阅读并思考马克思带来了一个机会。比如，美国马萨诸塞阿默斯特大学经济系教授斯蒂芬・雷斯尼克( Stephen Resnick) 和理查德・沃尔夫( Richard Wolff) 共同撰写了从马克思主义角度看待这场经济危机的论文，标题为《经济危机： 一种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在这篇论文中，他们通过对劳动生产率、所获工资、个人债务等问题的分析，揭示出这场危机背后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性病因。并指出，当前采取的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归根到底只是在资本主义体系内部寻求调解。如果不能改变社会阶级结构，就无法真正解决危机。又比如，美国马里斯特学院的安・戴维斯( Ann Davis) ，则从马克思的角度讨论了国家在经济运作中的作用，他的文章题为《马克思与混合经济： 货币、储蓄和国家的角色》。戴维斯分别阐明了关于货币的异端观点； 马克思的货币理论，包括： 作为一般等价物的货币、国家的角色、积蓄； 金融循环； 国家在宏观稳定中的作用； 公共财政； 商品拜物教； 国际性的维度，等等。他得出的结论是： 国家货币可以成为资本主义积累的工具，成为国家权力的投影。尽管有着“自由市场”的修辞和公私区分的规则，但国家的作用在当前的危机中日益突出。

大卫・麦克内利( David McNally) 于 2010 年出版了《全球性暴跌： 危机和抵抗的经济学与政治学》。此书考察了全球性金融崩溃，并且把这种崩溃看作是资本主义在新自由主义阶段的第一次体系性危机。麦克内利认为，这一危机远未结束，并且极有可能引致世界性范围的严重的经济与政治动荡。我们可以在资本主义的那些基本特征之中发现这一危机产生的根源，但是却不能认为资本主义的源泉仅仅在于无管制的金融体系。为此，麦克内利详细描述了新出现的不平等模式和资本积累模式，尤其是在第三世界国家中出现的模式。在他看来，对于这一历史阶段的世界经济的“金融化”的阐明，可以揭示出国际金融市场与债务及掠夺之间的复杂关系。通过对世界各国央行的大规模干预以期阻挡另一次大萧条的举措的分析，作者指出，在避免全面崩溃的同时，这些干预措施却使得穷人和工人阶级民众承担了危机的大量后果： 失业、贫困和不平等状况的持续增长、社会公益计划的消减，等等。

除了经济危机，环境和生态危机也是近年来美国左翼学者们热议的话题。当然，他们在关注环境和生态问题本身的同时，批判的矛头指向了导致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资本主义制度。这种批判的代表是俄勒冈大学的约翰・贝拉米・福斯特( John Bellamy Foster) ，他近年发表了《生态学革命： 与我们的行星言归于好》、《生态裂口： 资本主义对地球的战争》、《财富的悖论： 资本主义与生态结构》、《每个环保主义者都需要对资本主义了解些什么》等一系列论著，探讨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的关系。比如，在《每个环保主义者都需要对资本主义了解些什么》一文中，福斯特指出，资本主义体系从根本上已经无法应付由世界性气候的变动给地球上的生命所带来的威胁。因为这些问题是由一种建立在经济扩张基础之上的经济体系的活动所导致的。这种经济上的扩张，必然要求向外寻找原材料、廉价劳动力和新的市场。当然，有限的自然资源最终会被找到，但是绝大多数的商业行为都是目光短浅，其制定的计划不会超过 10 年。在他看来，所谓的绿色资本主义也必须接受严格的审视，这种模式或理念包括更好的技术、更干净的动力、更广泛的能源措施以及排污权交易安排等。然而，福斯特却并不认为绿色资本主义是上述危机的可行的最终解决方案。在他看来，只要在资本主义体系中，上述方案在应对日益加重的环境问题上最终还是无能为力的，解决问题的唯一方案仍旧是社会主义。

此外，2008 年的世界性饥荒引发的粮食安全问题，引起了大量讨论。《每月评论》2009 年 7―8月合集的主题是“粮食危机”。佛蒙特大学的弗雷德・麦格多夫( Fred Magdoff) 和康奈尔大学的布雷恩・托卡尔( Brain Tokar) 撰写了《处于危机中的农业和粮食》一文，探讨了粮食危机的根源。他们认为，造成粮食价格峰值的原因，包括玉米和大豆转向供应畜牧业，公司对于粮食生产的所有领域进行集中控制，粮食作物转向供应农业燃料生产。转基因生物技术的农作物使得农民越来越依赖于杀虫剂，这引起了小农场主、环保主义者和公共健康倡导者的反对。对于农业造成的最大危害来自自由市场及其意识形态，大公司对粮食生产的控制日益加强，已经使得世界性饥荒的威胁可能性大大加强。康奈尔大学社会学系的菲利普・麦科马克( Philip MaMichael) 撰文分析了历史中的世界性粮食危机； 农业和贸易政策研究所的索菲亚・墨菲( Sophia Murphy) 则强调了农业中的自由贸易的不利影响； 格拉斯哥大学经济地理学教授黛博拉・费伊・布莱森( Deborah Fahy Bryce-son) 谈及了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正在消失的农民和全球粮食危机；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农业生态学教授米格尔・阿尔迪耶( Miguel Altieri) 强调农业生态学与小农场及粮食主权的关系。此外，埃塞克斯大学的朱尔斯・普雷蒂( Jules Pretty) 以《生态农业能够养活九十亿人吗？》为题的论文，讨论了生态农业和建立在工业化原则基础之上的农业体系的发展。他认为，尽管农业领域集约型生产得到发展，但仍旧只能有限地减少饥饿人口。自 1970 年以来，人均粮食消耗已经增长了百分之十七。农业体系必须向可支撑和可持续的方向转变。

当然，除了上述经济危机、生态危机和粮食危机之外，宗教问题、战争问题、种族问题、性别问题、劳工运动问题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