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翰圣：告别“五四”精神

引言

前阵，与"民主、科学"开了点玩笑。考证性别，以为陈独秀的"德赛二先生"中有人女扮男装。语多调侃，不甚严肃1。

在中国近百年的政治斗争中，以"民主和科学"为核心内容的"五四"精神，是位不倒翁。它颇像那幅国父孙中山先生的画像，白色恐怖，它君临衮衮诸公，高悬在党国要员官邸；红色恐怖，它端坐马恩列斯背后，耸立于天安门广场。岁月如流，江山易手。它总遥不可及地，且又令人尊敬地站在地平线上。近百年来，不管国共两党哪家执政，一代代中国青年，都在"五四"精神养育下成长起来。

今天看来，"五四"精神可算作中国早年的一次"改革开放"。中国的改革开放，并不始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而是始于前清季世。那时的"改革开放"，也有 "三个代表"。第一位代表是前清的"洋务运动"。它起于曾国藩的经世之学，中经李鸿章的"艺事为重，义理为轻"，而终结于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一代"改革开放"的共同点，是痛感中国士大夫的"忠信为甲胄，礼义为干橹"，不敌西方列强的"船坚炮利"。用现代话讲，尝到了"落后就要挨打"的滋味。所以，这一代改革开放的重点，是引进西方的"技术"。第二位代表是康有为、梁启超的"戊戌变法"。这次改革开放是受到"甲午海战"刺激，居然败给同为黄种人的日本，失落感无以复加。于是奔走呼号，"公车上书"，开启学生运动之先河。这一次改革开放，借鉴的是西方的"政治"。第三位代表即"五四"精神出生时，中国已经"共和"。"技术"、"政治"都已学过，陈独秀便要请"德赛二先生"，也即"民主和科学"，入住中国。这次改革开放，引进的是西方的"文化"。

"三个代表"轮番登场后，中国一度不再改革开放。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发展成"世界革命中心"。岁月悠悠路迢迢，一直等到邓小平"三起三落"后，中国才又一次改革开放起来。邓氏改革开放后，学界有人重新审视"五四"精神。这中间有两位代表人物。一位是北京的李泽厚先生。据李先生说，"五四"精神是中国的"启蒙运动"， 原本很好。可惜，由于外侮内乱，尤其日本人不讲道理，打进中国。结果"救亡压倒启蒙"，出了点问题2。言下之意，如果天下无事，任由陈独秀等人"启蒙"下去，那就"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另一位代表人物是上海的王元化先生。按王先生说法，"五四"精神的精髓其实不是"民主和科学"，而是如今流行的"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3。这种讲法，有点像当年说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其实不是"继续革命"，而是"实事求是"。"五四"精神不会自己开口说话，毛泽东早已作古，所以只能评说由人。不象马克思，很有先见之明，生前有话在先："我只知道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和对毛泽东思想的评价不同，王元化先生对"五四"精神的反思是真诚的。王先生年轻时在"五四"精神哺育下成长，"五四"无疑是他那一代人的精神初恋。否定"五四"，就等于否定王先生自己走过的道路。正像否定毛泽东思想，就等于否定中国"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集体功勋"一样。王先生晚年如此真诚地反思"五四"，恰恰说明他对"五四"用情至深。然而，犹如一位热恋中的人突然发现情人不贞时一样，王先生选择的不是直面破碎的旧幻想，而是千方百计地代之以美丽的新幻想。

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

笔者不同意李泽厚先生，是因为"五四"精神有其固有的缺陷。就算没有"救亡"，就算日本人不杀进来，"五四"精神这种缺陷照样无法规避。笔者不同意王元化先生，是因为"五四"精神的精髓确确实实就是"民主和科学"。当然，真要"证明"后者，颇费周折。仔细想想，大概有几种办法。一种是"权威法"。这"法"很有中国特色，因为中国学界等级森严。譬如，当今世界，只有中国发明过"博导"这种学衔。这种学衔，为的是表明"博导"高于普通教授，好比北京的处级和尚高于青海的同级道士一样。在中国，系主任又高于"博导"，院长高于系主任，校长高于院长，教育部长高于校长。到了总理，至高无上，垄断全部真理。由此想到，不久前温总理在北大说过："五四"精神就是"民主和科学"4。按"权威法"，不合总理之说，罪当格杀勿论。

另一种是"网络法"。此"法"擅长"搜索引擎"，遇事"百度一下"，而后慷慨陈词，深得愤青好感。遵此法，在网上"搜索"出"五四"精神的定义，乃"爱国、进步、民主、科学"。"民主和科学" 显然排名靠后，贬谪左迁，但毕竟忝陪末座。不像"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完全名落孙山。"民主和科学"所以降级使用，是因为它们容易引发歧义。不像"爱国和进步"，立场坚定，旗帜鲜明，是执政党私产，党拥有世袭解释权。有"爱国和进步"看家，就不怕"民主和科学"造反。凡反动及卖国的"民主和科学"，也在"格杀勿论"之列。追随"愤青"，发现"五四"精神中，不仅确有"民主和科学"，而且发现后者确实躲在马恩列斯背后，活脱一幅孙中山先生的标准像。

再一种是"科学法"。此法顾名思义，便有"五四"精神。加之擅长观察、量化和实证，又合西方主流学潮。譬如，要证明何为"五四"精神，即可做所谓content analysis。通过编码、量化、随机选样等程序，最后堂而皇之得出结论。虽然，多半时候，结论是没有"科学程序"也知道的东西。胡适博士当年"整理国故"，是否也用此法，胡先生文章没读过，不可妄论。但胡先生做学问时，计算机尚未普及。放在如今，或许能用SAS、SPSS、STATA等统计软件，建起模型，做出"回归"，写下诸如Yi = β0 + β1X1i + β2X2i + … + εi等方程。方程越长，希腊字越多，学问通常越好。当然，有时方程过长，作者自己未必了然。但这不要紧，要紧的是读者也不了然。但此法缺点是耗时费力，劳民伤财。除非列入国家"十二•五"规划，拿到"长江学者"奖金等等，做来得不偿失。所以，一般只能忍痛割爱。

其实，就是不用上述诸法，也不难看出"五四"精神中并没有王元化先生所谓的"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五四"精神中具有的是摧毁旧世界的豪情，期盼新时代的渴望，压倒一切反对力量的气势，以及独占全部真理的自信。而这一切，都充分体现在对"民主和科学"自以为是的理解和信仰上。"五四"精神中所没有的，恰恰就是"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

众所周知，近年在中国流行起来的"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这句话，最早出于陈寅恪在王国维自杀后为其题写的碑文里。上世纪二十年代，陈寅恪和王国维同为清华国学研究院里的四大国学导师。在那个年代，用"五四"精神衡量，他俩同属旧营垒中的人物，同为"五四"精神的革命对象5。王国维是在眼看那支与"五四"精神南北呼应的"国民革命军"兵临城下，耳闻南方旧士绅被新时代的暴力肆意凌辱斯文扫地的传说后，投昆明湖自溺的。中国当年那支挥戈北伐的"国民革命军"和"五四"精神的关系，多少有点像拿破仑的军队和法国式民主思想的关系。然而，如果说在欧洲，拿破仑的军队终究会受阻于英国的金钱和俄国的白雪的话，那么，在中国，在那片历来盛行"成则为王败则寇"，"覆巢之下，岂有完卵"的土地上，那支可以说是骑在马上的"五四精神"的北伐军，却注定会一马平川，席卷中国6。"长江后浪推前浪"，昨日之激进，便是今天之保守；今日之革命，终为明天之反动。在"五四"精神鼓舞下，在北伐革命的战火中，在人民大众的喝彩声里，中国终将沿着革命、革命、再"继续革命"的道路越滑越远。王国维在遗书中写道："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不能说他已看到今后在中国即将上演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和"文化革命"，但他预见的大方向却是对的。

王国维的死因，有人说是"殉清"，有人说是"逼债"，陈寅恪独排众议，认为他的死无关"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而是为了他所热爱的文化，不惜以一死表明自己"独立自由"的决心。正是出于这种观点，陈寅恪写下了那段半个世纪后在中国思想界突然流行起来的碑文："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彰。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不是兔死狐悲，不是感同身受，就是陈寅恪也未必写得出这样气贯长虹，一泻千里，几近呼天抢地的碑文。

但是，在陈寅恪和王国维所热爱的文化里，并没有"独立之思想"。在他们的学问本身中，也没有现代意义上的"自由之精神"。无论在王国维的《人间词话》中，还是在陈寅恪的魏晋南北朝研究里，我们都不可能看到亚洲伏尔泰的身影，更看不到中国约翰•穆勒的踪迹。他们两位都不是中国现代化的启蒙者，恰恰相反，他们是中国现代化启蒙运动，也即"五四"运动的对立面。那么，为什么恰恰是中国现代化运动的对立面高举起了"自由"的旗帜？那是因为中国的现代化运动，也即"五四"运动，虽然高喊"民主和科学"，却缺乏"自由"最崇尚的品质：即"我不同意你的意见，但我誓死捍卫你发表意见的权利"这种品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王国维的死，是以最悲壮的形式，向即将登场的新时代暴君发出的抗议。陈寅恪异常敏锐地抓住了这点，他不是说"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彰。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但先生的殊死一搏，先生不惜以一死所表明的心迹，却与天地共存，日月同辉吗？我们今天应该看到，并不是与"五四"精神对立的旧营垒中，真的存在现代意义上的"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而是旧营垒中的人物顽强地和新时代"思想霸主"相抗衡这件事本身，体现了在中国极其难能可贵的"独立自由"精神。这种精神不仅体现在王国维身上，也体现在旧营垒中诸如辜鸿铭、张君劢，梁漱溟等等其他人物身上。和几十年后在"五星红旗"下成长起来，在"文革"中嫌"巴黎公社"不够左，到了"改革开放"年代却又张口闭口"自由契约"的"经济学家"们相比，这批旧派文人，哪怕脑后留着辫子，身上穿着马褂，精神世界却要"自由独立"得多7。

"不容匡正"的新潮

早在"五四"精神刚刚躁动于母腹之中，新文化运动还在酝酿时期的一九一七年，这种新时代"思想霸主"的作风，就已充分体现在那位后来在"五四"运动中最活跃的精神领袖陈独秀身上。在与提倡白话文闻名的胡适的通信中，陈独秀宣称："当以白话文为文学正宗之说，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之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8。当陈独秀写下这段今天读来并不太通顺的白话文时，他不过一介书生。既不手握重兵，更无生杀予夺之权。他讨论的也不过是文学的语言形式问题，但在他开口"不容"，闭口"绝对"的文字里，却已为新时代的暴力准备了最早的思想基础，为日后他参与创建的那个党实行的"无产阶级全面专政"埋下了第一颗种子。

精神领袖"不容他人匡正"的新思想，因为自觉掌握着绝对真理，代表着历史的前进方向，显得义无反顾，一路高歌。这种新潮、绝对、无比自信、目无旁顾的新思想，通过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杂志，源源不断地向外输送。当它接触到在外侮内乱、国仇家恨的漫漫长夜中挣扎彷徨的知识青年时，后者恰如久旱而逢甘露，干柴碰到烈火，不仅群起响应，还要推波助澜，后来居上。这些青年中，就不仅有后来亲国民党的傅斯年、罗家伦，也有后来成为无产阶级"红太阳"的伟大领袖。如果说，"五四"前后，"伟大领袖"限于资历，无缘站到舞台中心聚光灯下的话，那么身为北大学生天之骄子的傅斯年、罗家伦们，却理所当然地当仁不让。他们以《新青年》为榜样，办起了一份《新潮》月刊。在那里，他们的劲头不再限于"文学革命"了。

在"五四"运动前夕一九一九年一月的《新潮》创刊号上，罗家伦写了篇"今日之世界新潮"。他说世界历史每个发展阶段都有自己不可阻挡的潮流。这股潮流在十八世纪是法国大革命，在十九世纪是一八四八年革命，而在本世纪就是俄国十月革命9。罗家伦后来虽然一生反共，但在当时，他列举的三股潮流，却是一场比一场更为激进的革命。当罗家伦写下"今日之世界新潮"时，他才二十二岁。在这个年龄，谈谈"普世价值"，写点"世界潮流，浩浩荡荡"，既可爱，又煽情。能和"世界潮流"攀交情、拜把子，自己大概很被感动。更何况，社会主义思潮当时确实"浩浩荡荡"。就在罗家伦写文章的同一年，在文学界，法国的罗曼•罗兰（Romain Rolland）写过："指南针指着北方，苏联的革命英雄正在重建人类社会和道德"10。稍后，在经济学界，具有深刻政治眼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