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am Kirsch：当心怜悯――汉娜阿伦特与非个人的力量

1999年，一名克罗地亚女作家到海牙参加前南斯拉夫战犯审判。被告里有一个来自波斯尼亚的塞族人，三十多岁，叫Goran Jelisi？。女作家觉得这个人看面相“值得信赖”，“面庞清秀安静，眼睛有神，笑起来让人安心，”让她想起自己女儿的朋友们。在场很多旁听的人都有同感，就连很多穆斯林也纷纷向法院作证说这个叫Jelisi？的人如何帮助一位年老的穆斯林邻居维修他被炮弹震碎的窗户，或者如何帮助另一位穆斯林朋友一家逃离波斯尼亚。但那些七年前就认识Jelisi？的波斯尼亚穆斯林人要讲的故事与此完全不同。那时候，Jelisi？是卢卡监狱的一名看守。按照这些穆斯林人的证词，1992年，Jelisi？在十八天内亲手杀害了一百名囚犯。女作家后来写道，他随机选择犯人，“让犯人跪下，把头放在一块金属的排水格盖子上。然后用装上消音器的手枪，两颗子弹从后脑勺打进去。”他最喜欢这样介绍自己：“希特勒是阿道夫一世，我是二世。”最终，Jelisi？被判四十年徒刑。

这名克罗地亚女作家无论写过多少小说，也无法理解这么变态的心灵吧，何况Jelisi？看上去还那么正常，甚至可以说温文尔雅。她写道：“你越是意识到战犯和普通人之间的距离有多近，你越是感到恐怖。” 换句话说，女作家发现的其实就是汉娜？阿伦特四十年前在耶路撒冷阿道夫？艾希曼审判上总结到的“另人触目惊心、无以言表的平庸之恶。”女作家后来给自己的书起名叫《他们连只苍蝇都不忍杀》，用的是阿伦特对一名典型的纳粹军官的描述，这位军官先生“并不认为自己是杀人犯，因为他并不想杀人，只是在完成自己的工作。要是单讲性情，他连一只苍蝇都不忍心伤害呢。”“平庸之恶”这个概念现在已经非常有名了，我想大概已经没多少人记得阿伦特刚提出它来的时候引发了多大的争议。很多读者拒绝接受这一说法，因为它看上去试图冲淡纳粹的罪恶。其中一位批评者写道：“绝对没有哪个平常人能这么漂亮地干出这么一桩罪大恶极的事。”但即使那些和阿伦特持不同意见的人也不得不承认她对于我们今天理解政治邪恶产生的巨大影响。只要平常人还能够一夜之间变成杀人狂，我们就仍然生活在汉娜？阿伦特的世界里。

阿伦特1975年逝世，享年69岁。如今，她的声誉无论在学界还是普通百姓中间都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不知道阿伦特桑对此作何感想？有关阿伦特的研究，世界各地的学者都一直在做――阿伦特和国际关系，阿伦特和人权，阿伦特和犹太问题。在二十世纪的思想家里很难再找出第二位像阿伦特这样成为人们面对二十一世纪新难题时频繁回顾的精神向导。

然而，对阿伦特感兴趣的可不只政治理论家。过去几年里，最让人津津乐道的与其说是她的作品，不如说是她的生平。2004年，阿伦特与海德格尔之间的书信往来被结集出版，这一事件重新点燃了公众对她私人生活的好奇。对于一位反复强调个人生活不具备政治性的思想家来说，这样的关注肯定会让她非常不高兴。阿伦特曾经嘲笑“深层心理学、心理分析、笔体学都是伪科学”，全不过是“猎奇心使然”。但阿伦特与海德格尔－她的爱人、导师和朋友――之间极度暧昧不明的关系确实具有超出个人范围之外的其他意义，因为它与阿伦特作品中最富争议的部分有关，即她与犹太性和德国性之间复杂纠缠的关系。

对于后人来说，阿伦特的传奇―更准确地说是她的形象―和她的理论一样重要。当然，之所以如此，部分原因是她是政治哲学这个一向被男人主宰的领域内屈指可数的几位女战士之一。不难想象，女权主义者从阿伦特形象里得到的收获最多――尽管阿伦特矢口否认她是一名女权主义者。Julia Kristeva最近写了一本关于阿伦特的书，书里有几页专门讨论阿伦特外貌的变化：从20年代女孩儿似的“小妖精”到50年代自信的知识分子，后来“她身上的女性气质？？有所减退”，脸上凝聚着公共生涯留下的“战斗伤疤。”

Kristeva有关阿伦特“精神上双性气质”的种种想象与人们对康德或海德格尔的关注完全不同。但我们可以将其视为一种标志，看阿伦特如何同时超越又未能达到一个政治理论家的身份。怎么读阿伦特最有效果？如何才能更好地理解她作品的强项和局限性？《汉娜？阿伦特：知识分子传记》的作者 Michelle-Irène Brudny写得到位：“就我来看，把汉娜？阿伦特当成一位政治哲学家或政治理论家读绝对不如把她当成一位最强意义上的作者读来得靠谱。” Kristeva更进一步，她认为阿伦特的文章“与其说是作品，不如说是一次行动。”和同代很多犹太作家一样，阿伦特也试图通过作品以智性的光芒烛照她一生所经历的极度黑暗。但她选择了个人情绪表露最少的类型－哲学和历史学－而不是回忆录甚或诗歌来表达意见，这一事实本身就为我们提供了一条线索，去挖掘那些塑造而且到最后甚至部分扭曲了她作品的巨大心理压力。

非个人因素的力量一直是阿伦特论述的重要主题，而她第一次发现这个主题却是通过她最文学、最不理论的作品，这一点可能并非巧合。这本书叫《 Rahel Varnhagen：一个犹太女人的一生》。这是阿伦特写的第一本书（不算她的博士论文），但完成后过了近二十年才正式出版，而且至今还是阿伦特作品集里的畸零儿。读过《艾希曼在耶路撒冷》、《极权主义的起源》的读者往往喜欢忽略这本印象派风格的人物传记。故事的主人公是十九世纪末柏林文化沙龙的女主人，她的沙龙堪称是当时德国浪漫主义运动的温床之一。但是，如Kristeva所说，Rahel的传记乃是“阿伦特政治思想的实验室”。

阿伦特承认对Rahel Varnhagen的认同和喜爱，称她为“我最亲近的女朋友，可惜早出生了一百年。”两人处境颇为相近，都是极有天赋的犹太女子，都生活在一个对女人和犹太人来说非常严苛的文化环境。 法国大革命期间，Rahel Varnhagen的柏林沙龙里总是高朋满座，她的座上宾包括许多当时普鲁士最著名思想家，哲学家，诗人和文人。但普法战争爆发后，普鲁士国内民族主义情绪抬头，她的朋友纷纷弃她而去，而她出身上流社会的未婚夫也因为她是犹太人而不愿完婚。最后，孑然一身的她忍不住哀叹“在我一生当中，最大的耻辱，也是我所有不幸命运的根源，就是生而为犹太人。”直到快离开人世，她才意识到，犹太身份是 “我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愿放弃的。”

阿伦特20年代末第一次听说Rahel生平时，便既把她视为守护神，也当成一则警醒自己的故事。阿伦特1906年出生，家里和很多德国的犹太家庭一样，一心追求Rahel的文化理想或所谓“教养”。二战期间她满腹心酸地回忆道：“对我们这些德国来的人而言，‘同化’这个词有着深刻的哲学意义。你无法想象我们有多看重它。”和Rahel一样，阿伦特也少年早慧，小时候曾被人戏称为雅典娜。1924年，她进入马堡大学攻读神学和哲学，简直就跟继承自己的文化遗产一样自然容易，尽管她知道这些东西对于一个犹太人来说可能是不太好接受的。她在选修新约研讨班时还固执地警告教授课上“不能出现任何反犹言论。”

但阿伦特无法预料的是，她与哲学的这场遭遇即将变得多么一波三折。和所有勤奋上进的学生一样，她也加入了海德格尔的研修班。海德格尔当时还在写《存在与时间》，但已经是马堡大学公认的麻辣教师。阿伦特后来在海德格尔八十岁生日时忆及这段往事：“除了他的名字以外，其他方面鲜有人知。但这个名字已经传遍整个德国，就像关于一个秘密国王的谣言。”所以，当这位三十五岁的已婚教授开始倾心于她的时候，阿伦特早已做好了回应的准备。

2004年出版的《1925－1927年书信集》对于我们重新认识阿伦特生命中最重要的这一章节起到了重要作用。首先值得注意的是，书信的不完整。阿伦特从一开始就保留了所有海德格尔写给她的信；海德格尔却很少保留阿伦特写的信，早期的更是一封没有。因此，海德格尔的声音充满了整本书信集，一如他的性格和决定主导了两人的关系。其实也不难想见，海德格尔－一位大叔级别的教授，又是欧洲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对待自己的萝莉爱人自然是激情中夹杂着优越感。他有时候会像诗人般爆发，两人初遇不久他写道：“魔鬼找上了我？？这等事之前从来没有过。”但尽管阿伦特的聪慧是吸引海德格尔的重要原因，他对她智力上的野心却持打压态度。海德格尔敦促阿伦特“在学术研究的道路上往后退一步，因为这种孤独只有男人才能够承受，”他希望她把精力放在如何变成“一个能给人带来快乐的女人，一个周围环绕着快乐的女人。”

结果当然可想而知，经过一年的秘密约会和情感对峙，阿伦特离开马堡，前往海德堡，从师卡尔？雅斯贝尔斯，因为后者让她感觉更平等。从信中可以看出这段关系给阿伦特带来的痛苦。在她早年间写给海德格尔的一篇名为《影子》的自传体文章里有这么一段话：“她的感性与脆弱本来一直给人一种难以接近的印象，现在这种排斥气场已经长到夸张的地步。”1929年，阿伦特在火车站偶遇海德格尔，他一时间没有认出她来。阿伦特非常恐慌：“小时候，妈妈曾经跟我玩过这种愚蠢的游戏，把我吓坏了。我读过一篇有关Dwarf Nose的童话，故事主人公的鼻子变得很长很长，最后谁都不认识他了。我妈妈假装我也变成那样了。我仍然清楚地记得当时我多么害怕，我不停地哭：可我是你的女儿，我是你的汉娜呀。――这次的感觉和小时候一模一样。”

但她与海德格尔交往的全部意义要到30年代初才彻底显露。随着魏玛共和国垮台，纳粹暴力增长，阿伦特开始听到各种关于海德格尔同情国家社会主义的传闻。她在这段时间写给海德格尔的信已经佚失，但从海德格尔的回信中可以猜出她的焦虑，信上时期模糊地定在“1932／33年冬。”“令你感到不安的那些谣传纯粹是污蔑”他在信中开门见山地说，接着便王顾左右而言他地解释他如何对待自己的犹太学生和同事。（如果他拒绝担任某个犹太学生的论文导师，那只是因为“我今年冬季学期休假”；而且“在我的帮助下获得经费去罗马的那人就是个犹太人。”）整封信里没有一处否认对纳粹的同情。相反，海德格尔只是安慰阿伦特说，无论发生何事，“都影响不了我与你的关系。”读完这封回信，估计阿伦特对海德格尔1933年加入纳粹党并出任弗莱堡大学校长一事也不会感到太过惊讶。

那时，阿伦特已经逃离了她的出生地。1933年春，希特勒上台后没多久，她便开始秘密为一个犹太复国组织工作，记录新德国的反犹活动。她一度被捕并遭受审问，八天后又被释放。出来后她离开带着母亲从捷克边界连夜逃离德国。虽然她后来把自己的政治觉醒归结到国会纵火案，但很明显，1933年以前，阿伦特就已经对犹太人在德国风雨飘摇的处境越来越警觉。她在德国知识界化身海德格尔身上遭受的私人情感上的侮辱和政治上的背叛，不过让她彻底认清了当年通过研究Rahel Varnhagen生平故事已经得知的教训。

她在对Rahel人生的描述中倾注了从自己亲身经历里带出来的激情和执着。再没有谁比Rahel更相信精神的培育。但在阿伦特看来，她不过是一个可怕幻觉的牺牲品――“对未来没有任何预测的不幸的人。”阿伦特得出的教训是，光有美好的灵魂是不够的，因为“生活最不关心的就是灵魂。”为了活得完整和安全，每个人都需要阿伦特所谓的“具体身份”：某个群体完全的接纳与认可，以及由此获得的社会政治地位。没有了这个“具体身份”，人就会觉得无依无靠，就像她在那封名为“影子”的信件里对自己的描述：“她不属于任何人，任何事，任何地点，永远都不”；所以，Rahel也是一个“流亡者……与世隔绝，脱离了所有人类事务以及全部人类应该享有的权利。”防止落入如此孤独无依的境地成为阿伦特生活和思想的目标。她的政治理论中一大要义也许可以概括为：尔等不可沦入不幸之地。

到1938年她写完《Rhel Varnhagen》时（部分要归功于她的朋友和逃亡同伴瓦尔特？本雅明的支持），阿伦特就已经看出Rahel的悲惨命运预示了欧洲犹太人在政治上的天真幼稚必然会导致他们在纳粹迫害面前毫无还手之力。她后来说自己写这本传记时就意识到“德国犹太文化的末日”（当然，她并没有想到欧洲犹太人身体上的灭绝最终会进行到何等地步）。正如阿伦特对Rahel既同情又批判，她对犹太族群危机的反应也是高度关注中混杂着傲慢的蔑视。

60年代《艾希曼在耶路撒冷》的发表引起了爆炸性的反响，但阿伦特这种责怪受害者的倾向在她战争期间写给《上层建筑》（Aufbau）――纽约的一份德语犹太报纸――的文章中便已有所显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