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超:进步主义改革对美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影响」正文
在社会主义发展史上,令众多学者困惑的一个问题是: 世界上资本主义发展最快的美国,为什么直到今天都没有出现西欧那种大规模的社会主义运动,甚至也没有出现有影响的社会党或工党?这个自桑巴特以来即被简称为“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的问题,是一个至今魅力不减的话题,是一个不同时代、不同领域的学者都无法绕开的问题,而对于关心社会主义发展规律和未来命运的人来说,它尤其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是美国历史上的进步主义时期,也是美国社会主义运动兴起、发展和衰落的关键时期,因此本文重点考察美国这一时期的历史,以进步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关系作为切入点,探讨关于美国社会主义运动衰微的原因。
一、为什么改良成为社会共识?
在美国历史上,从 1890 年至 1920 年这段时间,史学界称为进步主义时期,学者们又常常称其为“大转折的年代”。这一次转变和美国历史上由前资本主义向自由资本主义的转变有很大不同,它不是通过独立战争和内战那样的革命手段,而是通过渐进改革的方式,使经济发展、科技革命和社会急剧转型所带来的社会冲突得到缓解,使资本主义的生命得到延续,并得以迈向一个更高的发展阶段。正是在这一时期,美国社会主义运动达到了历史上的顶点( 1912 年前后) 。为了防止革命情绪的蔓延,进步主义者推动了一系列改革运动。缓解贫富分化,纠正社会不公,维护美国式自由民主,建立一套适应工业文明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的新秩序,成为进步主义者的自觉目标。总体而言,进步主义是一场反对旧秩序的运动,针对内战后不受约束的资本主义经济所产生和激发的诸多社会问题和不公平、不合理现象,美国人试图通过调控资本主义而尽可能消除社会弊病。
在进步主义时期,并不是所有美国人都能算作进步主义者。尽管存在不同阶级和阶层之间的分歧,却仍然形成了某些基本的共识,否则进步主义就不可能拥有日益增多的追随者,更不可能取得众多的改革成果了。这些共识表现为: 首先,当时越来越多的美国人认为,19 世纪末以来的重大社会变化产生了令人不快的、与传统价值相违背的社会问题,几乎所有人都认为必须有所行动,以改变当时乱象丛生的局面。“20 世纪开头几年支持社会改良的人数在人口中所占比例之高,是历史上罕见的”; 其次,所有主张进步的人们都相信公共利益的存在,而公共利益只能经由政府提供,包括地方、州与联邦政府; 第三,大部分进步主义者倾向于通过某种形式或程度上的国家调控对经济生活加以管理,以消除社会弊病。可以说,在这些方面,全社会已经形成了新的共识,其核心就是加强联邦政府的作用。
质言之,进步主义是以社会进步为共同点,进步主义时期美国最终形成的社会共识是改良而不是革命。那么,为什么改良成为社会共识呢? 综合而言,19 世纪晚期到 20 世纪初,美国工人运动的改良主义化与社会发展状况和阶级斗争的新变化密切相关。
第一,生产力的发展表现出极大潜力。由于电力技术在照明和动力方面的应用以及一大批技术发明和创新,工业化迅速大规模推进,新企业赫然出现,城市化进程徐徐展开,通讯设施得到大力发展,钢铁时代猛然到来,铁路里程成倍增长,加上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美国经济充满活力,不断发展。经济的扩张和财富的增加,促进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进步,高等教育也迎来了大发展时期。生产力的巨大发展表明,美国资本主义仍有很强的生命力。
第二,联邦政府对于经济的干预是一个重要的变化。《谢尔曼反托拉斯法》导致许多非法兼并被勒令解散,《克莱顿反托拉斯法》进一步完善了前者,而且使反托拉斯制度化,成为美国政府的长久政策之一。高收入累进所得税的征收,使财产再分配成为可能。政府支持工人有组织地与资方协商的权利,有利于工人的法律获得通过,资本家开始调整剥削的手段。那些财力雄厚的资本家可以拿出自己高额利润中的一部分满足工人的部分经济要求,改进工人的生产条件,提供一些福利设施,对工伤事故提供一定补偿。“福利工厂”计划的逐步推行和制度化,往往能暂时缓解工人的不满情绪。福利措施的受益者主要是熟练工人,而且以工人的忠诚为条件,客观上起到了分裂工人运动、销蚀工人阶级意识的效果。生活水平的渐进提高容易促使工人们产生对资本主义的认同,使其乐于进入现存体制。
第三,阶级结构的变化。这一时期,伴随着老中产阶级的没落,新中产阶级逐步壮大。新的城市中产阶级从 1870 年的 75. 6 万人扩展到 1910年的 560. 9 万人。白领阶层的形成壮大了美国中产阶级的队伍。
第四,地方、州以及联邦各级政府在民主制度方面更趋完善。罗斯福的两届任期中,政府的大多数改革措施集中在反托拉斯和进行铁路立法方面,国会通过了一些保护劳工权益的法律,总统还大力支持自然资源保护运动,联邦政府对经济社会的监管权力和能力都有所加强。在塔夫脱的四年任期中,进步主义措施得到继续推行,政府不仅扩大了监管铁路公司的权力,而且将电话与电报公司也纳入监管范围,州际商业委员会的权力也得到加强和扩大,受到联邦政府制裁的托拉斯数量远远超过罗斯福两届任期内制裁过的托拉斯总数。尽管如此,塔夫脱并未赢得改革的名声,还遭到许多进步主义者的批评。威尔逊继任总统之后,通过了四个宪法修正案,内容包括国会有权征收一切所得税( 1913) 、公民直选参议员( 1913) 、禁酒( 1919) 和妇女选举权( 1920) 。威尔逊政府还建立了联邦储备银行对国家经济进行调控,拨款帮助各州修建高速公路,并开始关注社会福利等。同时期还有一些其他政治改革,包括文官制度改革、公民创制权、候选人的初选等,直接动摇了政治腐败的基础。当进步主义改革发展到顶点时,联邦政府也变得日趋完善和强大。
第五,美国的海外扩张有利于缓解国内压力。从 19 世纪末开始,美国对外的扩张就持续不断。在这个过程中,美军一旦控制某个国家或地区,大多数情况下紧随其后的就是美国资本。这些地方的经济命脉都不同程度地受制于美国。因此,来自海外的收益部分弥补了国内不断下降的利润率。更重要的是,美国企业获得了稳定的生产原料供应地和产品倾销市场。维持这种不平等的秩序,又需要一支大规模的军事力量提供保护,而保持军事存在所需的生产提供了大量就业机会和稳定的收入,美国工人间接地从国家的扩张中得到了好处。
第六,美国军事实力大大增强。经过美西战争,美国一跃而成为世界军事强国。随后又进行了长达四年的美菲战争。实战使美国意识到军事力量的不足与弊端,此后便开始了美国军事史上的管理革命。与此同时,美国在把科学技术转化为军事实力方面,更是走在各国前列。除了多种性能优良的枪炮相继问世,美军开始使用摩托车、汽车,1914 年还建立了正式的飞行部队。新式武器装备投入使用后,美军的战斗力得到极大提高。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时,美国军队的装备比美西战争时期明显更上一层楼,在当时堪称世界一流。
一战中,美军又经受了现代化战争的洗礼与锻炼。这场战争使欧洲列强元气大伤,却使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军事强国,奠定了日后取得世界霸权的坚实基础。可想而知,在这样的国家搞暴力革命简直就是白白送死,遑论革命胜利。总之,一方面通过体制内的调控和合法斗争,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能够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与进步; 另一方面统治阶级在通过海外扩张转移国内压力的同时不断提高军事实力,巩固统治秩序。因此,美国根本不存在发生暴力革命的形势。
二、美国资本主义转危为安的关键
社会共识的形成对处于转型期的美国具有重大意义。有了社会共识,社会才会有凝聚力。这种凝聚力是推动社会取得进步的力量源泉,是不断获得改革成果的坚实基础。全社会有了共识,处于飞速发展和转型时期的国家就有了共同奋斗的发展目标,就能保证社会的基本秩序与稳定,否则只会产生社会动荡和混乱。经过进步主义的洗礼,与 1900 年相比,1920 年的美国社会在许多方面都取得了实质性的社会进步。美国人改变了原来消极的国家观,更普遍地认为政府有责任规范经济,使社会财富为公众利益服务。工人阶级中有相当一部分人的生活得到了改善,对未来的乐观情绪开始滋生,从合法斗争中看到了希望。
19 世纪末的美国面临众多的社会问题和愈演愈烈的阶级冲突,到了 20 世纪初,社会形势非但没有继续恶化,反而转危为安。20 世纪 30 年代之前愈来愈呈现出社会安定的局面,更没有发生人民革命。不仅如此,美国资本主义还增添了活力,生产技术和管理技术都取得了重大进展,20 世纪20 年代被一些学者称为“大繁荣时代 ”,其中原因值得深思。笔者以为,美国社会形势的大转变主要与这一时期的社会控制有很大的关系。试想一下,如果当时美国不是采取灵活的调控措施,而是保持原有的僵化体制,恐怕历史将会选择另外的路径。
事实上,进步主义时期的一切事件并非都是积极变革的组成部分,改革也并非压倒一切的主题。在后世所谓的“进步年代”里,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人生活在贫困之中,大公司老板们残暴地镇压罢工,对黑人的私刑持续不断,即使当时的美国人也很难认为这些事情算得上“进步”。问题在于,美国资产阶级在占据绝对优势的情况下,为何没有一味简单粗暴地镇压而要对工人作出一些让步和妥协? 这并不是因为美国资产阶级天性善良,否则就不会有那么多的暴力冲突。实际上,资本家非不为也,实不能也。随着产业工人不断壮大,工人阶级已经成长为一支强大的社会抗衡力量,工人阶级的不断抗争促使了新劳工政策的形成。一系列的劳工立法表明,工人的一些基本权利已经得到政府的承认。并且,联邦政府也开始主动介入劳资纠纷,政府的干预也逐渐实现了制度化。另外,一系列有关童工、女工、工资与工时、工作条件与事故赔偿等法规的通过,对工人的生存状况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政府的干预、法律方面的限制和劳工抗争意识的增强,使得资本家越来越不可能残酷剥削工人。美国工人生存状况的提高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工作条件有所改善,事故有所减少; 其次,工时有所缩短; 第三,工资有一定增长。
进步主义时期美国政府推行的劳工政策,从实际效果而言,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工人的不满情绪,缓和了劳资对抗的力度。这正是社会控制的第一个作用,即缓和阶级冲突。
社会控制的第二个作用是实现了国家治理结构的渐进转型。进步主义时期的总统西奥多・罗斯福提出“新国家主义”,伍德罗・威尔逊提出“新自由主义”,在垄断行业、社会福利、劳工、金融、交通和环境保护等领域展开政府干预,这些治理实践为 20 世纪 30 年代的“新政”提供了经验和基础。进步主义时期联邦政府的权力得到扩大,总统的权力有所加强,政府机构开始增多,地方政府的地位和权力也呈现上升势头,这都意味着国家职能的变化。同时,公民权利也得到一定程度的扩大。这突出地表现在女性社会地位的提高方面。女性不仅获得了选举权,而且进入了广泛的工作领域,一些女性甚至获得了令男性觊觎的管理职位。这些变化产生了一系列的后果。首先,强化国家机器起到稳定社会秩序的作用,有利于巩固资产阶级的统治。其次,扩大公民权利的作用,比强化国家机器的作用更大一些。资产阶级国家扩大政治民主这件事本身,就剥夺了人民群众进行独立的政治斗争的意志。
更重要的是,政治机构和行政事务的改革使得各级政府变得更加负责和有效率,相对减少了政府官员和工商界互相勾结的可能性。滋生腐败的条件受到抑制,大公司的为所欲为有所收敛,从而削弱了产生社会不公和民众不满的一个重要源头。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政府短暂实施的命令经济,不但扩大了政府的规模,而且永久性地拓展了它的作用领域,这种现象后来被罗伯特・希格斯称为棘轮效应。
社会控制的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作用是为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开拓新空间。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必然拉大贫富差距,导致劳动人民的贫困。大众的贫困意味着购买力降低,于是造成周期性经济危机,对社会生产造成极大破坏。并且,民众对于不平等的忍耐超过一定限度,往往会引发社会危机,产生剧烈动荡,甚至彻底破坏原有社会秩序。如果这种过程周而复始,就会造成社会生产力停滞。而社会控制恰恰反其道而行之,在收入和财富分配上对弱势一方给予补偿,损有余以补不足。劳工福利政策、社会正义运动和国家治理结构的转型在实质上增强了弱势群体的博弈能力,划定了压迫与剥削的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