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克尔・哈特 秦兰：概念的革命与革命的概念

摘要：2010年，迈克尔・哈特和安东尼奥・内格里合著的《帝国》三部曲――《帝国》、《大众》和《共同体》――正式出版。哈特试图通过赋予诸如“民主”、“共产主义”等旧有的政治概念以新的含义，通过把“爱”、“穷人”等概念提高到政治学的高度，来探索一种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外的另类政治形式：在“帝国”时代，建立在“共同体”之上的“大众”的民主政治。本访谈围绕这一政治实验，就成书的经过、作者的合作、概念的更新、左翼知识分子理论的合法性和有效性、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使命等问题展开了讨论。

关键词：概念；革命左翼；当代马克思主义；《帝国》三部曲

一、《帝国》三部曲和概念的更新

秦兰：您的《帝国》三部曲包括《帝国》（Empire）、《大众》（Multitude）和《共同体》（Commonwealth），这三本书的侧重点各是什么？它们之间有没有什么逻辑关系？在写作过程中，您的思路有没有发生过显著的变化？

哈特：我也不确定我是否知道这一问题的答案，或许其他人才是回答这个问题的更好人选。或许从某种意义上说，德勒兹对我们的第一本书更重要，而福柯对我们的第三本书更重要，例如有关自由的问题等等。我们的写作在更大程度上是由我们对自己的质疑和不满激发的。我们一完成《帝国》就开始批判它，当然，这种批判并不意味着说《帝国》是错的，而是说我们并没有真正理解书中所用的一些术语，我们在书中发起了关于某些概念的探讨，但是我们的工作虎头蛇尾。我们对彼此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很多都是与这些术语和概念相关的。例如，当我们完成《帝国》时，我们发现我们虽然在使用“大众”（Multitude）这一概念，却不清楚我们用“大众”到底来指什么，“大众”究竟有什么手段和方法，来躲过权力世界的搜捕。还有，我们使用了非物质劳动（immaterial labor）这一概念，但是我们不确定到底是否真的有这样一种劳动，它究竟是欧美的特例，还是可以同样适用于那些处于从属地位的国家（subordinate countries）。这些问题给我们的下一本书列出了提纲。听起来书的写作好像是杂乱无章的。是的，如果我们足够聪明，我们会事先绘制出未来的图景。但是，书的写作过程的确是由我们对自己持续不断的不满和发问引发的。

或许，在某些情况下，世界上发生的事情也会对我们产生影响。例如，我们在写《大众》的时候，不仅正巧发生了“9・11”事件，也发生了美国的反恐战争，发生了美国对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入侵。因此我们必须在书中探讨战争：战争在今天有什么变化？战争意味着什么？

秦兰：我们是否可以认为，您写第二本书是为了回答第一本书给您留下的问题，同时也是为了回应这个世界正在发生的事情？

哈特：我们是这样认为的。同理，我们的第三本书是为了回答第二本书中的问题。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停下来的原因，不然，按照这一趋势，我们会一直写下去。

秦兰：显而易见，这三部曲的主题是政治，是在政治领域中进行集体创造的计划。但是您在书中再三重申这是一本哲学著作，一本有关概念和概念发明的书。那么，发明概念和政治行动之间有什么关系？或者说，在这里除了马克思主义的老话题：理论和实践，您有什么新的见解？

哈特：我认为，我们的政治概念已经被严重污染了。今天，我们的重要使命之一就是重新思考这些词汇表中的核心概念，例如民主和自由、共产主义。在很多情况下，它们正好走向我认为它们应该表达的意思的反面，或者它们曾经表达的意思的反面。例如，在我的理解中，共产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它最终要通向国家的消亡和民主秩序的建立。但是今天，当我们使用共产主义这一概念时，我们指的却是国家对社会的极权统治，它恰恰是我认为共产主义应该表达的意思的反面。同样的，我们今天使用民主这一概念，指的不仅仅是定期选举和司法独立，它经常也意味着对美国外交政策的跟风，或者其他诸如此类的屈从。在这种语境下，它也恰恰是我所认为的民主的反面。我们或者放弃这些概念，或者发明新的概念，或者与这些概念做斗争。有时候，我尝试发明新概念，但是人们总是反感这一行为，并且发明新概念的行为有其局限，所以我认为，与已有概念的意义做斗争，或许是更加有力量的选择。

这就是为什么我会说，我们的工作并不直接就是政治性的，也并不直接就是哲学性的。我会说，它是一种斗争，一种争夺政治词汇表中那些核心概念的斗争。我不认为这是理论和实践之间的一种新关系，或者说，我所谈论的这种理论化过程，在大学里和在政治运动中占据着同样重要的位置。我不觉得大学里的学术工作和在大街上的政治运动之间有什么真正的界限。这里的问题不是理论和实践的关系，而是发生在两个不同层面的理论化行为。大学和大街在这里相遇了，它们携手完成这项工作，一种重要的理论化行为就这样发生在政治运动中。

10年前的全球化抵抗运动就是这样一个例证。运动参与者绘制的全球化图景，和我与内格里在《帝国》中提出的非常相似。这并不意味着他们跟从我们或者我们复制他们，而是我们处理着类似的问题。我们认为“美帝国主义”这一概念不能再让我们充分理解今天的全球秩序，而那些抵抗者也这样想，如果美国和白宫真的能胜任万能控制，那么他们只要在白宫门前示威就好了。但事实上，他们这周对世界贸易组织表示抗议，下周对世界银行表示不满，再下周目标又转移到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似乎他们反抗的是一张权力的网络，他们正是在对这张网进行审视，而这恰恰是我和内格里做的事情。这里他们投身的不仅仅是实践运动，也是理论调查，不过理论调查是在实践运动中展开并完成的，它不能与实践分离，它恰恰存在于实践之中。

秦兰：您是否认为理论和实践是相互包含的呢？

哈特：是的，我不会说它们是一回事，但是在此类政治运动中，它们是很难分开的。

秦兰：您刚才讲到，我们的政治术语已经被污染了。当您判断某个东西被污染了，或者说它应该是什么样子时，您有一套价值系统作为评判标准吗？

哈特：我想最终它是我的政治“欲望”，我会说这不仅仅是我个人的政治“欲望”，也是我从左翼著作中读出的“欲望”。左翼――不管是美国还是其他地方的左翼――如今没有找到一些合适的概念能够让他们去追求和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民主就是这样的例子，我认为民主完全能够充当左翼思想的核心范畴，但现实并非如此，今天它表达完全不同的东西。

所以有时候，我会说我的评判标准是概念曾经表达的意思，例如民主曾经意味着什么，自由曾经意味着什么。但是，这仅仅是一种修辞上的策略，它不过是为了让人们意识到，尽管今天的记者把“共产主义”当作“控制”的代名词，但是对于马克思――甚至对于列宁和毛泽东――而言，共产主义意味着完全不一样的东西。翻出这些“曾经所是”，不只是为了松动人们对概念的常规理解，而且是为了让人们看到，这些概念可以有其他含义。?

换言之，政治概念是政治斗争的产物。从某种意义上说，斗争的失败导致概念的衰败。为什么自由和民主对我们不再是有用的概念？那是因为我们失掉了这些概念的战场。我不是说只有政治斗争发生，而是说同样并行的还有在知识领域争夺这些概念的斗争。

秦兰：我们刚才谈到概念的发明。德勒兹在《什么是哲学》中有这样一个说法：哲学就是发明概念。但是德勒兹的策略是发明新的词汇，诸如精神分裂分析、无器官的身体等等。那么，为何您的策略是更新旧的词汇？您不觉得有时更新旧术语比发明新词汇惹来的麻烦更多，遭遇的误解也更多？

哈特：你的这个问题以某种方式回答了你前一个问题，即为什么我们的书是哲学性的。如果我们能够以发明概念来理解什么是哲学，那么我们做的确实是哲学工作――如果它的确发明了什么概念。发明和再发明概念，是我们重要的政治使命。

我理解你所说的重新界定现有概念的困难。但是如果我们遗弃它们，我们也同样放弃了很多优势。我们谈到的许多概念――例如无产阶级、阶级斗争、工人阶级、劳动等――自身就携带着一部鲜活的历史，一部胜与败的历史，一部人的斗争史。如今，我们依旧认为这些概念是重要的，我们尽力使它们获得新生。以这种方式，我们在某种意义上挽回了历史。而发明新词汇――例如生命政治、精神分裂分析等等――自有其危险和局限：它们缺乏历史――昨日的斗争史。

秦兰：是否可以认为，复活这些承担着历史的概念，可以让我们从一个新的视角观察历史？

哈特：是的，同时也让我们自己成为那段历史的一部分，而不是转身视而不见。尤其是对于共产主义这一概念，你是承认与它的联系，还是断绝与它的联系，这对于我是一个重要的判断依据。

秦兰：您要发明概念就要赋予概念新的含义。例如，您提出国家暴力机器之外的法的概念，提出不以有机体（Organ）的组织形式为范式的机构（Organization）概念，还有无代表的民主（democracy without representation）、无身份的抵抗（resistance without identity）、无主权的治理（governmentality without sovereignty）或者无超验性的主权（sovereignty without transcendence）概念。您是否认为，这些“概念政治”很难被应用到真正的政治实践中来，很难落实？但是，政治归根结底总是要回归实践的。比如，我们今天如何绕过代议制实现民主？

哈特：这里有三种情况。我想首先我们可以从部分现实主义或实用主义出发。无代表的民主――我更愿意称它为参与式民主（participatory democracy），或者平等和自由的民主――是真实的。我们应该承认，人们正在以某种不完全的方式实践着这种民主，有时在某些小团体内，有时在某些社会运动中，有时在特定背景下。如果我们能够看到它在小范围内的可行性，我们就能够想象它在大范围内被落实的情景，并为此努力。

其次，我们应该看到，我们提到的以上某些概念已经实现了，虽然是由统治性的力量付诸实践的。而我们要做的是努力构想出它的另一种可能性。例如，我们所说的没有主权的治理已经在全球范围的很多层面发生。需要澄清的是，这并不意味着民族国家或者国家主权就不重要了，而是说，一种不受国家限制的治理模式业已形成，它甚至已经创造出自己的跨国法律体系和贸易体系。换言之，全球资本已经实现了无主权的治理，今天，我们识别出这种治理实践，是为了能够构想出一种反资本主义的治理，一种自由和民主的力量。

还有最后一种情况，它看起来的确是不可能实现的。但是对这种“不可能”的想象却是至关重要的。曾经有很多政治理想在初期都被认为是天方夜谭，但是在并不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它们就证明了自身的可行性。或许，我们那时会把它们当中的某一些称作乌托邦思想吧。同样，总体上左翼思想的一个核心元素，就是对所谓的“不可能”的构想。我虽然和你同样有实用主义要求，渴望将概念落实，但是必须留有这样一个空间，这样一个对“不可能”发出要求的空间，用一个口号来说，就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Demanding the Impossible”）。

秦兰：除了这些政治术语，您似乎也更新了其他一些概念，例如幸福（Happiness）、爱（Love）、穷人（the Poor）。您把它们置于政治语境中，在政治话语中使用它们，把它们变成政治概念。但是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这些概念过于私人化，过于感性，似乎很难用来讨论严肃的公共政治话题或是参与到政治的权力游戏中来。

哈特：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概念打破了公共和私人的界限。在欧洲政治史的某一时期，爱和幸福都是核心政治概念。在18世纪的法国，幸福就是一个政治概念，在政治语境中使用“幸福”是合情合理的，例如“公共幸福”（Public Happiness）。公共幸福不同于私人幸福，它意味着一个好的政府，一个民主的政府；公共幸福也是幸福，但是它离不开体制的支撑，正是这样的体制结构保证了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繁荣。我不知道，在中国的传统政治词汇表中是否也有类似的概念，它意味着一种共同的社会结构，在这样的社会中，我们共同发展，力量得到共同提升。

但是，幸福只在很短的一段时期履行了其政治职能，表达着公共幸福。18世纪以来的英语和法语世界中，幸福被私人化了，它用来指个人幸福，你的或我的幸福。托马斯・杰斐逊起草的《独立宣言》最脍炙人口的开篇四句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