丸山真男：当代世界中的政治与人

I

“（现在）是什么时间/时代？”这个问题在卓别林的《大独裁者》(Th eDictator)中被问了两次。第一次是在受伤的官员舒尔茨和救他的人，炮兵卓别林在一架飞机上逃跑的时候；舒尔茨对卓别林提出了这个问题。在那个时候飞机正在倒飞，但他们两个都没有意识到这个事实，因为他们在云层之上。当卓别林把手伸进口袋看表的时候，他在表砰的以下在他面前直飞下去的时候大吃一惊。第二次是在犹太隔都的暴力（冲突）爆发之后；一个被安娜用煎锅打昏的纳粹冲锋队员在恢复意识之后立刻提出了这个问题。

在第一次我仅仅是大笑，但第二次我感觉有点困惑。这是一个如此常见的表达以至于人们几乎不会认为在同一部电影中两次听到“（现在）是什么时间/时代？”是奇怪的。但在我在联系这个问题被提出的语境的情况下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以及，当我思考这个事实，即这部电影的全部戏剧的内容都是建立在理发师的时间意识的丧失的基础上的时候，我感到它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问题。稍后我读了两三篇批评家写的关于这部电影的评论，但看起来没有人论及这个独特的表达。这个事实，即我在第二次听到“（现在）是什么时间（时代）？”的时候感到困惑，可能是就一个知识分子而言的过度的敏感。但这（即这篇文章）不是为《大独裁者》撰写一个负责的导论或评论的地方。这里请允许我擅自把时间思虑为更宽的一段，而不是如此之多的小时和如此之多的分钟。这里的问题难道不是时代或年代感，就像在《摩登时代》(Modern Times)和更早的《淘金热》(Gold Rush)中那样么？

从这个角度来看，卓别林似乎一直在他的电影中问这个问题，即这个摩登/现代的年代是何种年代；而他的答案也是同样一个简单的答案：这是一个颠倒的时代。为什么他说这个时代是颠倒的？那是因为事物已经超越了这样的情景，在这个情景中一些事件会偶然地在这里和那里滋生，扰乱事件的正常过程，或者说，在这个情景中，人们的观察和价值判断暂时地迷失了方向。这是一个这样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中，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本身已经变得从根本上颠倒过来了，在这个时代中，这样的反转已经在社会中机制化了。《摩登时代》著名的开场，在那里一群上班的劳工被吞进工厂的图景碟上了另一幅图景，即一群被领进围栏的羊的图景――这就是那机制化了的反转的一个迹象。这里卓别林喜剧地处理的，不仅仅是人与机器在劳动过程中的反转――对此马克思在一百年前已经给出了他经典的定义――更是这样一种以比任何十九世纪的预言家的想象更大得多得多得多得多的深度与广度渗透现代生活的人的自我-异化的情况――要证明这点，只要指出由技术引起的深蕴心理学(depthpsychology)的发展和运作就足够了。

甚至在吃饭，这人最基本，最自然的食欲中，通过为效率而进行的对效率的崇拜，我们也被剥夺了选择的自由（《摩登时代》）。不，我们已经超越了那个被“剥夺”我们选择的自由的阶段而到了这样的阶段，即这种“选择的自由”――从我们购买的商品到我们选择的领导人――本身也是由宣传和广告制造出来的阶段了。甚至娱乐和体育――我们曾经委婉地称之为休养(re-creation，再-创造)――也变成了巨大的企业，为吸引大众而标准化了。在辛克尔(Hynkel)的狮子的咆哮声中全部举起右手的那群人（《大独裁者》）和在大屏幕前一起点头的观看者（《纽约的皇帝》[The Emperor of NewYork]）都是一丘之貉（同源的动物）。性，也颠倒了；男人用女性的声音说话而女人则以低沉的声音回答（《纽约的皇帝》）。在现代世界中，“生产”指的不是对各种价值的制造(manufacture)，而是表演。二十世纪的独裁者们，带着科学与深化的珠宝的装饰，是现代世界中最大的“生产者”，而政治权力的转移对权力来说不过是这种现代文明中的目的与手段的倒转的顶点罢了。以眼还眼，以表演还表演！因此共同的理发师卓别林，通过他对巧夺天工的对“奥地利”的占领的政治“生产”的反转的使用，华丽地实现了他对独裁者的复仇。

但“（现在）是什么时间/时代？”这个问题就其象征意义而言并不是为揭示现实的情景，即现代世界是颠倒的而提出的。在飞机上的那个特别的场景中，重要的提示是在颠倒的世界中的人并没有意识到它是颠倒的。对智识和五感在颠倒的世界中被封闭的人――对他来说颠倒的意象已经变得正常――来说，正常（常态）看起来，相反，倒是颠倒的了。在这样一个世界中，荒谬取代了尝试，而理智则被当做了疯狂；表确实从表袋掉出来（在空中）左右摇摆，而水也确实从饭盒顶端倒泄出来！这是在没有意识到在他失去意识的这段时间里这个世界已经根本改变了的理发师回家后等待他的命运。因为他没有意识到这点，他也就以一种非常正常的方式，依据通常的常识的授意而行动。有人在一个犹太人开的商店的窗子上写上“犹太人”这个词看起来就是不必要地粗鲁的，所以他相当自然地在一个纳粹冲锋队员的面前把这个词擦掉了。而由于城镇里的帮派正在辱骂一群无辜的镇民和他们的妻子，他也由之而感到一种正当的义愤感，并试图阻止他们。因为从纳粹冲锋队员穿的制服推断他是一个警察，他也就自然地要求他和他一起来制止这些捣乱分子。他的判断和行动都是十足正常的；但在这个世界中，那些行动中的每一个都是令人难以置信地鲁莽的，或者说，要求不同寻常的勇气――它们，不管怎么说，是极不自然的。

这种反常，在博格森哲学的意义上――我们与理发师的世界，这里就是隔都，并无同情――引起了我们的喜剧感，而作为彻底中立的观众我们能够以“纯粹的智性”来切入它。正是因为这种正常的反转展示了一种对自然流动的抵抗我们才愿意把它当作一个喜剧的主题来对待。角色的反转，也是有趣的因为什么与什么互换这点客观来说是自明的。但《大独裁者》中的反转要远比它第一眼看上去的那样要复杂得多。如果我们把在那个时候在那个社会中的常态当作“既定”来接受的话，那么理发师的行动当然是颠倒的；但如果你在一个“颠倒的世界中”不把看起来正常的东西看作当然之物的话，那么，事实上颠倒的，就是托马尼亚(Tomania)本身了，而只有理发师和他周围的那一小群人才是正常的。我们从哪个“正常”的立场出发，对哪个“颠倒”发笑？正因为在《大独裁者》和《莫风时代》中我们的正常感的分裂的问题得到了生动的呈现，我们才会感到我们自己被挤压、被夹在一种喜剧的感觉和一种痛苦的感觉之间。

从我们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享受的休闲时代和“富足社会”的角度来看，这种显然的，理智与疯狂的颠倒看起来就好像是出自关于托马尼亚的一场噩梦的场景――不，让我们离开卓别林吧――一个出自关于顶点时期的轴心法西斯主义的噩梦的场景。“我们生活其中的世界不同了。让我们对那种心智态度说再见吧，那里，我们对一切的回应都和我们与三十年代的关联相关。”这种话全世界都听得到，而且是经常听得到，不仅仅在日本。如今，在数年之中“意识形态的终结”的叫喊在西方知识圈已得到了反响，稍后在这篇论文中我还会回到这点。但是我们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就真的重新把握到我们政治共同体中的常识了么？甚至在英格兰，通常被认为是政治成熟之源的国度，理智与疯狂之间的区分有这么牢固的根基么？从新闻报道里我们可以知道，在英国以CND为核心的单边核裁军运动，已经发展到了一场规模史无前例涉及租借岛屿以充当美国北极星潜水艇基地问题的抗议运动。示威者们从他们在特拉法加广场的聚会场所游行到外交部静坐示威，在那里数百人遭到了拘捕。尽管已经八十岁了，伯特兰•罗素，从头到尾领导者游行，在冰冷的人行横道上采取了加入静坐示威的“不正常的”行动。关于这次游行这位著名的哲学家有话说：“打个比方，一个理应是自由报刊中最自由的报刊的劳工记者写了一篇文章来谈论作为‘理性的声音’的对单边主义的反对。我写了一封新作为回复，认为，相反，理智在单边主义者那边而歇斯底里在他们的对手那边。这家报纸拒绝刊登我的文章。其他的单边主义者也有过类似的经历。”[1]因此，在罗素看来，支持单边核裁军的论证已经传到了被表现为疯癫的大多数英国人耳中；否则甚至在言论自由的祖国这样的声音也是不容许被听到的。

在美国，涉及广岛核弹的克劳德•伊特里(Claude Eatherly)，因他出于罪感的反核武活动而被当局当作疯子来对待；他在一个精神病医生的证词下被放进了精神病院。根据罗素勋爵，伊特里解释他动机的所有陈述都是完全理智的；且至少，杜鲁门，实际上应该负责的，自始至终一直为投弹之合法性辩护的人，要更疯狂得多得多得多得多。罗素在他特有的诡辩的标签的掩盖下抒发了他的愤怒：“在我们混天倒地的世界里那些掌握全人类生杀大权的人能够说服各国几乎所有人――这些人在正常状态下享受着出版和宣传的自由――任何人为保护人的生命是一件有价值的事情的人都必然是疯狂的。我不会为这点而感到惊奇，即我最后的虽有有可能是在疯人院里渡过的――在那里我将享受所有那些有能力感受人类情感的人的陪伴。”[2]尽管有像罗素勋爵说的那些话那样的陈述，如下的言论还是被“智性的”人民们认为是“现实主义的”讨论：“而且，他们在CBW中看到的巨大的优势，在于它将在不摧毁大城市和工业设施的同时找出并杀死人。”[3]

II

我们都很熟悉纳粹的权力结构――划一化(Gleichschaltung)――和严厉的压迫和暴力，以及像网一样遍及整个国家的秘密警察网络，和公民间的令人窒息的监控机制，以及监狱集中营中数不胜数的，残忍到令人难以置信的行为；我们都很熟悉所有这一切，熟悉到恶心的程度。然而在我们在书中，在新闻报纸中，在电影中看到和听到所有这一切之后，同样的问题会都不可避免地涌上心头。德国人民，至少不是狂热党员的那部分比重更大的人，怎么能在纳粹的统治下生活了十二年之久呢？他们怎么能接受这些行为，这些如此没有人性，在那个统治之下一个接一个出现的行为呢？“我们不知道在像奥斯维辛和贝尔森那样的地方实际上发生了什么。在战争结束的时候得知我们的同胞做出这样的事情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震惊。”数不清的德国人作出了这样的陈述，而这些陈述并不必然就是就他们立场而言的借口或辩护。实际上在纳粹统治下发生了许多他们直到战后才知道的事情，就像大多数日本人在战争结束之前并不知道皇军在占领区的那些行为，至少不知道那些行为的程度和范围那样。

但同时，德国公民也应当在街道上观察到或通过新闻报道了解到许多的事件；封锁划一化道路的障碍和反对很难与为军国主义的日本所创造的“日本大政翼赞会(Imperial Rule Assistance Association)”相提并论。人们只要通过思考那些障碍中的一小部分就可以推知戈培尔的宣传组织和赫斯的恐怖机制所面临的问题之大了：犹太人在政治、经济、教育和文化中的地位和角色；马克思社会主义和有组织的劳工运动的有就传统；基督教化，特别是已经经历文化奋斗(Kultur Kampf)的天主教的僧侣统治集团的存在；在“土地”与当地自主性的遗产之间强大的对抗。这些，为为什么说那个（拥有）“不可抗拒之力/蒸汽压路机”的组织在滚过土地时发出的恐怖的咆哮，和试图逃离它的大众发出的尖叫，以及那些被碾压的人的哭喊本应在某个时候传到一般公众耳中提供了更多的理由。尽管他们仍然保持沉默。他们被恐惧压倒了么？可能一个月或两个月，担任怎么能在十多年里，一直持续生活在恐惧和战栗之中呢？那是宣传的功效么？当然，那很重要；但无论纳粹政治化德国生活的方方面面的要求多么成功，这也是难以置信的，即具有普通职业的普通公民的生活和情感会政治化到和穿制服的党卫军同样的程度。自然，他们作为个体并没有像纳粹党员那样思考也不具备他们的性格特征；只是他们生活其中的那个世界变成纳粹的了。而他们继续调整以适应那个世界中的变化。

人们通常会持这样的观念，即纳粹革命的迅速与其他国家――不仅是日本，还有法西斯的母国意大利――法西斯化过程的缓慢构成了鲜明的对照。然而，如果我们过度强调这个对比并说纳粹革命是在希特勒上台后一蹴而就的话，那么我们就可能是在使历史简单化了。这样的观点，和反过来说，当我们推理纳粹主义的先决条件在魏玛共和国时期就得到了完全的发展，并因此而否定1933年的质的变化时（的看法）一样，都是对历史的简单化。从外边看起来是一系列戏剧化的打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