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正中：民主・专制・人性

（一）引言

民主、专制、人性三者性质不同，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人性与民主与专制既统一，又对立。人性是主帅，人性善时，可能与民主统一，与专制对立；人性恶时，可能与民主对立，与专制统一。唯有民主与专制只有对立性，没有统一性。至于在民主制下，由于人的认知失误，造成专制的事，那也仅仅是偶然的现象，不是本质反映。如果因认知错误，或因利益所致，民主制下的专制现象长期存在，那么，这种“民主制度”就变异了、消灭了，已不是民主制度，而是专制制度了。本文试从这三个方面作些探讨，并对当前某些看法提出质疑。希望得到方家指正，不吝赐教。

（二）民主、专制、人性三者关系

近二年来，思想学术界关于民主与专制，立宪与共和，已有不少人著文论及。观点不尽相同，却皆持论有据。从历史到现实，从理论到实践，旁征博引，众说纷纭。学说园地呈现出一片争鸣春色。《炎黄春秋》发表的邵建、周拓、施京吾等先生的文章，谈到一些关键问题，虽也不无道理，但笔者读后总的感觉是他们未能从苏格拉底的“认识你自己”这句话中的人的因素剖析根源。比较起来，许良英、王来棣、胡湘等人的阐述，接近人性的本义。

我们先来谈一点专制、民主与人性的关系。儒家学说是倡导人性善的。他们宣扬王道反对霸道，但春秋时代各国诸侯很少有人相信他们的哲理。毫无疑问王道比霸道好。专制极权的统治者到底能不能实行王道呢？一篇文章说：“专制统治者是选择儒学中那些对其有利的观念‘为我所用’，不可能真正接受和实行儒家政治主张。专制极权与儒家的‘王道仁政’根本是不同道的。”（注1）是的，专制统治者的确利用儒学作幌子，外儒内法。但人除有性恶的一面，也有性善的一面，君主帝王是人，他们中少数人也可能有善性，实行仁政。说专制体制下没有明君和好人是偏执的。当人的善性起着主导作用时，儒家的王道仁政与专制极权可以临时妥协。中国历史上已有先例：秦皇汉武好大喜功，不恤民苦，连年征战，民不聊生，是一种暴君恶君的表现；而文景之治、贞观之治能使人民生活相对安定，社会风习相对和谐，政令措施相对开明，亦是好事。汉文帝刘恒曾经明令废除法律中的“诽谤罪”和“妖言罪”，认为此等罪名限制了人的自由，使群众不敢畅所欲言，妨碍吸纳贤良人才（注2）；唐太宗以隋炀帝短命王朝不喜进谏，大搞封口术为鉴，尽量创造臣民谏言的良好氛围，以至魏征可以直言面刺上过。“贞观时代的三品官入奏，必使谏官、史官随之，有失则匡正，美恶必记之。”（注3）明君的作为和德政，该肯定的还是要肯定。然而，孟德斯鸠说：“君主的善行和法律同样有益于自由。君主和法律一样，可以使兽变成人，使人变成兽。如他喜爱自由性格的话，则普天之下的人都将成为他的臣民；如果他喜爱卑鄙性格的话，则天下人都将成为他的奴隶。”（注4）问题的要害是专制极权的好处太多。帝王们做点好事，并不表明他们会放弃权力，会放弃骄奢淫逸豪华无度的享受。人性是个变数，而恶易善难。当帝王们的善恶人性发生错位时，情况就会完全改变，百姓就会遭殃。所以，对人民大众来说，他们缺乏的是制度的保障，他们没有权，他们依靠的仅仅是施舍。

在权力面前，谁也不肯轻易后退。但，当时代变化，历史条件不同时，统治者的人性表现也会波动不定，良莠不一。权力者能够以人的善性战胜恶性，尤为可贵。苏联时代，从斯大林到勃列日涅夫，专制极权统治了五六十年。到了戈尔巴乔夫手里，因为良知与责任心的驱使，他开始了新思维的政治改革。我们要歌颂人性的善良。如果因循守旧，快乐逍遥，戈尔巴乔夫完全可以不做这些事。但他所经历的一切，所看到的一切，让他不能不为国家和人民的前途考虑，不能不为过去的错误和灾难感到痛心寒心。戈尔巴乔夫说：“我担任苏共总书记时，我拥有的权力可以和专制帝王相媲美……。我可以不改革。制度本身还具有稳定性，再维持几十年是可能的。”（注5）正如一位评论家所写：“戈尔巴乔夫登上权力顶峰时才五十四岁，只要他紧握权力不放，拒绝政治改革，利用垄断的媒体把自己打扮成英明领袖，镇压一切反抗，甚至能一直干到死为止。”这就是戈氏人性与斯大林、勃列日涅夫人性的不同，却与邓小平的人性相同。（我曾设想，如果不是戈尔巴乔夫而是另一个人，虽然他也有戈氏同样的经历，看到过灾难和不幸，甚至在那专制的岁月，他的家族和亲人都曾遭受到迫害甚至死亡，但他无动于衷，漠然视之，一心只想高位大权，那么，他会改革吗？他是不会改革的）。人的善性战胜人的权力欲的恶性，是人格的力量。古今中外的伟人之所以成为圣贤，其最不平凡之处就是高度的自我道德的完善，完全出于内心深处的自由意志！

另一个例子，是最近媒体报道的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几年前，巴沙尔上台时，曾经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并允许著名画家费尔萨特出版自己办的《漫画周报》。费尔萨特是叙利亚杰出的漫画大师，画过不少讽刺萨达姆、卡扎菲的漫画。巴沙尔还参观过他的画展。但不久，巴沙尔开起了倒车。随着叙利亚的改革结束，费尔萨特的画报被勒令停刊。特别是今年以来，叙利亚民主运动兴起，巴沙尔更是用铁拳手段武力镇压示威群众。费尔萨特也因继续画画，遭到绑架毒打。巴沙尔•阿萨德为什么不能像戈尔巴乔夫那样继续改革下去，而要像也门总统那样倒行逆施呢？除了醉心权力，恐怕难有别的解释。

（三）梁启超的说法是一个悖论

百年以前梁启超说的“民主专制”一词，被现今的学者发现，并被认为是一大发明，很值得怀疑；而梁氏在君主立宪理论中对所谓国体政体的阐释，则是一个悖论。我们先来看看邵建先生的解读。邵建说：“根据梁氏的立宪派，国家政治权力可以从两个角度去表述。如果国体用‘权力属于谁’，政体表述的则是‘权力如何用’（或：权力运用的形式）。”（注6）此段文字中的第一句话“国家政治权力”，怎么解释？笔者认为，国家政治权力就是“政权”。政权是不可能用什么国体政体把它分开的，也就是说国家的主权是不可用“所有权”（属于谁）和使用权（如何用）把它分为两半。专制的政权，就是国王君主所有，其使用的方法就是独裁专政；民主的政权，就是人民大众所有，其使用的方法就是选举、代议、立法、分权……国家政治权力不可能存在也不应该存在像房产权的房东和房客那样，君主拥有专制所有权，而又出现大众使用的民主形式的政治使用权。以君主立宪为例，一旦君主立宪成功，君主就基本放弃了所有权，没有所有权了（只保留一个虚位）。国家的政治权力就属于人民所有了，是一种民主性质的权力了。反过来说，民主的政权一旦因故演变成专制的使用权，人民大众的所有权就丧失了，民主的使用权亦随之终结。所有权与使用权，对国家来说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东西。权力的归属只有两种：要么归君主独有，要么归人民共有，二者必居其一。

把立宪与民主对立起来，是一个错误的命题。民主，我们所说的现代民主，没有宪法，没有普选，没有三权分立，那还叫民主吗？君主立宪与民主共和精神基本一致，只是形式各有不同。君主立宪如上所说是虚留君位，民主共和，则是废除偶像，不要皇宫，不要女皇，为国库节省一点开支而已。君主立宪可以用和平手段实现（条件是君主放权）；民主共和也可以用和平手段实现，如当今世界的新加坡、博茨瓦纳、韩国等都是和平过渡、民主立宪的范例。说民主就是革命，说“革命成功后革命者很难自我立宪”，当属谬论。美国的费城制宪会议（1787年），便是在独立战争后完成的。

邵建说：“真正和民主对立的是君主，而不是专制；正如和专制对立的是立宪，而不是君主。”这段话有点像绕口令。看似复杂，实很简单。邵先生的意思是“民主和专制不对立”。世界上有这样的事吗？其实君主和专制是一个东西。专制是君主的属性。民主既和君主对立，也就必然会和专制对立。古往今来没有不专制的君主，也没有一个君主不专制。隋炀帝、曹孟德、武则天、朱元璋、康熙、雍正……无一例外。民主和君主对立，怎么可能不和专制对立呢？！

（四）君主立宪为何失败

君主立宪，在欧洲的中世纪也许都可以建立，而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中国难以实现。为什么？这原因便是鲁迅先生所说的“国民性”。大清专制君主慈禧的国民性是没有善心，没有耻感，根本没有放弃权力的愿望与胸怀。她希望的是永世不变的牢控权力，永远坐稳自己的江山，乃至世代相传；而当时的草民百姓因为受压太深太久，养成病态心理，甚至如鲁迅所说“当奴隶当惯了，只求当稳奴隶便万事大吉。”然而，国人中毕竟还有仁人志士，还有精英。寻求民主共和的辛亥革命，推翻了几千年的封建帝制，获得了空前伟大的胜利。遗憾的是，胜利后未能乘胜前进实现民主，满足民望，这固然受到一定的历史条件的限制，更重要的原因是人性的弱点未能突破思想的束缚和观念的桎梏，即使是孙中山先生亦未能身体力行，兑现民主。反而提出什么“军政、训政计划”，分阶段实行民主，以致为日后的蒋政权实施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独裁专制打下了基础。胡适先生曾竭力反对这种貌似客观实为有害的做法。他在《新月》杂志上发表多篇文章，如《人权与立法》、《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政》、《对于建国大纲的疑问》、《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等，都是针对此问题而发的。胡适在批评《建国大纲》只讲军政、训政，不讲宪政，不相信群众的参政能力时，甚至指名道姓地说：“我们所要建立的批评，是批评国民党的自由，是批评孙中山的自由。上帝我们尚且可以批评，何况国民党与孙中山。”晚清时代许多知识精英热切地盼望中国走宪政民主的道路，终因权力者的认知失误与私心阻挠而成为泡影。

“北洋时代并不是专制时代，尽管有袁世凯、段其瑞等人的独断专行，但这种擅权不是制度意义上的专制。”（注7）邵建先生的这一说法，笔者认为不能成立。如果说袁世凯、段其瑞的北洋政府都不能算是制度意义上的专制，那么，蒋介石时代的政府也不能算是专制政府了。北洋时代，有点像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代。前者是军阀割据，后者是封建诸侯王。它们之间有没有区别呢？我认为区别不大。无论是张作霖，还是孙传芳，是阎锡山，还是冯玉祥，他们各自控制的疆土，就是一个独立王国，军阀控制的王国其专制制度与诸侯王国的专制制度难分伯仲。有时军国化的专制独裁比行政化的专制独裁有过之而无不及。更何况袁世凯、段其瑞已俨然是以中央政府自居，他们的独断独行，专制擅权怎么就不是制度意义上的专制呢？难道他们的政府没有军事、政治、法律、教育、税收、商贸……等等方面的制度吗？袁世凯暗杀宋教仁，段其瑞镇压学生运动，不是凭借手中专制制度的权力，又是凭借的什么呢？所谓专制制度，其核心就是领袖人物的擅用权力，独断独行，别无其它。

邵先生不仅说北洋时代不是专制时代，还对五四新文化运动有反感，是不应该的。邵先生说：“我也属于反感《新青年》以及新文化运动的一个。”（注8）对《新青年》杂志在五四时期所起的作用和影响，我们应当冷静而理性地分析，不能感情用事，历史产物，往往是泥沙俱下，鱼龙混杂。《新青年》有值得反思的地方，但它在新文化运动中所起的良好作用应该肯定。陈独秀高喊过“科学”和“民主”，胡适也在上面发表文章。新文化运动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是一股巨大的时代思潮，其主流是反对传统文化中特别是反对儒家文化中有害的封建礼教与艰涩难懂的古文字，提倡大众化的白话文。因此新文化运动设有错。它的丰功伟绩必须肯定。现今的文字改革与汉语拼音，都是传承新文化的余脉，是新文化的继续与发展。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启蒙作用，更是功垂千古，永照汗青。我们要反思的是中国错综复杂的历史走向，而不是新文化运动。

（五）民主是不是好东西

民主是好东西吗？有人提出了疑问，并以现代宪政理论家对民主的批判为根据，以历史实践的一些事实为旁证，证明民主存在问题。民主有没有问题呢？可能有问题。不过民主的问题只是它的缺点，不是它的价值。民主的价值不容怀疑。民主的缺点是指它还存在漏洞，不完美，有可能被人利用。应充实防范措施。人性，特别是权力人的人性之恶，常常破坏民主制度，把民主变为专制。因此，对权力人性的制约，成为民主的首要任务。孟德斯鸠正是针对人的问题提出分权的方式限制权力制衡权力。迄今为止，宪政理论也好，自由民主也好，是不是就能彻底解决问题，还很难说。然而，民主在不断地前进，不断地完善，不断地和人性作斗争。民主毕竟是专制的大克星。民主应该是个好东西。

历史表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