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明举：民族主义话语及其表述实质

【内容提要】19世纪上半叶是俄国社会思潮和文化运动发生多元剧烈变动的关键历史时期。自1836年恰达耶夫发表著名的《哲学书简》并引起俄国思想界的震惊时起，就在精英知识分子中展开了针对俄罗斯命运与前途的民族主义双重话语表述。这种表述的大方向，是在短时期内充分学习西方的前提下，确立俄国在欧洲乃至全世界的独立文化身份和精神优势。其间，俄罗斯传统文化意识在俄国和欧洲两种文化交流与激烈碰撞背景下的生存与发展问题，成为知识界普遍关注的共同话题。这一时期的俄国文化运动紧紧围绕知识分子的民族主义话语表述而展开。

导 言

按照安东尼?史密斯（Anthony D. Smith）的观点，民族主义为包含民族、种族与国家三种认同在内的话语形态，主张以民族为人类群体生活之基本单位，以作为形塑特定文化与政治主张之理念基础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称民族主义为“想象的共同体”（Imagined Communities） 。但对俄国文化运动而言，民族主义话语更多的是一种来自精英知识分子的民族自我意识和民族情感，包括对俄罗斯民族历史命运和未来前途的关注、忧患、乃至忘我的忠诚。换言之，俄国民族主义的话语主体不是开明的统治者，也不是普罗民众，而是有教养的知识阶层。在俄国，文化转向、社会变革和民族解放运动，向来不是由西方意义上的专业人士或职业革命家来推动的，而是由民族精英知识分子，一个具有宗教团体和僧侣派别特征的思想群体来完成的。他们这些人未必有精细的专业知识和学者、教授的学术头衔，也未必仅仅热衷于高雅学院派风格或沙龙小资趣味的室内精神写作。“知识分子”（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一词在俄罗斯民族主义文化语境里有着特殊的精神和宗教内涵。俄国知识分子几乎全部是是悲天悯人的民族主义者和爱国者，具有强烈的民族使命感、自我牺牲精神、忧患意识，偏执而又严厉的道德约束，浪漫而又热烈地思考着俄国的前途命运或事关俄罗斯民族精神进步方面的严肃课题。不管是哲学家、文学家、艺术家，还是历史学家、文化活动家抑或革命家，他们都被普通俄国人敬重地冠以“作家”（писатель）的称号。形容俄国知识分子是广袤俄罗斯大地上的精神漂泊者（陀思妥耶夫斯基语）恰如其分。换句话说，俄国知识分子自诞生之日起，始终是以民族主义话语表述者、践行者的文化面孔出现的：自古罗斯时代的古编年史家涅斯托尔 到17世纪“分裂教派”的领袖阿瓦库姆大司祭 ，自18世纪俄国“第一个革命家”拉季谢夫到19世纪的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陀思妥耶夫斯基，从托尔斯泰到索洛维约夫、别尔嘉耶夫、普列汉诺夫、列宁等，无不以民族兴亡为己任，探索拯救和复兴俄罗斯之路。千年俄罗斯文化史，特别是在近二百年来俄罗斯追求实现国家现代化的历程中，民族主义话语表述一直是不同时代知识分子的最强音，其中又以19世纪上半期“黄金时代”的多元思想景观最为绚丽，对“俄罗斯思想”的文化阐释也最为充分。这一阶段是俄国近代民族主义精神运动从模仿构拟（自彼得大帝的改革开始）走向全面自觉的时期，期间的各种文化思潮对19世纪下半期、之后的“白银时代”、乃至20世纪的俄罗斯，都具有重大的历史影响。本文紧紧围绕俄国知识分子的民族主义话语，力图从断代史角度，对19世纪上半叶的俄罗斯文化运动及其演变轨迹进行历时性描述。

“投入平静湖水的一块巨石”

1836年9月30日，由莫斯科大学教授纳杰日津 主办的《望远镜》杂志刊发了一封由一个名叫恰达耶夫 的“作家”所写、献给一位神秘贵妇人的特殊信件，名为《一封哲学书简》（Философическое письмо），立刻引起了轩然大波，犹如投入平静湖水的一块巨石，震撼了“十二月党人”起义后沉寂多年的俄国文化思想界。这封信件不仅彻底冒犯了读者，还惹怒了沙皇当局。帝国书刊检查局连夜开会，连皇上也出面干预：沙皇专门颁布谕旨，宣布这是一个疯子大胆的胡言乱语，特地要皇宫派医生为写信人恰达耶夫治病。《望远镜》很快就被查封，主编受到了严厉申斥。

这位参加过1812年反拿破仑卫国战争、与诗人普希金交情颇深的帝国军官写的不是什么情书，而是一封充满着叛逆意识、反思俄国民族文化身份的箴言书。恰达耶夫事实上早在1830年就写好了给那位神秘贵夫人的8封信，《望远镜》6年后所发表的仅仅是其中的一封。他在这封信中痛心疾首地宣称，与在文明进步道路上高歌猛进的西方（欧洲）相比，俄国在文明程度上迄今尚处于“野蛮、不开化”的状态，当权者仅仅是继承了“愚蠢的蒙昧，残暴的、凌辱的异族统治”的传统（指蒙古统治――笔者），“我们青春可悲的历史”，是“精神世界的空白”，就像“没有学会独立思考的孩子”。“在我们祖国不会结果的土壤上，没有诞生过一个有益的思想；我们的环境中没有出现过一个伟大的真理”。“我们一觉醒来时，发现自己已置身于欧洲大家庭之外”。“我们走着一条永远也到不了终点的路” 。

人们在《望远镜》杂志上读到这封信，一定认为恰达耶夫这位“作家”已然神经错乱，在恶语中伤自己的祖国；而随后在《一个疯子的辩护》（Апология сумашедшего）一文中，恰达耶夫却自我辩解说他这是试图为俄国的命运和前途开出一副有效的“苦口良药”，他是在以“自己的方式”，即“否定的爱国主义”（негативный патриотизм）热爱着俄罗斯。恰达耶夫还呼吁自己的同胞，以“对真理的爱”“献身于真理的祖国” 。值得注意的是，“真理”（правда）一词是一个古老地道的俄语词汇，并不单指古希腊以降西方哲学所说的“真理”（истина），而是指俄罗斯建立在正教伦理之上的古老法典（русская правда），即“绝对真理”：那种类似来自上帝的与人的神圣立约（新、旧约）。恰达耶夫进而断言，基督神圣的“天启”赋予了俄罗斯以弥赛亚主义使命：俄罗斯注定要以对全人类的“博爱和兄弟般的团结”承担其拯救世界的责任。“俄罗斯民族表现出一种崇高的智慧，因为她意识到自己命运的至高无上规律”。“万物之自然赋予我们以使命，我们将成为真正的、有良心的法官，判决人类精神和人类社会的伟大法庭所面临的诸多诉讼” 。

事实上，恰达耶夫发表这封信件的内在动机，是出自一种对复活古老大俄罗斯弥赛亚主义的渴望。在恰达耶夫看来，要承担起这一神圣使命，俄国现在还不够资格。她当下需要的是在不丧失自己本民族文化身份的前提下，积极融入欧洲大家庭，最大限度地吸取、借鉴来自欧洲的精神营养，以尽快地壮大自己。一个“夹在中国和德国之间” 的俄罗斯是特殊的，她既不属于东方，也不属于西方，她是西方的东方，又是东方的西方，命中注定首先必须以谦卑、学习的心态摘取西方优秀的精神成果，然后一举超越“被理性主义败坏了的”的西方，以最终担负起拯救全人类的神圣使命和道义责任。

在《哲学书简》里，读者既看到“第一个西方派”对俄国落后文明现状的严厉责备，又看到一个赤诚的爱国者对祖国美好未来的热烈憧憬。恰达耶夫以神秘书信的方式表述的，实际上是民族主义的双重话语，即对俄罗斯祖国的爱恨交织。他对基督教的推崇、对农奴制的批判、对俄国发展道路的哲学思考以及“否定式的爱国主义”（негативный патриатизм），都是试图通过严峻而清醒的国民性思考和民族自我批判来确立深刻、博大的民族主义文化意识，从而有理由被认为是俄国独立、创新思想的萌芽和“俄国思想分野的开端”，因此他被诗人维亚泽姆斯基称作“流动讲坛上的教师”（преподаватель с подвижной кафедры） 。恰达耶夫单枪匹马在《哲学书简》中立足民族主义话语而提出的“东、西方”问题及其良苦用心虽然不为他的广大爱国同胞所理解（甚至受到普希金的批评），却成为此后历代俄国知识精英们所能听到的“旷野呼告”：即以俄罗斯的方式，向世界表达古老“俄罗斯真理”的现代性话语及其拯救世界的道义和使命。《哲学书简》的公开发表以及围绕《哲学书简》所引起的歧义和激烈论争，拉开了俄国知识界就俄罗斯的命运和前途进行民族主义话语表述的历史帷幕。

思想小组遍地开花的30―40年代

按照“白银时代”新宗教哲学家别尔嘉耶夫的说法，“在19世纪初，俄罗斯经历了一次文化复兴” 。这一时期最显要的历史事件是抗击拿破仑入侵的卫国战争（1812―1815）和“十二月党人”起义（1825）。卫国战争的胜利使俄罗斯民族意识、民族自豪感空前高涨。与此同时，那些随沙皇亚历山大一世远征巴黎的年轻贵族军官们为西方的富裕、文明成就及思想自由而震惊。他们回国后开始酝酿推翻沙皇专制，实现西方式的民主共和，这导致了1825年彼得堡参政院广场上的“十二月党人”起义。起义的迅速失败成为俄国思想界的一大转折：贵族精英们认识到，推翻外在制度的“法国大革命”方式不适合俄罗斯，俄国当下真正需要的是思想和心灵的进步，是立足民族传统文化、面向西方的开放性变革。恰达耶夫的《哲学书简》就是向西方开放诉求的最佳脚注。

在沙皇当局政治收紧、思想相对宽松的情况下，俄罗斯内部散发出勃勃的生命力，对各种西方思想和精神文化运动都异常兴奋和敏感。积极探索“俄罗斯真理”的精英们纷纷以沙龙、客厅聚会、联谊小组、秘密“共济会”、“爱智协会”等形式展开活动。其中“共济会” 是最早（18世纪末）由西方传入俄国的秘密团体。它宣扬友爱平等的兄弟情分、先验有灵论、基督教博爱思想，最易为俄罗斯直觉式思维方式所接受。“共济会”与18世纪末期开始在俄国风行的伏尔泰启蒙主义相对立，它不寻求唯理主义“我思故我在”式的经验论和认识论，而是诉诸神秘主义的“天启”和神灵附体。“共济会”作用在当时非同寻常，叶夫多基莫夫说“俄罗斯军队踏遍欧洲，使共济会的神秘学说在俄罗斯生根，并促进了圣经协会的活动和德国哲学的传播，浪漫主义深入人心，它形成了一种由德国和英国著作培养的、奇特的俄罗斯虔敬主义和对世界的终极期待” 。别尔嘉耶夫认为，在共济会里“产生了俄罗斯文化的灵魂样式” ，培养了民族主义、理想主义的精神期待，并且为接下来俄国文化领域里的思想结社和小组活动奠定了意识形态基础。不过鉴于“十二月党人”起义失败后（尼古拉一世时期）那种紧张、压抑的思想氛围，精英知识分子的沙龙聚会以及民族主义话语的表述尚处于不公开的私密状态。

30－40年代在俄罗斯文化史上被称作“俄国的大学时代”，地处帝国两京的彼得堡大学和莫斯科大学俨然成了新的思想文化中心。在恰达耶夫哲学思想的启发和“共济会”精神的影响下，大学校园内各种哲学问题小组、文艺小组、美学小组、文学社、知识协会等自治性学生社团，几乎在一夜间遍地开花。其中影响力较大的有斯坦凯维奇 小组、赫尔岑―奥加廖夫小组、别林斯基小组以及彼特拉谢夫斯基 小组等。充满理想主义的青年人醉心于谢林的“绝对同一”哲学、康德的道德批判主义、费希特的“唯灵论”、康德和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斯宾诺莎的“实在泛神论”、托马斯?莫尔、傅立叶的空想社会主义等等，其中对他们影响最大的还是谢林和黑格尔。不过这些思想小组与西方沙龙性质的社会思想团体有所不同，它们是具有某种兄弟般教派凝聚力和强烈使命感的思想小集团。小组成员们专注于那些借自西方的令人眼花缭乱的观念和理论，但并不把它们当作一种学术问题来研究，寻求精密的准确性和学院式的理论阐释，而是一种典型的“拿来主义”，即把它们当作火热的信仰和生动的真理，以此来解决俄罗斯传统与现代化的问题。他们就哲学、美学或艺术展开秘密的热烈争论，经常慷慨激昂，彻夜不眠，似乎要在一夜之间将欧洲几百年来所积累的精神成果全部吸收过来。这些莘莘学子后来几乎个个成就非凡，很快就成为19世纪俄国文化界的风云人物。

30―40年代是俄国思想、文化史上阔步向前迈进的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时代。其鲜明特点是精英知识分子身上民族主义主体意识的勃发，这与被动地模仿西方、对西方（特别是法国）外来思想亦步亦趋的18世纪古典主义时期形成鲜明对照。面对“尼古拉时代”专制、黑暗的外在社会现实，浪漫主义者和理想主义者们纷纷逃向西方玄妙梦幻的思想镜像中。由大学小组联谊中产生的俄国西方主义者们相信，傅立叶的“法朗吉”就是地上天国。年轻人喜好用谢林有机主义哲学术语来解释俄国的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