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道炫：30年代中国政治出路的讨论

30年代前半期，是中华民族即将进入到关系民族生死存亡大搏斗的前夜。在这艰危的环境中，如何摆脱危机，为中国寻求一条政治出路，成为当时人们关注的焦点。不同政治派别，不同思想群体的人们都从各自的角度出发，提出了自己的答案。30年代上半叶所发生的关于中国政治出路的讨论，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人们的这一要求。?

一?

中国政治出路的讨论，涉及面十分广泛，30年代的讨论主要是围绕着民主与独裁问题进行。参加讨论的人们均承认现存的政治秩序，争论焦点集中在如何改进这一政治秩序以发挥更高效能上。中国共产党人和进步思想家没有参加这一讨论。在讨论中，逐渐形成了三个有代表性的论派：以胡适、蒋廷黻、丁文江等为主的《独立评论》的“民主与独裁论”；以 张君劢、张东荪等为主的《再生》派的“修正的民主政治论”；以力行社成员为主的国民党部分青壮分子的“法西斯独裁政治论”。

面对当时中国的艰危局面，这场讨论的所有参加者对中国社会残破背景的判断都是一致的。经济落后、政治腐败、人民生活贫困，是当时人们的共识。即连力行社分子刘健群也不得不承认，当时的中国，“以一盘散沙的国民，所谓经济、教育均落人后，而又适当帝国主义进攻的焦点，危险之甚，更何待言。”但在具体到如何摆脱困境，从政治上寻找一条出路时，论者们却众说纷纭，议论各异，同一思想群体内同室操戈者也不鲜见，以《独立评论》为中心进行的民主与独裁讨论即是一例。?

《独立评论》的讨论，首先由蒋廷黻发难。1933年12月，他在《独立评论》80号上发表《革命与专制》一文，提出西方社会均经由专制走向民主，专制是走向民主的必经阶段，而中国“虽经过几千年的专制，不幸我们的专制君主，因为环境的特别，没有尽他的历史职责”。因此，他主张在中国“补课”，重新实行真正的专制，以完成中国专制历史的这一“欠缺”。接着，钱端升在《东方杂志》发表文章，认为：“中国所需要者也是一个有能力、有理想的独裁。”鼓吹建立新式的开明专制统治。蒋、钱的文章发表后，由于他们在舆论界的重大影响及作为西方化知识分子的特殊背景，立即引起了广泛注意，并在《独立评论》同人内部引发了一场争论。《独立评论》的主要撰稿人之一丁文江后来加入到蒋、钱一方，而胡适则成为民主论者的主将。?

蒋廷黻、丁文江对民主的怀疑和对独裁的推崇，源于其秉持的如下观念，即民主政治作为一种低效率的叠床架屋的统治方式，不足以担当迅速摆脱危机挽救民族的重任，而独裁政治由于德、意等法西斯国家所表现的表面高效率和超速发展，代表了新的时代潮流。独裁论者的这种看法代表了当时社会一种颇具影响的观念，他们对功利评判的重视远远超过了价值的评判，急切地希望获取一种强有力的统治方式，为此不惜作出牺牲。包括丁文江等独裁论者都从未公开否定过民主政治的价值，但他们却避开价值评判，强调：“若是没有国家外患的压迫，我们可以主张革命，可以主张如吴景超先生所说的用教育的方式和平地走上民主政治的路。现在这两种方法都是不能实现的，都是缓不济急的。唯一的希望是知识阶级联合起来，把变相的旧式专制改为比较的新式独裁。”“中国实在太乱了、太穷了、太弱了、太苦了。故只要有人能使她安，使她富，使她强，使她乐，我不相信，谁不愿意。”丁文江进一步明确表示，民主政制作为繁琐的程序化政治，缓不济急，无法完成迅速扭转中国危机的任务，而独裁制这把野火，倒可能“使得要吞噬我们的毒蛇猛兽，一时不能近前”。独裁论者寄望于从这种强权政治中获得短期的快速效应，因此，虽然他们承认，民主制度“从理想说来，我以为这种制度比任何专制都好”，而在独裁制下，“无论是独裁的首领，或是少数的阶级，包揽政权而不受任何裁制监督，其结果一定要把它们自己的利害，当作全国的利害，惹起政治上的暴动”。却仍选择独裁制作为使当时中国迅速纾危解困的一副苦药。?

独裁论者主张独裁制的另一重要理由是基于中国专制现状而发。30年代的中国，国民党以训政为名，实际对全国实行的是军事强人的武力专制统治。丁文江认为：“中国的政治完全在革命期中，而且在内战期中，在这种状况之下，民主政治根本还谈不到，独裁政治当然是不可避免的。汪蒋两先生尽管通电说独裁政治不必要，而事实上国民政府何尝不是变相的独裁。”丁文江等人对国民党的独裁政治有清醒的认识，但无力改变这一现状，而且根据他们渐进改良的政治观念，也不可能采用激烈手段彻底改变这种状况。因此，他们只能首先接受这一现实，并幻想在此基础上，树立新目标，灌输新观念，使其发展、变通，摆脱残民以逞的旧式专制形象，以更为开明的姿态，扩大政治基础，提高动员社会力量应付民族危机的能力。钱端升说：“我现在对于以平民为主体的政治固仍有无穷的希望，而对于漠视平民利益的独裁制度固仍丝毫不减其厌恶，然对于有组织，有理想，能为民众谋真实福利的政治制度，纵是独裁制度，我也不能不刮目相看。”

独裁论者提出新式独裁应该“能有组织，有理想，能为民众谋实际的福利，能对现代经济制度有认识，能克苦耐劳，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种理想化的设计对统治者提出了极高的道义与技术要求，反映了独裁论者的精神寄托。然而，在当时的中国，他们实际无法获得这一独裁力量。丁文江等人对当时中国统治者的评价并不乐观，正如论者指出的，“蒋介石是丁文江称之为‘改头换面的旧式专制’的象征。虽然，只要国民党是唯一的现有的稳定的行政领导核心，丁文江就愿意支持，然而，丁文江在《独立评论》上的文章却对国民党自称的现代性和效率表示怀疑。”事实上，正是因为对现实的失望才使丁文江等人选择寄望于能释放出强大效应的独裁政治的，然而作为统治者的国民党及蒋介石却既不可能为他们提供高效能的强权政治，也不可能按其设想转换为开明专制。丁文江无可奈何地承认：“所以我们的结论是在今日的中国，独裁政治与民主政治都是不可能的。”但接下去他又为独裁政治辩护道：“民主政治不可能的程度比独裁政治更大。……实行民主政治，一定要有普遍的教育，完备的交通，健全的政党，宽裕的经济。实行独裁政治所需要的条件，或者不至于如此的苛刻。”

不过，丁文江实际列举的新式独裁条件比之民主政治并不逊色，他提出：“一、独裁的首领完全以国家的利害为利害。二、独裁的首领要彻底了解现代化国家的性质。三、独裁的首领要能够利用全国的专门人才。四、独裁的首领要利用目前困难问题来号召全国有参与政治资格的人的情绪与理智，使她们站在一个旗帜之下。”在当时，丁文江要寻找这样一个独裁领袖无异于缘木求鱼，他以为寻求一个圣人化的统治者要较之制度建设为易，但事实上，这种寻求在当时的中国是无望而又危险的。?

面对丁文江等人面临的难题，蒋廷黻的解决办法是从原来的开明专制基础上继续后退，他说：“即使现在的专制只是二千年来专制的延续，但是因为现在有了科学与机械这两个东西，尽管政府完全无为，只要它能维持治安，这两个东西就要改造中国，给它一个新生命。”这等于无条件地承认了专制的意义。然而蒋廷黻没有意识到，当他作出这样的判断时，他所提出的实行独裁的一系列理由就不再成立了，因为如果社会要求于政府的只是维持治安的话，那么包括民主政制在内的任何制度都是能够胜任的，而且，无为的政府也不成其为独裁。?

对于独裁论者的这些问题，以胡适为代表的民主论者并未多加注意，和前者一样，胡适等人对民主的价值问题也未多加注意，而是将讨论重点放在民主在当时中国的可行性上。胡适列举三点理由，证明在中国实行民主的可能性要远大于独裁，此即：“第一、我不信中国今日有能专制的人，或能专制的党，或能专制的阶级。”“第二、我不信中国今日有什么大魔力的活问题可以号召全国人民的情绪与理智，使全国能站在某个领袖或某党某阶级的领导之下，造成一个新式专制的局面。”“第三、我有一个很狂妄的僻见，我观察近几十年来的世界政治，感觉到民主宪政只是一种幼稚的政治制度，最适宜于训练一个缺乏政治经验的民族。”这三点理由，前两点实际是否定独裁的可行性，当然在当时中国实际处于独裁统治而又国难当头的情况下，他这两点品评不免有些牵强。倒是民主论者的其他一些评论更能切中独裁论者的要害，如说：“‘武力’‘专制’既是无‘轨道’与无‘法纪’的，所以也就是无‘保证’的，不但不能保证其必能福国利民，亦不能保证其必能统一。”“我可以断断的预言：中国今日若真走上独裁的政治，所得的决不会是新式的独裁，而一定是那残民以逞的旧式专制。”

胡适论证民主可行性的第三点理由即其多次强调的民主幼稚观。他认为，民主制度只需一群到时去投票的“阿斗”，不象开明专制那样需要大量的治理精英，因而简便易行，正适合中国这样的民智未开国家。张奚若指出，胡适提出这一观点的动机是“恐怕人家以为或借口民治理想太高，不易实行，所以便说民治只是一种幼稚的政治制度，极易实行。”然而，胡适的这一观点缺乏基本的政治常识，只注意到民主的结果，如投票的简易等，却忽视了民主制度确立及运行过程中所需的艰巨劳动及巨大背景资源，因此并未产生什么说服力。事实上，民主论者对于民主建设的途径并不乏精辟见解，胡道维曾指出：“锻炼人民常识的唯一方法，还是只有给人民以参加政权的机会换句话说，还是只有实行民治。”这种以教育和实践结合建设民主政治的观念，显然更具积极意义。不过独裁论者对这一观点仍会不以为然，他们可以反问道：在当时的中国，还有从容进行民主建设的时间吗??

这里，就暴露了《独立评论》这场民主与独裁讨论的局限，讨论双方都力图给中国提供一条迅速解决危机的出路。然而，他们分别倾心的民主与独裁制度，作为政治运作方式，并不会使社会奇迹般地获得发展，也不足以迅速增强国力。独裁论者将希望实用地寄托于强人独裁政治上，认为道义的要求较之制度建设捷速，却忽视了没有制度的道义统治是脆弱和危险的，而且强人政治本身并不能使社会迅速得到发展，某些独裁国家表面的迅速发展只是先行支取了社会整体业已存在的财富，这在当时的中国是无法实现的。民主论者在当时中国的专制统治下，本应更多地探讨民主的价值问题，但他们却仅从民主的可行性上与独裁论者抗衡，自然也不会得出什么有力的结论。《独立评论》这场讨论实际成为一个各说其理，纷无头绪的论案。?

民主论者直到这次讨论基本结束后，才旧事重提，尝试从价值上肯定民主选择。张奚若说：“我相信民主政治的最要理由就是因为它是一种值得学的东西。……这是一个价值问题，不应忽略过去。”有人更明确指出：“纵使中国无国难，宪政之实施亦不容为无限期之拖延，更不应根本放弃。”和胡适相比，这确实更进了一步，但这已是民主独裁讨论的余波了。?

二

30年代关于中国政治出路的讨论中，张君劢等主办的《再生》杂志是个不大引人注目的侧翼，然而正是这一侧翼，却为当时的讨论，提供了比之《独立评论》讨论双方更具价值的答案。?

当时这场讨论的关键，是如何能够建立一个具有高度威权和效率的中央政府，以领导国家民族克服危机。胡适等民主论者显然未能从民主制度本身回答这一问题，幼稚园的政治和对专制残暴性的反诘，都未能从正面满足当时人们要求建立强大政治的心理及证明民主的真正价值。当时不少人在民族兴亡与民主政治间人为地设置了一对矛盾，如当时有人说：“现在中国需要的是国权，而不是民权，……如果可以牺牲个人的自由平等，求得或完成集团的自由平等，在集权政治之下努力迈进，那末，中国将称强于世界，而中国人也可有雪耻去辱的一天。”在一些人心目中，自由和民主已有碍于国家的强盛。?《再生》派准确地抓住了权威和效率这一民主独裁讨论中的关键问题，着重论述了民主与权威、效率并不必然冲突。一方面，他们承认“普通的民主政治诚有效率迟缓与力量分歧的弊病”，另方面，根据一些国家的实践经验，他们指出，在紧急需要时，民主政治同样可以发挥很高的效率，“行政效率的提高，实在与民主政治根本上不相冲突。”《再生》派认为，民主与国家民族利益完全能够统一，在民主政治中，普通公民具有着巨大的爱国潜能，“要成一个国家却必然实行民主政治，就是因为只有民主政治才能把所有人民的意志，纵使有种种不同，亦能相济相和而统一起来。人民的意志有了统一，才发生所谓民族自觉心(即民族意识)。”和《独立评论》的民主论者一样，他们也从实用的角度对专制独裁制度展开批评，但其着眼点却不在两种制度的实施难易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