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妮弗・林：既需要马克思，也需要阿伦特

摘要：本文从三个方面考察阿伦特和马克思异化理论的区别和联系。首先，关于异化的来源，阿伦特认为，我们的异化来自于客观的、物质的世界；而马克思更多关注自我的异化，这是一种更主观性的关注。其次，关于工作和劳动的区分在异化理论中的地位，阿伦特认为，两者的区分至关重要，正是这种区分的现代丧失导致了世界异化的不持久性；马克思认为，两者的区分并不重要，因为世界异化不在于产品是否持久，而在于谁享有它。最后，两位思想家在异化理论方面有更多的相似性，一方面，他们都把理论建立在唯物主义或客观主义基础上，赋予行动以核心地位；另一方面，他们还给内心世界、纯粹的思考留下大量的空间。

一、异化

卡尔•马克思和汉娜•阿伦特是关注现代的悲惨境况原因的理论家。他们利用异化理论作为对那种悲惨境况的解释。在《人的境况》中，阿伦特直面她所谓的马克思思想中的缺陷。尽管人们通常把这本书视为阿伦特最重要的理论贡献，但从未把她的异化理论作为其政治思想的中心而予以严肃对待。而且，作为对马克思理论的一种批判，这部著作标新立异。她的这一主张――马克思远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而是彻头彻尾的主观主义者――似乎颠倒了马克思作为黑格尔唯心论的唯物主义批判家的既定声望，同时也许妨碍了她的著作被严肃地看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批判理论。本文将仔细考察阿伦特对马克思的批判和她本人的异化理论。我不相信马克思和阿伦特的理论是不相容的，尽管表面上看似乎如此。而且，其中一个理论家还可以被用来阐述另一个理论家的局限性和有力之处。

阿伦特用于《人的境况》开篇的场景是近年来在她看来难以理解的那种想要逃离这个星球本身的欲望：这是一种对于可以通过太空舱离开地球的能力的无法理解的欢呼。困扰她的问题是，什么让世界变得如此不受欢迎，以至于人类会想逃离他们的家园？阿伦特相信是我们自己使得世界变得不受欢迎，甚至是不能居住。它不再有家的感觉，我们对它的反应是跑得远远的，逃得远远的。马克思也相信，我们或者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所有工人，已经被他们所创造的物品同时也被他们自己的生产活动、自然界和人类同胞所全面异化。人类被其“类”异化。阿伦特和马克思的异化有什么区别？

最具戏剧性的是，阿伦特的关注点在于我们的异化来自于客观的、物质的世界。她相信马克思关注的是自我的异化，这是一种更主观性的关注。她关注我们所居住的世界的形象和内容，而在她看来，马克思首要关注的是过程和经验，从而忽略了世界的物质性。她论证道，马克思仅仅关注人类生产什么东西到世界中的经验，而不是世界本身的本质。用阿伦特的术语，马克思是普罗泰哥拉式的关注人是万物的尺度的牺牲品，而她关注的是世界的客观属性。她反对普罗泰哥拉式的主观主义，也反对柏拉图式的本质主义。她对客观世界的关注包含着这样的非难：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是一种幻象。

阿伦特感兴趣的是复兴一个安全的世界，这个世界提供人类活动的框架，允许对那种活动的展望和理解。她把古代雅典作为这种世界的主要范例。尽管那个世界对现代而言早已消逝，但它包含着被阿伦特认为是普遍性的需求：对永恒和维持超过一代人生活时光的框架的需求。创造持久性――她指的是创造客观事物[1]――构成了一个基本的人类活动。默许循环性和不持久就是对自然性和生物性的让步。它包含着专属于人的某种东西的丧失。

马克思没有发明他所批判的世界，而且阿伦特相信，在马克思创作之前，客观世界的重要性已经在逐步衰退。她认为现代的特征是，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传统边界的崩塌，以及导致政治生活无效的“社会领域”的兴起。经济必然性――它原本是包含在家庭的私人领域中的需要，成为现代世界的首先关注。对这些社会需要霸权的默许，导致某种重要事物――伟大观念和对世界永恒性的关照――的丧失。

社会是这样一种形式，在这一形式中，人们之间相互依赖是出于生活而不是其他，这一事实呈现出公共的含义，在这里，与纯粹生存相联系的活动被允许出现在公共领域……承认劳动的公共形象……把劳动这一过程从它的循环单调的重复中解放出来，把它转型为一种迅速前进的发展态势，而这一结果在几个世纪内已经完全改变了人类居住的整个世界。[2]

这一转变最具毁灭性的后果是，一切生活方面受“过程”支配以及随之而来的不稳定感；当不能期望任何事物持久时，当永恒的重要性让位于易逝的、无形的人类经验时，世界变得不再可以依靠。我们有了一个“大众社会”，但我们既放弃了公共生活，也放弃了真正的私人生活，而在阿伦特那里，公共生活被视为人类活动的本质，私人生活尽管不那么独特，却是生存的一个必要方面。“社会领域”出现的显著标志包括传统私人领域的关注之物进入公共领域，以及公私领域边界的崩塌。我们生活在这样一种状况中：社会关注压倒一切，与此同时，对这个社会的反应是，与之对抗，试图逃离，总之是抽身而去。阿伦特把这叫做“私密”的产生。私密和社会是对立的，然而私人和公共曾经是相互依赖的，尽管它们在结构上有等级之别。[3]

公共与社会的区别与结构的存在相关联。阿伦特作了一个类比，这种区别就好似围着桌子坐的一群人和没有桌子的一群人之间的区别，尽管这两种情况都有人参与其中，并且保证在他们之间有一定的空间。桌子所提供的稳定性和结构类似于以稳定的政治机构为特征的公共生活，它关注持久性（公共建筑、公园、纪念碑和历史―公共故事）。没有桌子类似于在社会生活中结构的缺乏，其危险在于不能给空间和人们之间的正式纽带提供任何东西，其结果是人们为了寻求个人的一些空间就想要完全从此中逃离。

共同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本质上意味着一个物质世界存在于那些共同拥有它的人们中间，就像一张桌子被放在那些围着它而坐的那些人中间一样；世界，像任何一个居间物（in-between）?一样，把人们联系起来的同时，也把他们分开。公共领域，作为一个共同的世界，把我们聚集在一起，然而又防止我们彼此同一。人们难以忍受大众社会的原因不是或至少主要不是人口数目，而是在他们中间的这个世界已经丧失了把他们聚集在一起，并使他们既相连又分开的力量。这种情形的怪异就如同一场唯灵论者的降神会。[4]

在马克思之前，现代状况下的这些变化已经发生，阿伦特相信，马克思的批判采用一种奇怪的方式，并没有足够的批判性。他接受这样一个世界的框架，这个世界已经将劳动接受为它的中心活动，这个世界已经丧失了公共空间的重要性，丧失了永久之地、伟大之地、不朽之地和永恒之地的重要性。[5]马克思是一个隐藏在他自己时代的思想家。由于着重关注经验的中心地位，关注过程而不是人类活动的产品，他接受了一种蔑视世界稳定性的人类生活观。

阿伦特批评马克思忽略了劳动和工作之间至关重要的区分。马克思把劳动作为人类全部生产力的模型，而阿伦特相信劳动和工作的区分，就像我们语言中词语之间的区分“被严格保持”一样，十分必要。劳动是最少“属人的”人类活动。它与任何永恒事物无关，与任何超出生命机体的基本保存的事物也无关。它是一个没有任何产品的过程。它可能有一个明确的开始，但没有结束。除了保存生产的能力，它什么也不产生。它是循环的、重复的，很容易被机器所取代。“纯粹”的生命保存也是动物必须试图做的事。和劳动相比，工作更专门地属于人类。工作这种活动能产生持久的产品。一片面包――这是劳动的产物――无论你是否使用（消费）都会腐烂。相比而言，一把椅子，或即使是一双鞋子，这些是工作的产物，如果使用得当或不使用它们，可以期望它们得到保持。工作和劳动的区分关键在于每种活动生产出什么，而不是生产本身。也就是，工作和劳动的区分是客观的，不是主观的。一片面包和一把椅子的区分几乎完全在于作为产品它们是什么，而不是在于产生它们活动的性质。

因此，《人的境况》可以视为针对马克思自己唯物主义的一次“唯物主义”挑战。马克思把哲学带“回”世界，至少和他的德国先辈相比，他“把世界哲学化”了。但是，按阿伦特的思考方式，他对人类的关注仍然是抽象的、主观主义的，因为他忽略了人类必须生活于其中的“空间”和填满那些空间的事物；这里她指的是作为“居间物”存在的事物。阿伦特自身的“唯物主义”在于她对空间和客观世界内容的强调。她的关注可能暗含着这种指责：辩证法本身注定是主观主义的，或至少是理性主义的――马克思，和黑格尔一样，是在认识论上成功地摆脱了理念的霸权。

但在《人的境况》中，阿伦特并没有为导致世界异化的不持久性的现代问题提供一个历史理论。她围绕的问题是，为什么现代世界变成了这个样子。她论证，马克思之所以专注于主体性，是因为区分（比如鞋子和面包的区分）在现代生活中已经没有意义。人们希望一切事物都快速消耗掉；一切事物都变成了消费品。在现代生活中，鞋子变得不再流行的速度几乎和面包从模子中生产出来一样快，阿伦特哀叹，一个文明社会如此被食物和衣服所占据，以至于它对不合时尚的鞋子的反应，比它对共同体的政治问题的关注还要迅速。

马克思真的忽略了现代世界的客观构成的重要性，因而忽略了异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吗？抑或，马克思对生产活动的关注为现代世界中持久性的丧失提供了历史的和经济的理由，因而达到了阿伦特所忽略的解释高度？

二、工作和劳动

开始回答这些问题的一个途径是，考虑阿伦特在工作和劳动之间做出的区分是否也在马克思的异化理论中占据至关重要的位置。可以用政治的、方法论的，以及仅仅是常识的方式来接近这一问题。方法论或认识论的维度不可避免，因为该维度处理了这个问题：当马克思和阿伦特指涉“客观的”或物质的世界时，他俩是否意指同样的事物。阿伦特主张客观世界和人类经验世界的二分法的可能性。在世界是静态的意义上，她的客观性概念比马克思的更传统：客观世界一直静静地存在那里，或更确切地说，和人类主体“处于对立的状态”（从“客体”这个词的语言学词根来看）。[6]按照阿伦特的观点，人类确实生产他们自身的客观物体，但客观物一旦产生就获得了不可避免的独立性。对马克思而言，主体和客体相互独立或二分，正是异化的定义和社会状态的结果；比较而言，阿伦特认为，这种二分在某种意义上是自然的。失去人类生产的客观物正是困苦的源泉。

正是这种持久性，使得世界上的事物相对独立于生产它们的人类，使得它们具有“客体性”，这种客体性至少在一段时间内能够经受、“对抗”和忍受它们的现世制造者和使用者贪婪的需求。从这种观点来看，世界上的事物有稳定人类生活的功能，它们的客体性在于这一事实――与赫拉克利特关于同一个人永远不能跨入同一条河流的格言相反――人，尽管其天性一直在变，但能通过一把同样的椅子和一张同样的桌子，重新获得他们的相同性，也就是，他们的同一性。换言之，与人类的主体性相对的，是人造世界的客体性，而不是原始自然的极端中立性。[7]

静态的、客观的世界是人造的，并给予冷漠的大自然从来没有给予过人类的隔绝和安全。没有客体性，就只有缺乏结构的流变，就像吃饭时没有桌子一样，只有漫无目的的不稳定性。“只有我们从自然给予我们的事物中，建立一个属于我们自己世界的客体性，并在建立客体性时把它融入自然环境，我们才能保护自己免受自然伤害，才能把自然看做某种‘客观的’东西。没有这个人与自然之间的世界，那么，世上就只有永恒的运动，而没有客体性。”[8]

两位思想家都“声称”物质世界。然而，马克思的辩证方法使得他不可避免地用过程的方式思考，结果他把其政治理论奠定在其之上的物质世界不可能是静态的，甚或是稳定的。从马克思方法论的角度来看，阿伦特在物质世界寻求稳定性是虚幻的。也许阿伦特会辩护，辩证法的边界总是处于没完没了的冲突和消融，辩证法的真正可能性只有在对一个持久性已经开始丧失其重要性的世界的反应中才能出现。

那么，在方法论上，阿伦特相信观念的独立性，而马克思相信反映物质世界的观念是不断变化的。对阿伦特而言，工作和劳动是有它们自己历史的词语。尽管可以说它们都是对世界的反映，但它们彼此存在区别的事实也有其特定意义。因此，即使世界历史共谋保证了客观世界的不持久性，也要坚持“工作”概念讲述的是独立于人类主体的客体世界的可能性。阿伦特明确地把她所认为的现代劳动的荣耀，与从主观主义的观点看待世界的趋势，与过多地强调经验而忽略客观世界联系起来。

另一方面，对马克思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