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勒尼：诸种第三条道路

在20世纪80年代晚期，当国家社会主义的经济病入膏肓的时候，一个新的幽灵，“第三条道路”的幽灵，开始在世界游荡。

“第三条道路”这一想法，并不是多么新鲜。1它的起源，可以被追溯到19世纪德国关于“特殊道路”（Sonderweg）的讨论：亦即德国通往现代性的独特道路，既避免了个人主义的/无政府主义的英法发展方式，又摆脱了俄国式的专制。“特殊道路”这一理念的知识和政治史非常复杂。在19世纪和20世纪上半叶，它主要是民族主义的，甚至给纳粹理论（综合了反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和反布尔什维克主义）带来启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许多自由派的德国历史学家使用“特殊道路”这一说法来解释，为什么现代性/资产阶级化在德国被阻断了。“特殊道路”于是被指责要对纳粹主义的兴起负责。最终，一些学者--其中最著名的当属于尔根・柯卡（Jürgen Kocka）--对德国“特殊道路”这一提法进行了部分改造。柯卡提出，德国事实上找到了一条黄金中间点道路，一条在英国和俄国之间通向现代性的道路（Kocka， 1987）。在英国，现代性之路是由一个持有恒产的资产阶级领导的，而在俄国，则是国家或者国家官僚，而在德国，现代化的主要领导者们，却是“理念人”，亦即“文化资产阶级”（Bildungsbürgertum）。因此，与英国或俄罗斯版本的现代社会相比，德国的现代性要更多地带有文化或文明色彩，而较少贪婪和官僚。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波兰、保加利亚、匈牙利的左翼民粹主义者对他们的国家被强制放到错误的选择道路上而愤慨：他们要么不得不采纳西欧/美国式的资本主义，要么不得不转向苏联式的共产主义。他们坚持认为：必定存在一种可以超越西方的贪婪和苏联式官僚主义的“第三条道路”，形成一个集体主义的、平等的、自由的和有效率的经济和社会组织体系。

第三条道路主义者或俄国民粹主义者（narodniks）是布尔什维克的宿敌2：与成为一名“左翼民粹主义者”相比，成为“布尔乔亚自由主义者”也许是两害相权取其轻。因此，直到这个体系开始瓦解之际，任何关于“第三条道路”的讨论都是被禁止的。但是，在20世纪80年代，一大堆各种各样的“第三条道路”的理论突然冒了出来。在欧洲，这些理论是短命的：到了1990年左右，新自由主义成为霸主。“民粹主义”或“第三条道路”成为一个贬义词：被用来当作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话语的标签。“‘第三条道路’是走向第三世界的道路”--新自由主义的口号如是说；亲商业的道路（商业之友）成为唯一的理性态度，而平民主义（人民之友）则是法西斯主义或最好莫过于原始法西斯主义。3

但是让我先回到20世纪80年代，以及那个“第三条道路”幽灵在国家社会主义的欧洲游荡的年代。80年代，我正在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教书。我在研究匈牙利重新出现的小家庭农场主（我称他们为“社会主义企业主”）（参见Szelenyi， 1988）。开放社会基金会（The Open Society）慷慨资助了两位杰出的匈牙利农业学者巴尔？尤哈斯（Pál Juhász）和巴林特？毛焦尔（Bálint Magyar）到我这里进行一学期的访问，协助我写作这本关于社会主义企业家的著作。4他们在1990年后都成为（新）自由党的成员；其中巴特林担任了许多年的文化和教育部长，且成为该党的领导成员之一。但是在1985年，当他们在我那访学的时候，他们属于我称为“社会主义反对派”的阵营。我记得，在他们抵达麦迪逊后不久的晚餐上，我们进行了第一次对话。巴尔和巴特林向我描述了正确的农业政策是什么样的，而我则为他们建议中私有产权和市场机制所应用的程度感到震惊。那个时候，我将自己定位成一名民主社会主义者，于是，也许带着一丝疑虑的语气，我问道：“你们是在建议资本主义复辟吗？”巴尔很沮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两分法是多没意思的事情。难道我们不能设想一种第三条道路吗？”作为一名社会主义者，直到那时，我并没有太多思考第三条道路的问题，但他说服了我。事实上，在20世纪80年代的匈牙利（顺便说一下，以及在中国）的农业部门当时正在出现的，看上去正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一种有趣混合，而且看上去用两套竞争性的体系之间的第三条道路来描述非常合适。请允许我不谦虚地引用一下我自己在这本1986年就写出而今却几乎被遗忘的著作中写过的一段话：

“曾经有一阵子，东欧在1949年的苏维埃化和农业的被迫集体化看上去已经不可避免地关闭了第三条道路的可能性。但是，在世界的这个部分，这一理念正在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回到政治和理论议程上来。在波兰，大多数团结运动的理论家们都业已强调，他们在寻求一种替代性选择，既不同于苏联式社会主义，也不同于西方式的社会经济体系。尤其在匈牙利，家庭企业的重新兴起......可以被解读为一种证据，这一东欧独有的现象--也许是第三条道路式的发展--不仅仅是一种理论梦想，而且是一种不可阻拦的历史趋势。（Szelenyi， 1988， 第17页）

让我再多从这本书中引用一段话，这段话呼应了黄宗智的”重庆：‘第三只手’推动的公平发展？“一文中的一些主题。

“政治左派和右派的理论家们都常常假定，（政治）体系趋向于发展成为它们的纯粹形式或理想类型。......混合经济体并不能持续长久：在西方一点点的福利国家行为是一种‘蹑手蹑脚的社会主义’，在东方一点点的市场行为则是一种‘蹑手蹑脚的资本主义’。在最终，国家都必须做出选择；没有什么替代性的选择。......”第三条道路“的理念常常被讥讽为幼稚的或者乌托邦。这本书谈论的，正是第三条道路的可行性。我们所讲述的故事表明，混合经济是可以再生产的，是一种更为复杂的体系，更为有效率地应对经济挑战......”（前引书：第5页）

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即便是那些后来成为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拥趸的经济学家们，也很少将这个世界看作由一个运转良好的资本主义和表现不佳的社会主义经济体所构成的。当我读到科尔奈那本1980年时写就的最为了不起的著作《短缺经济学》的时候，我相信我面对的，是一位并不认为市场资本主义强于社会主义再分配经济（或者用科尔奈自己的术语，“官僚协调的经济体”，参见Kornai， 1984）的经济学家。在我看来，科尔奈所描述的，正是戴维・斯塔克（David Stark）后来称之为“镜像比较”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比较（Stark， 1986）。的确，科奈尔明确指出了在社会主义体系下，会有产生长期性短缺的趋势；但是他也指出了，资本主义经济体往往会产生生产过剩的危机。虽然这本书并未给出明确的政策建议，但是在我的阅读看来，在1980年科尔奈心许的，是一种混合的经济体，两种危机的趋势可以在其中相互舒缓。当我在写作前面引述的文字的时候，我相信我和科奈尔的立场是一致的。现在看来，要么是我误读了他，要么是随着历史的变迁，他改变了自己的想法（Kornai，1992）。

和今天重庆的“第三只手”的理论非常相像的是--引述一下黄宗智的说法--当时那一种“第三条道路”的“概念和特征”也是“尚不清晰”的。我的“第三条道路”是匈牙利农业改革开展的道路，据说也许是以邓小平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的农业改革为范本。在这里，最初的想法是非常简单的：保留集体农场，但让农民在自家的自留地里做任何他们自己想做的事情；家庭工作组织和因此而出现的农民企业家在一夜之间解决了长期食品短缺的问题。在这样的一个“混合经济”中，国家再分配部门占据着支配地位，但是由一个有活力的、扩张中的小私营部门做补充（在我后来的《无须资本家打造资本主义》一书中，我将这一战略称之为“自下而上的资本主义”，参见Eyal， Szelenyi， and Townsley， 1998）。虽然20世纪70和80年代的匈牙利体系并不能等同于1978年后的中国改革，但是他们有许多相似的地方。

但是，还存在着其他版本的“第三条道路”。在20世纪80年代的东欧，一个流行的观点叫做“市场社会主义”（而最终也对中国产生了影响）：一方面需要保持公有产权，但另一方面让国有企业通过市场互动。其中最激进的形式，是持股体制（holding system）。关于该体制的理论的出发点是，国有化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过程：一旦财产被国有化了，就不可能回到私有产权。正如一位后来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在80年代中期告诉我的那样--他带着一种悲伤的语气--“我们知道如何把鱼变成鱼汤。但是如何把鱼汤变成鱼呢？”控股体系理论主张，通过国有的商业银行，创建相互竞争的公司或者控股公司。国有企业将被转化为股份公司，但是他们的股票将由国有银行或者控股公司持有和在自由市场上交易。黄亚生在他的《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一书中指出（Huang， 2008），中国大多数公有部门的“私有化”都是这样完成的。看上去是私有产权的，并不一定真的是私有的，大多数前国有企业的股票被“法人”、国有银行或控股公司所持有。

另外一个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寻求第三条道路的理念是，少量私有化（little privatization）基础上的普遍私有产权。这是一种新蒲鲁东主义（neo-Proudhonian）的梦想：应该对整个公有部门进行私有化，但不要通过市场或竞争性的拍卖。所有的公有财产都应该被分成凭券，而每一个公民都应该在凭券中获得同等的一份。即便是在社会主义体系瓦解之后，叶利钦总统还是采用了这一平民主义-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当他宣布大众私有化的时候，他声称：我们不想要少数几个百万富翁，我们想要成百万计的所有者。

在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里，20世纪80年代是一个乌托邦的时代。每一个有点自尊的知识分子都想出一套关于如何让社会主义运转的图景，既消灭其官僚结构，但同时又不要把体制转变成为西式的竞争和贪婪的资本主义。

巴尔和巴特林让我对第三条道路深信不疑，以至于写了一篇自我批评（Szelenyi， 1986-87）。在我1979年的著作《走在阶级权力道路上的知识分子》中（Szelenyi and Konrad， 1979）--该书是对20世纪60年代改革的一个反思--我相信“理性计划”这一理念对“知识分子们”有着致命的吸引力，他们有可能更倾向于再分配的理性秩序，而不是市场的无政府主义，因为他们已经准备好与统治的官僚集团做一次大的历史性妥协，而将他们自己建构成一个新的国家社会主义再分配经济的支配阶级。我在1975年从匈牙利被流放，在1982年我第一次被允许回国的时候，我被小私营部门的拓展震惊了。这已经不再是短短七年前我离开时的那个体系了。我对涌现的农业私营部门的研究使我相信，新出现的不是一个技术官僚知识分子阶级，而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小资产阶级。改革早期的大赢家是那些步入快速扩展的非正式经济的农民和工人。倪志伟在他1989年开拓性的“市场转型理论”一文中（Nee， 1989）也报道了中国改革头几年里所发生的同样的过程。因此，我决定，这该是做一次自我批评的时候了。这篇文章发表在1986-87年的《政治与社会》杂志上，在里面，我承认，知识分子不太可能获得或者甚至渴望阶级权力；新的阶级联盟更有可能发生在官僚阶级和新的社会主义小资产阶级之间。

但是历史则要求它以另外一种方式展开。官僚集团自己在1989至1991年间背弃了这一阶级妥协。旧体制的统治者们不能够也不想再按旧的方式统治。他们看见了自己和子女的新机会，在将体系转化为成熟的市场经济的同时，让自己发家致富。那些曾经以“建设社会主义”为己任的人，现在接手了“建设资本主义”的任务。自下而上建设的小资本主义（petty capitalism）突然被废止了，市场转型的大输家是社会主义的小资产阶级，而大赢家则是前共产党的干部和他们的庇护对象--这一次，资本主义是自上而下打造的。

对我来说，这是再一次做出自我批评的时候。在我1998年的《无须资本家打造资本主义》一书中（Eyal， et al.， 1998），我承认，我1986-87年间的自我批评是不成熟的。在东欧，“第三条道路”没有发生，社会主义小资产阶级并没有将自己建构成一个新阶级；相反，他们中的许多人被迫沦为半无产阶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