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思余：马基雅维利主义批判

摘要：在一部分论者眼中，马基雅维利主义成为马基雅维利及其《君主论》的化身。从这一论调出发，我们需要追问，马基雅维利及其《君主论》是否等同于马基雅维利主义？通过对马基雅维利及其《君主论》的分析，不难发现，我们实在无法在这二者之间划等号。从研究主题来说，马基雅维利主要讨论的是君主治国之道，而不是简单的篡权谋位之策；从研究方法来说，马基雅维利主要采用的是政治史的研究方法，而不是简单的为迎合君主的媚俗之作；从研究目的来说，马基雅维利主要关注的是民族国家的建构问题，而不是简单的政治权力的争夺问题；从学术贡献来说，马基雅维利开创了现实主义政治学的先河，而不是简单的政治阴谋论的模板。由此，我们也就完成了对马基雅维利主义的批判。

关键词：马基雅维利主义 君主治国 政治史 国家统一 现实主义政治学

一、问题来源：来自马基雅维利主义的诘难

马基雅维利的美誉很多，“现代政治理论之父”，“现代政治哲学的奠基人”、“第一位民主思想家”等等。其传世之作主要有：《君主论》（1513）、《论李维》（1513－1517）、《战争术》（1521）、《佛罗伦萨史》（1525）等。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不同，马基雅维利作品都是出自其自己之手，而且带有强烈的政治现实主义色彩。人们在赋予马基雅维利诸多荣光的同时，也同样对其有所批判。其典型表现表现就是“马基雅维利主义”，即为了目的不择手段、玩弄权术的思想和做法。这一点成为后世声讨马基雅维利的一个重要措辞。

或许马基雅维利令人难以琢磨、难以把握的地方，正是在于人们对其思想及其人格的毁誉不一。有论者如是发起对马基雅维利的责难：“马基雅维利是这样一位独树一帜的政治哲学家，人们通常用他的名字来指称一种政治学理论。这种政治学理论已经独立于他的影响而存在，并将继续存在下去。这种政治学理论唯一考虑的是权术，即为了达到其目的不惜采用各种手段。无论是正义的还是邪恶的、严酷的抑或恶毒的――其目的在于其国家或祖国的扩张，但也将祖国用来为政治家、国务活动家或其党派的自我扩张服务。尽管如此，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在马基雅维利那里，一切事物都用新的眼光来进行了考察，然而，这并不是由于他拓宽了人们的视野，相反却是由于他缩小了人们的视野。”[1]

这就是典型的“马基雅维利主义”式的批判。时至今日，到底如何评价马基雅维利主义，看来依然是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尽管肯定马基雅维利者如乔治•萨拜因也不得不承认，对马基雅维利的评价至今仍是一个令人难以琢磨的谜。“马基雅维利这个人物和他的哲学的真实意义一直是近代史上的一个谜。他被视作是一个极其玩世不恭的人，一个满怀激情的爱国者，一个强烈的民族主义者，一个政治阴谋家，一个地道的民主主义者和一个吹捧暴君的无耻之徒。”[2]

而所有关于马基雅维利主义的讨论主要也来自人们对《君主论》的解读。因此，本文以《君主论》为分析文本，批判所谓的马基雅维利主义。论者们更多地讨论的是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一书中所展示的恶的人性观，为了目的，不顾道德、不择手段的权力观，善于玩弄权术、玩世不恭的君主观。进而对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一书中所体现的政治思想做出了一种过于简单化的论断。然而，无论是从马基雅维利对政治学的贡献，还是对理解其思想本身，这种论断似乎都不可取。具体而言，我们至少必须清晰阐释如下问题：马氏的研究主题是什么？写作目的是什么？研究方法是什么？学术贡献何在？本文的运思主要也就是围绕这四个问题展开论述。

二、研究主题：君主治国之道

要批判马基雅维利主义，首先需要回答《君主论》一书所要研究的主题是什么。正如译者所指出的，马基雅维利关心的主题是：讨论君主国是什么，它有什么种类，怎样获得，怎样维持，以及为什么会丧失。[3]亦即，国家兴衰的原因和政治家维持统治的手段。他关心的是治国之道、兴邦之术、强国之策、衰亡之由。为达此目的，“政治手段和军事措施几乎是他关心的唯一课题。”可以说，马基雅维利确实抓住了那个时代政治的主题。

乔治•萨拜因对于马基雅维利所要讨论的政治问题如此评述：“他把这种手段和措施同宗教、道德和社会考虑完全分隔开来，除非他们直接影响到政治决策。政治活动的目的是为了保存和扩大政治权力本身，而他衡量政治的标准则是在这方面获得成功。一项政策是否过于残忍、失信或不合法，在多数情况下对他来说是无所谓的，尽管他也懂得这些事情对政治上的成功会有影响。他不时议论统治者为了达到目的巧妙地使用不道德手段的好处。而正是这一点败坏了他的名声。总起来说，与其说他是不道德还不如说他是不关心道德。他把政治从其他许多方面的考虑中孤立地抽出来，从而把政治写成它本身好像就是目的似的。”[4]也正是这种把“政治”当“政治”研究，“为政治而政治”的做法，最终奠定了马基雅维利作为第一个真正将政治学和伦理学分家的政治学者。

马基雅维利当时所要解决的问题，用现代政治理论的术语来说，就是关于政治权威的结构问题，亦即集权与分权的问题。而这一问题也正是莱斯利・里普森所谓的政治学的五大问题之一。[5]对于建国时期而言，这一问题主要是国家的统一还是国家的分裂问题。或者说是要建立一个强大的中央政权，还是要维持一个强大的地方势力的问题。在一个民族国家理论逐渐兴起、民族国家建立已经提上议事日程的时代，马基雅维利确实看到了问题所在，也就是国家的最终走向必须是迈向一个坚强有力的政治统一体。或者说，将分散的、各自为政的地方政治单位统合起来，建立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权。从这一意义上来说，恐怕不能简单地将马基雅维利视为一个为权力而权力、为了权力而不择手段的政客。如此简单的盖棺定论，多少有失偏颇。

关于马氏对于国家理论的贡献，政治史家已经做出了非常明确的判断。萨拜因就此评论道：“马基雅维利对国家这个词的近代含义所作的贡献要超过任何别的政治思想家，甚至国家这个词本身，作为最高政治实体的名称似乎也主要是因他的著作而开始在近代语言中加以经常应用的。国家作为一种有组织的势力，在自己的领土内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并在同别国的关系中推行一项有意识的扩张政策。国家不仅成为典型的近代组织，而且日益成为近代社会最强有力的组织。国家越来越多地承担起调节和控制其他社会组织的职能，并按照根据国家本身利益而公开制定的路线来指导这些组织。在近代国家政治中国家一直在起着这种作用，马基雅维利的预见表明他已洞察到政治演变的趋势。”[6]

因此，马基雅维利对国家及其发展趋势的深刻洞见，对此后的民族国家理论研究无疑有着非常重要的推动和促进作用。问题在于，马氏是如何论证这一主题的？这就涉及到《君主论》的研究方法问题。

三、研究方法：政治史的研究

《君主论》一书采用了丰富的人物事例和历史故事进行论证。因而可以说《君主论》是一部内容翔实的历史分析与现实关照之作。不仅论述条例清晰，而且旁征博引，证据丰满。我们不得不惊异于马氏对“伟大人物事迹的知识”的娴熟掌握与灵活运用。正如论者已经指出的，“他极相信历史的研究方法，以为如此便可援古以证今，鉴往以察来，利用过去的知识与经验可以解决现在及将来的问题。这才是研究政治的正当途径与方法。在实际上，马氏所真正注意者乃在如何解决当时所遭遇的政治问题。他对政治的事实作广博的观察与搜集，就此作深切的整理与分析，求得自己的结论，然后再提举历史事例，以证明或支持其结论”。[7]

也正是因为其例举史事的目的是为了解决政治现实问题，因而，论者一般称其著作因为太过于关心现实政治及其运作，而缺乏政治哲学思想。“其所研讨者，实在说，并非政治哲学，乃是实际的政治策略及如何运用力量去推动政府的工作；不是理论上研究国家的性质，而是从实际上研究政治的运用。马克维里是第一个现代的政治现实主义者。他认为国家及君主应为自己而存在，自己的利益居于第一重要地位，不可受了对他人所负的义务而拘束自己的行动。”[8]

如何看待马氏的这一研究方法？在给出一个明确的结论之前，我们不妨看看史家如何看待这一问题。梁启超从人的三要素谈及人类社会。人的三要素中主要包括骨干、血液和神经。“有骨干才能支持、生存，有血液才能滋养、发育，有脑神经才能活动、思想；三者若缺少其一，任何人都不能生活。”[9]以此类推，社会的骨干就是政治，社会的血脉就是经济，社会的神经就是文化。就政治而言，其涉及的问题有以下几个方面：就权力来说，有国家的形成，统治权力的运用、统治权力的解体；就性质来说，涉及军政、民政、财政、法政、外交等；就纵向结构来说，涉及到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问题，以及中央与地方各自内部的细分问题。具体到政治专史而言，应该如何研究？

梁启超提到了三个方面的研究。第一是基础研究；第二是研究中央政权的变迁；第三是研究政权的运作。基础研究包括研究民族、国土、时代、家族和阶级。民族研究包括民族的结构、发展演变情况、民族融合等。国土研究主要包括国土的演变，即版图、疆域的扩大、缩小等。政治研究要特别注意政治时代的转变，如从封建到郡县，从闭关到开放等，在每一个时代里，又可以细致研究其具体情况。家族史、阶级史特别需要研究。“在中国，一直到现在，还有许多人，与其叫他国家的国民，不如叫他家族的家人，因为他是对家族负责的。所以家族如何形成，如何变迁，如何发展，都得研究。阶级，亦无论那个社会都免不了，许多个人都由阶级间接参加国家。”政治史的研究，首先就要做这一最为基础的研究。“因为政治就是社会的组织，社会组织的基础就是上述民族、国土、时代、家族、阶级等。把基础研究清楚，才可讲制度的研究。”[10]

由此观之，政治史研究的意义自然凸显。特别是将其与现实政治结合起来进行研究更是宏旨深远。从写作方法和技巧来说，这也是一种论据的选择方法。为了使我们的论证更有说服力和可信度，我们必须要有充分的事实佐证或者论据。正如美国著名的批判社会学家C・赖特・米尔斯（C. Wright Mills）所指出的，在我们所处的这样一个世界中从事社会科学，首先就要秉持事实的原则。[11]所有的学术研究都需要论据，不论是自然科学意义上的定量论据，还是人文社会科学意义上的定性论据。政治科学同时需要这两种论据。而且，所引用观点论据要经得起质疑和检验。每个阅读研究成果的人都应该能够检验你的论据并且判断其是否有效。[12]问题只是在于，我们选择什么样的论据。就政治科学的研究而言，将史事作为论据无疑也是一种选择。

毕竟，史家有其既定的专业知识和翔实的史事优势，问题只是在于君主们在面对这些知识与史事时如何选择的问题。“史家的作用应是提供大量不同政策及其结果的实例，有识别力的君主可从中甄选那些对他最合适的东西。”[13]在论述过程中，马氏很善于将时事的经验与古代的知识结合起来，不厌其烦地例举历史事例，分析其成败的经验教训，点评帝王将相的功过是非。如此一来，他就为时人――诚然，最主要是国君――提供了一个分析当下政治事件与现实政治的可资借鉴的深邃历史视角。于是，“所有的历史都应当是对当前事件的一种注解，政治才智应当是对古代实例缜密周详地思虑的结果”。[14]

正如马氏所言，“一个明智的人总是应该追踪伟大人物所走过的道路的，并且效法那些已经成为最卓越的人们。这样一来，即使自己的能力达不到他们那样强，但是至少会带有几分气派。”“为着训练脑筋，君主还应该阅读历史，并且研究历史上伟大人物的行动，看看他们在战争中是怎样做的，检查他们胜利与失败的原因，以便避免后者步武前者。最重要的是他应当像过去那些伟大人物那样做。他们要选择某一个受到赞美和尊崇的前人作为榜样，并且经常把他们的举措和行动铭记心头。”[15]在进行政治学理论的学习和研究的过程之中，我们首要的也就是要努力学习这些“伟大人物所走过的道路”，仔细梳理和认真把握他们的知识生产和知识增长过程。在尚未成为“伟大人物”之前，我们还是要从“效法那些已经成为最卓越的人们”开始。即使领悟不到他们的智慧，如若能够沾染上“几分气派”，也将是一大幸事。就学术训练和知识生产而言，或许这正是政治现实主义先驱马氏所希望的、也是我们“训练脑筋”的必经之旅。

简言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