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树华：冷战后西方民主与民主化研究：理论困境与现实悖论

一

“民主”是当今国际上使用最广、也是最富有争议的政治概念之一，以至于西方一些政治学者报怨：对民主脱离现实的抽象而概念化阐释与争论几乎变成了文字游戏。有的西方学者甚至形容说，单单是有关民主概念的争论所耗费的纸张，足以砍掉一大片森林。另一方面，虽然围绕民主概念存在很多争议，但“民主”又被认为是个好词，像是政治股市中的“绩优股”，引得东西方掌权者或在野党纷纷追捧。君不见，当今世界无论当权者施政，还是普通民众的政治诉求，均会祭起“民主”的旗号；无论左派还是右派，均乐意突出自己对民主的“偏好”，不管是否真正理解民主之含义。现如今在国际上某些国家，政客言必称“民主”，意为占领道义的制高点；文人宣称民主，幻想在学术江湖中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在西方世界，近百年来“民主”被认为是西方社会最主要的政治构架。冷战中，“民主、人权”成了西方社会意识形态中标志性的政治品牌，是对抗苏联阵营的重要战略和策略工具。20年前，苏东瓦解，作为政治策略的“自由、民主”在其中功不可没。冷战结束之际，西方政界和学界普遍认为西式的自由民主在全世界范围内取得了全胜，有关民主自由的意识形态之争从此结束。除民主之外，人类历史别无他途。一时间，西方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的思想家们罕见地取得共识并一致认定，世界上再也没有比西方民主更好的制度了。民主成了政治的全部，民主涵盖了一切。于是民主与自由市场、富足等符号一起成了西方社会的象征，成为地球上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人们争相奋斗的目标。在当今世界上，如果一些国家的制度离西方模式越远，意味着这些国家政治上越野蛮、越落后，意味着这类国家脱离了“人类社会的文明轨道”，不得不被迫接受来自西方的“民主教化或自由改造”，经受西方“民主法官或教师爷”的训教，否则还会遭受导弹轰炸式的“外科手术”，甚至要付出丧失主权和民族国家分裂的代价。

二

民主是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结果，是世界各国人民的普遍追求。19世纪以后，随着西方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神权和皇权逐渐淡化，选举权逐步扩大，民主在资本主义社会有了充分的发育。之后，民主在西方主要国家实现了从观念向制度、由理论向实践的转化。到20世纪，民主逐渐成为一个世界性话题，冷战时期更是变成西方国家手中的工具。而冷战后，东欧剧变、苏联解体被解释为“民主化的产物”。凭借对“民主”概念的垄断，西方国家占据了国际政治制高点。在这一过程中，民主被西方政治理论家提炼成西方政治制度的唯一真谛，民主成了西方政治人物的口头禅，逐渐演变成一种政治宗教，变成西方对外政治输出的“政治圣经”和“基本软件”。

国际历史经验表明，每个国家的民主都应符合自身国家特定的历史文化传统和现实条件，发展民主应当因地制宜，外部强加和全盘照搬往往是得不偿失。回溯历史、环顾国际，我们发现，特别是冷战前后，无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在追求民主与自由的同时，一些国家不由自主地陷入了认识误区和思想迷局，出现了各式的政治乱象。

（1）民主被泛国际化。冷战后的20年，民主已经被泛化成一种无处不在的国际政治现象，成为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的焦点问题。民主成为西方划分关系亲疏和国际阵营的政治工具，成为国际政治较量的内容。在西方战略家眼里，民主已经成为了一种全球化现象，民主政治和自由市场一样，已经成为无处不在、无所不能的价值、观念、标准、制度、原则、做法等。正如美国政治学者在民主课程的教科书中指出的那样：“民主化正在成为一个全球现象……民主现在已成为唯一具有普遍正当性的政府形式……这些年代以来，国际上发生了许多戏剧性的事件，既关系到每个国家的国内政治，又关系到这些国家所在的地区乃至全世界的国际关系”。（[美]霍华德・威亚达尔主编：《民主与民主化比较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中文版，第1页）

冷战结束后，伴随着民主国际化进程的加快，西方大国奉行的民主思想和民主战略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这些年来，西方世界通过对外高调推广民主，煽动“颜色革命”，力图掀起“新一波民主浪潮”。西方国家“民主国际化”的内容是促使民主进程全球化、概念普适化、模式西方化，根本目的是把持民主定义权，占据国际道义和地缘政治的制高点。冷战后20年来，与笃信市场绝对力量的新自由主义一样，奉行民主原教旨主义的力量在国际政治中横行一时，在一些国家或地区先后导演了一场场政治闹剧。近些年，国际上“民主阵营”嚣张一时，极尽政治渗透和武力干涉之能事，不仅导致了国际关系紧张和国际政治动荡，也延缓了一些地区政治发展的进程，败坏了民主的声誉，导致了一系列伴生性政治“后遗症”：民主道路迷失、民主思想嬗变、民主结果异化、民主机体溃疡、民主泛化与民主赤字并存、不少国家政治风险上升和政局频繁动荡；在民主在空间上漫延的同时，也出现了“依附性民主、复仇政治、寡头式民主、财阀的自由”等民主异质现象。

（2）民主被神圣化、宗教化。20年前柏林墙的倒塌造就了冷战后民主的又一个神话。自此，在西方政界和专家的共同鼓吹下，“民主”被赋予了神奇力量。冷战后，民主给西方大国的军事干预披上合法性的外衣。硝烟过后，武力推翻了他国政权，面对由此而来的空前的人道主义灾难，西方大国急忙扯起民主大旗来遮掩，俄罗斯学者将其形容为“空降民主”。（叶莲娜・普斯托伊托娃：《炸向利比亚土地的民主》，俄罗斯战略文化基金会网站）2003年以后，原苏联地区发生的几次政变都被冠以各种颜色的革命，赋以“花朵般”的温情和浪漫。时至今日，国际上打造“民主同盟、自由之弧”等民主原教旨主义还在大行其道。民主果真那么神奇？那么神圣？有那么无比的神力吗？

在西方，民主被“教化”，主要表现为“宗教化、教条化”两方面。例如，宣扬民主拜物教，将民主宗教化、民主形式神圣化、民主制度西式化、西式民主理论教条化、西式民主程式化和模式化。在当今国际政治舞台上，“民主”一词仿佛具有了一种比宗教信仰还神奇的力量：只要一个人的口中念出“民主”一词，仿佛一下子便掌握了政治论坛的话语权或政治舞台的制高点。“民主”变成了神圣的上帝之言，意味着“文明的、先进的、富裕的、自由的、人道的、正派的、合法的”等等。一个政治人物、一个政党、一个国家一旦笼罩上了“民主、自由”的光环，便意味着从此掌握了世上至高无上的道义力量和话语霸权，便可以随意指责对手是野蛮的、专制的、独裁的、被奴役的，等等。围绕民主，西方国家特别生产了一系列政治传奇和神话传说，民主成了点石成金的“魔杖”。难怪有的西方学者干脆将这类或真或假地宣称民主拜物教的思潮定义为“民主原教旨主义”。

对于民主的宗教化色彩及背后的战略考虑，西方政治学者常常开门见山，毫不掩饰。亨廷顿在《第三波：二十世纪末的民主化浪潮》一书中写道，现代民主是西方文明的产物，它扎根于西方社会。民主的第三波的一个成就就是使西方文明中的民主获得了普遍性，并促进了民主在其他文明中的传播。如果第三波有一个未来，这个未来就在于民主在非西方社会的扩展。亨廷顿认为，民主是好东西，民主为西方所特有，可以被西方对外政策制定者所利用。西方主流宗教文化中特有的弥赛亚意识，推广民主便成了天赋使命，成了践行上帝的旨意。有了民主护身符的西方大国便可以高高在上，表演民主教师爷的角色，拒绝平等对话，动辄教训他人。

（3）民主被工具化、功利化。冷战后，西方将民主看成对外战略扩张的有力工具，变成西方政客手中高高举起的“政治指挥棒”，变成了西方霸权政治的“遮羞布和皇帝新装”。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总统威尔逊就宣称，民主作为一种全新的国内秩序也可以应用于国际秩序。从此，对外输出民主与美国对外战略结下了不解之缘。此后美国多任总统均以在国际事务中推行民主为己任，民主便成为美国对外重要的输出品之一。美国统治者坚信，上帝造就的美国民主制度是世界的典范，美国像是神话中的山巅之城，对外具有传播民主的使命。民主成了西方大国政治输出和外交干涉的掩盖与口号，成了西方世界追逐军事、经济和思想政治霸权的工具。

典型的西方政治逻辑就是：我即民主，谁不与我共舞，就是民主的敌人。冷战后，美国继续以民主划线，将世界分割成敌我对立阵营。2007年6月初，美国国防部长盖茨在新加坡表示，当今世界存在着两条道路、两种不同意识形态的斗争。在民主工具化和功利化的背景下，严肃的民主话题变成了“政治快餐”，不仅丑化了民主形象，而且引发政治冲突，误导了一些国家政治发展的探索，拖累了整个世界的政治发展进程。实际上，这也暴露了西方在民主问题上的虚伪性：与其说是真心为他国谋民主，不如说是为满足自己的战略私利，为的是维护自己的政治优势。

（4）民主被标签化、碎片化。表现为将复杂而多维的民主体系简单地等同于现行的西方政治模式，将民主模式西方化、民主理念标签化、民主过程碎片化。

一些国家的政治势力在认识上往往将西方政治形式理想化、模式化、绝对化，误将民主制度与西方的政治制度简单等同，将民主化视为西化，认为只要移植西方民主形式即可自然而然地达到西方式的社会物质富足，极力主张全盘西化。一些国家急欲给自己贴上“民主化”的标签，以求在国际关系中能够与“冷战”后的西方大国特别是美国站在一起。而一些西方国家也习惯以自己的民主框架来衡量和谈论别国的政治制度或政治进程，把持民主的定义和标准，随意给他国打上“民主”或“独裁”的标签。

冷战后，与民主原教旨主义者一样，西方极力推广民主的“政治实用派”笃信民主的普适性和通用性，忽视民主的多样性、现实性和发展的阶段性。他们坚信，一旦移植西方社会的普选制度、政党制度、言论自由、三权分立等民主模式，民主便会成功，将民主化进程简单化。殊不知，民主是一个成长的过程，民主的发展程度与其所处的历史阶段密切相关。一些政治竞争形式对西方国家可能是美酒，但对发展中国家大多数民众则可能暗含毒药。实际上，近年来包括原苏联东欧地区以及拉美和非洲等国家在内，人为移植民主模式很少给各国人民自动地带来真正的民主、自由、平等和幸福。

（5）民主被庸俗化、手段化。与舆论上宣扬民主的普适性相反，现实生活中西方某些政治势力在民主等政治问题上却表现出强烈的“阶级性”和“意识形态属性”。国际上某些政治势力习惯上认为民主为资本主义制度所特有，将民主与社会主义制度对立起来。出于意识形态和国际政治斗争的考虑，西方大国常常将社会主义国家中的反共产党势力、地区分立势力、民族分裂分子等同于“自由民主势力”的代表，在推行民主的时候，往往在他国内部寻找“民主代理人”，认定市场派、自由派、西化派、反共派、激进派、分离派就是“自由民主派”，积极鼓动上述势力否定本国的历史，割裂政治文化传统，实行政治的“休克疗法”。

20多年前，不少苏东地区的民族分裂势力或共产党内部的异己分子就是这样摇身一变，而一旦拥有国家权力，这些“自由民主”斗士们又变成了独裁专制的统治者，完全背叛了“民主”原则，挥舞“民主”大旗欺世盗名，足令西方支持者尴尬。

另一方面，民主被手段化、庸俗化，民主成了政治斗争的口号和手段。民主成了随意张贴的标签，自我贴上之后，便像找到了政治避难所，从此有了免受批评，并且可以指责别人的权利。民主成了一些政治人物的外衣，民主被绑架变成了被随意打扮的婢女。有的误认为，实行民主就是政治放松、绝对自由、党派竞争；民主化就意味着要进行大规模的政治改组、政党斗争、投票选举、全民公投等等。实际上，民主要求良好的政治素养和成熟的政治文化，也意味着一定程度的妥协、协商。

（6）民主被程序化、格式化。这突出表现为将复杂庞大的政治体系简化为民主化，而民主化等同于选举和多党竞争，进而将复杂的政治民主过程简单化为一套选举程序。近些年，出于简单化和功利化的考虑，西方大国已经习惯了将“选举因素”视为衡量其他国家能否通过民主门槛的关键甚至是唯一指标。极力鼓吹“第三波”的亨廷顿将“选举”作为缔造民主的重要特征，称“全民选举最高决策者是民主的实质”。殊不知，选举是必要的，是民主的重要表现和形式，但并非民主的全部和实质。在一些国家和地区，普选常常变成一场全社会范围的“政治大赌博”。选举过程中金钱收买、媒体攻讦、丑闻不断，更改游戏规则等种种问题更是接连不断。公民投票时就像是在下“赌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