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世功：技术政治与公民政治

一

身体完全健康的人突然开始头部发烧；眼睛变红，发炎；口内从喉中和舌上出血，呼吸不自然，不舒服。其次的病症就是打喷嚏，嗓子变哑；不久之后，胸部发痛，接着就是咳嗽。以后就是肚子痛，呕吐出医生都有定名的各种胆汁。这一切都是很痛苦的。大部分时间是干呕，产生强烈的抽筋；到了这个阶段，有时抽筋停止了，有时还继续很旧。抚摸时，外表上身体热度不高，也没有出现苍白色；皮肤颇带红色和土色，发现小脓孢和烂疮。但是，身体内部发高热，所以就是穿着最薄的亚麻布，病者也不能忍耐，而要完全赤裸。真的，他们大部分喜欢跳进冷水中。有许多没人照顾的病人实际上也是这样作了，他们跳进大水桶中，以消除他们不可抑制的干渴；因为他们无论喝多少水，总是一样的。于是他们长期患着失眠症，不能安静下来。

当这种疾病到达顶点的时期，病人的身体并没有衰弱，表现有惊人的力量，能够抵抗所有的痛苦，所以在第七天或第八天的时候，他们还有一些力量留着；正在这个时候，他们多半因为内部高热而死亡。但是如果病者经过这个危险期而不死亡，于是病人肠胃，产生强烈的溃烂和不可控制的大泻；因而引起衰弱，后来多半就会死亡了。因为这种疾病首先从头部起，进而轮流影响到身体的各个部分，纵或病者逃脱了最恶劣的影响，但是在身体的四肢还留下了它的痕迹；它影响生殖器、手指和脚趾；许多病后复原的人丧失了这些器官的作用；也有一些人的眼睛变瞎了。也有一些人，当他们开始好转的时候，完全丧失了他们的记忆力，他们不知道自己，也不认识他们的朋友。1

这是对一种可怕的传染性疾病导致的病状和死亡的纪录。我们暂且不要问这是什么疾病，可能是鼠疫，可能是黑死病，也可能是目前正在流行的非典型性肺炎，总之，一旦传染上，除了等待死亡，差不多无药可治；也不要问这种病发生在什么地方，在城市还是在乡村，在中国还是在外国，如果哪里没有发生，除了幸运我们找不出任何其他的理由；也不要问这种病发生在什么时候，是古代、中世纪还是近代或现代，这种疾病在不同时代可能在规模上有所不同，但对死亡的威胁差不多是一样的；也不要问作者是谁，为什么要做这样的纪录，是一种医生还是社会学家或者人类学家，是为以后的医生提供病状的详细记录，而是有其他的想法，作者已经死了，剩下的就是我们如何阅读了。

我们首先需要一字一句的读这一段冷静的纪录，体会一个医生的冷静，一个理性的科学家的冷静，面对死亡就像面对树木的枯烂一样。然后，我们再想象一下这个客观纪录背后隐藏着怎样的一幅生活景象，绝望的病人、一筹莫展的医生、焦虑的亲友、躲避的邻人、流言蜚语的村庄、动荡的社会和陷入灾难的国家。这种对死亡过程的细致纪录仿佛是对人类的最大嘲笑，这种疾病不区分高贵与卑贱、富有与贫穷、强健与孱弱、智慧与愚蠢，人类所有高贵的努力，政治法律秩序道德文化艺术，仿佛都随着这身体而一起溃烂。“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自诩为万物灵长的人类在这种可怕的传染病中陈尸遍野，甚至连猪狗都不如。在这段文字的后面，作者紧接着记录了更可怕的景象：

这种疾病的一般情景不是语言文字能描写出的；至于个人的痛苦，它似乎不是人所能忍受的。这里特别有一点表现这个瘟疫和其他平常疾病不同的地方：虽然有许多死者的尸体躺在地上，没有埋葬，吃人肉的鸟兽不是不跑近尸体，就是，如果尝了尸体的肉的话，后来就因此而死亡。关于这点，从下一事实可以得到证明：所有吃肉的鸟类完全绝迹；在尸体附近或其他地方，都看不见有这类的鸟类。2

二

人类的恐惧来自无知，而最大的恐惧莫过于对死亡的无知。死亡意味着将人带入到无法证实的未知世界的恐怖深渊。为了克服对死亡的恐惧，人们早已围绕死亡形成了一整套稳定的知识，医学的、伦理的、哲学的和宗教的，从而将死亡理解为不可避免的自然现象。“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请自己去”，生老病死就像月圆月缺一样，是一种可以预期的自然现象，由此死亡被塑造为生活的常态。面对死亡这个事实，人们有可能克服对死亡的恐惧，甚至对于高寿而亡抱着欣喜的态度。对于古代人而言，最大的幸福就是塞涅卡所说的终老于床榻之上，对于现代人来说最大的恐惧就是霍布斯所说的“暴死”，前者追求一个正常的自然死亡，后者避免非正常的爆裂死亡。

因此，人们对于死亡的恐惧不是关乎正常的自然死亡，而是那些非正常死亡。非正常死亡会突然打破我们的知识对死亡的正常预期，变成了我们的知识所无法把握的东西。为了克服这种恐惧，我们还努力发展出了一套关于非正常死亡的知识。尽管有地震、火灾、水灾、疾病和车祸等各种天灾人祸导致的非正常死亡，这种非正常死亡对于具体承受的个体来说是可怕的，但是，这种死亡不足以形成社会性的恐慌。一方面，我们努力发展出种种防范、预警和解决非正常死亡的办法，将它至于知识掌控之下而加以正常化；另一方面，借助统计学从概率上将非正常死亡界定为生活中偶然的非常态，而且是我们可以预料和把握的非常态，它并不能影响我们的整个社会的正常生活。

死亡的真正恐怖在于死亡已经超出了我们现有知识所提供的预期能力，而且这种死亡从一种生活中的非常态变成了生活的常态，这意味着彻底打乱了我们现有的知识结构和理解能力，我们处在对生活不可测度和不可预期的无知的恐惧之中。尽管在统计意义上，目前流行的非典型性肺炎的每天死亡人数可能还比不上癌症或者交通事故的死亡人数，但我们的恐惧不是死亡的绝对数量，而是因为我们对这种疾病一无所知，我们没有有效的渠道获得关于这种疾病的种种知识和防止办法，它完全处在我们的知识之外。它突然撕裂了我们理解生活的知识图景，暴露出一个可怕的黑洞，我们的恐惧是现有的知识不能覆盖的这个黑洞的恐惧。由于现代资讯手段的发达，正式的媒体宣传和非正式的流言传播很容易使这种敏感的社会问题中心化，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焦点，从而将生活的非常态变成生活的常态。在媒体上，非典已经成了人们生活的关注焦点。于是，当媒体和谣言将这种非正常死亡变成我们正常生活的一部分甚至全部的时候，等于突然之间瓦解了我们的知识所构建的合理预期，我们由此陷入恐慌、混乱和恐惧之中。

然而，我们如何获得使我们免于混乱与恐惧的知识呢？是通过人类自身的理性来获得知识，还是通过全能上帝的启示获得知识呢？现代人无异遵循理性的道路。“知识就是力量”，理性知识就是克服恐惧的力量，因此“敢于认识一切”是康德赋予启蒙运动的口号，正是凭借理性法庭所宣告的真理，人类不仅用理性的眼光审视整个世界，而且用理性的技术建构整个世界；不仅用科学技术改造出一个人化的自然秩序，而且用法律技术创造出一个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的秩序。死亡不再是一个偶然的事件，而是可以用医学技术给予说明并加以克服，如果不能用医学技术来加以克服，那么可以用侵权法、刑罚和保险法之类的法律技术加以克服。总之，我们把对克服死亡的恐惧寄望于种种知识和技术之上，不断发展的医疗技术、信息公开的治理技术、措施完善的法律技术以及自由人不思考死亡的现代伦理技术。

这种理性主义的技术思路并不能真正克服人们对死亡的恐惧。一方面技术在克服恐惧的过程中会不断生产出新的恐惧来，对核辐射的恐惧、对生物武器和化学武器的恐惧就是技术发展带来副产品；另一方面，无论理性的知识如何发展，它本身必然是相对的和有限的，它不可能穷尽所有的知识。当非典型性肺炎之类的疾病或者其他突发事件撕破现有的知识体系从而暴露出理性知识的局限性时，人类才发现自己作为悬挂于技术之网中的动物，被置于无底的深渊之上。技术理性主义的本质就是虚无主义，它把人的生活压缩为一种机器人的生活，理性不可能为人类生活提供整全的知识图景，也无法为人类提供安身立命的根本。正是对现代性的技术主义的批判使得人们重新审视通过启示获得知识的途径。

然而，我们必须认识到，理性知识的兴起恰恰是为了克服启示知识的不足，逃入启示知识并不见的能解决对死亡的恐惧。我们必须首先考察启示的知识是如何崩溃以至于被理性知识所取代。在这方面，人们通常关注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这样的思想运动，仿佛是理性知识战胜了启示知识。然而，问题在于是什么力量促使人们不再相信启示知识，转而依赖理性知识呢？在这方面，人们往往提起地理大发现导致地圆说取代了启示知识中的地平说，而很少有人提起14世纪肆虐欧洲的黑死病对启示知识的崩溃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三、

公元1347-1350年，欧洲爆发了不可遏制的大瘟疫，一种通过跳蚤老鼠传播的疾病通过商队、军队和逃难的疫民等渠道迅速蔓延，不仅在整个欧洲扩散开来，甚至传播到了中国。高烧、四肢疼痛、呼吸困难、吐血，尤其是表现为淋巴结的肿大并呈现出黑色，凡被传染者在三、四天之内就在极其痛苦的表情中死去，这是一种无法维持、无法治愈的死亡之病，人们称之为“黑死病”。当黑死病出现并导致整个村庄的人口开始死亡的时候，人们从基督教的启示知识那里无法获得合理的解释。在牧师拒绝出现在葬礼上的时候，人们也在逃离教堂，教堂不是获得上帝庇佑的地方，而是一个可怕的传染和死亡之地。除了那些极端的自我鞭笞者相信这是上帝通过疾病惩罚人类，而人类唯一的办法就是像他们那样成群结队在公共场合相互鞭笞以平息上帝的愤怒，大多数人并不是相信这是上帝对人类罪恶的惩罚，因为他们亲眼看到这种疾病首先发生在于对外开放的沿海地带。

在宗教探索新的教义的时候，人们开始转向了医学知识，人们相信这是一个疾病，就连教皇也专门派人到巴黎的医学系来学习相关的医学知识，而这些新型的医学知识正在颠覆着基督教中关于人体、疾病和死亡的知识。3医学在与神学的搏斗中获得了整个社会的支持，尤其是得到世俗的公共权力的支持。医生们相信这种疾病的传播来自空气，于是，他们努力改善空气，喷洒香水或者燃烧各种薰草和树木对空气进行消毒。与这种科学的努力相一致，公共机构尝试着各种新的管理措施，其中最成功的措施就是隔离。米兰的市政府首先采取把发生瘟疫的房屋圈墙围起来，有效地控制瘟疫的传播和蔓延；威尼斯采取严格的隔离检疫措施，将入港的船只隔离到岛上。与此同时，政府组织的公共卫生事业也逐步发展起来了，对公共事务的有效管理成为政府一项重要的职能，由此促使政治思想逐渐发生微妙的转变。政治统治不再依赖服务于正义的共和德性，而是依赖于各种能够进行有效统治和管理公共事务的技术，这就是最终发生在16-17世纪“国家理性”学说的“政治学革命”：国家不再是依赖传统的伦理理性，而是依赖国家自身的理性，是一种工具意义上的精确计算保住国家的适合手段。4这样一种国家治理的技术思路成为现代国家的重要支柱，正是通过治理技术，国家力图“驯服偶然”，为人们的常态生活提供全部的知识，政治统治的合法性往往就建立在能否有效地提供维持常态生活的知识和技术。

历史的发展从来不是思想史研究所假定的那样是从观念战胜观念的历史，而是与社会史的演变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历史。文艺复兴以来的理性主义思想战胜了基督教的启示知识并导致人类知识图景的彻底转变，实际上是理性知识有效地填补了启示知识在面对黑死病这样新型问题的失败所留下的知识真空，换句话说，不是理性知识战胜了启示知识，而是启示知识在黑死病面前首先彻底崩溃了。在人们逃离教会的祈祷而投靠在世俗政府有效的公共管理下，政教之争的结果差不多一目了然。世俗政府的最终胜利就在于它能“与时俱进”：从服从基督教的伦理政治转变为服从有效的公共治理的技术政治。于是，在精神上瓦解基督教的世俗化运动出现了，教会既然成为人们逃离的对象，也就成为人们嘲笑的对象。不要忘记，文艺复兴时期大胆嘲笑基督教的经典之作《十日谈》的故事背景就是三个青年躲避黑死病而在城堡中相遇。在普遍流行的防治黑死病的知识中，除了教导人们如何讲究卫生和合理饮食的公共健康知识，就是人们应当确立生活新态度的哲学知识，它不再是基督教的祈祷和思考死亡，而是如何享受快乐的世俗生活：

首先，不要考虑死亡，……不要悲痛忧伤。所有的思想要集中在那些让人高兴、让人愉悦、让人回味无穷的事物……要观赏美丽的风景和精致的花园，尤其不放过繁花似锦的日子。倾听优美悦耳的歌让我惬意……品赏金银宝石甚慰我心。5

一种新的政治统治形式开始出现了，一种与此相适应的生活伦理也出现了，而为这种政治形式和伦理生活形式提供舞台的经济制度也开始出现了。黑死病使欧洲人口下降了三分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