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礼伟：MH370背后的马来西亚政治

【FT中文网原编者按】MH370失联事件，让马来西亚这个国家的执政状况遭遇了一次隆重的“国际体检”。是否如很多人批评的一样，马来西亚马政府习惯了黑箱运作和藐视民意才会有这样的表现？本文作者通过自己对马来西亚政治和社会的亲身体验和观察研究，还原一个马航事件背后真实的马来西亚政治和社会――巨大的城乡差距、变化的世代结构和竞争型威权政府。

2014年3月24日，马来西亚官方宣布失联的马航MH370班机在南印度洋终止飞行，但飞机为何改变航线仍是一个谜。其中最可怕的可能性莫过于班机驾驶员因政治原因与马当局谈判并遭当局拒绝，进而发生坠机，这种情况对反对党和当局都有极大杀伤力，但可能性较小。另一种同样可怕的假设，是班机驾驶员仅仅想制造神秘自杀事件，拉乘客陪葬，那么他要病态到多深、残忍到多深？第三种可能则是驾驶员遭胁迫，那么胁迫方是怎样近乎滴水不漏地让航班与外界毫无联络并且那么超然地没有任何诉求？

航班失联后，处在事件漩涡中心的马政府一些不专业、不敬业的应对态度，使该国由来已久的威权政治体制也被顺便围观。《纽约时报》发文批评马“家长式政治文化和养尊处优的领导人”，并援引一位亲反对党人士的话说：“全世界终于感受到了的这种失望，其实我们已经感受很多年了。”该文认为，由于马执政党内部的“主仆政治”和公务员体制中对马来人实行优先特惠、对少数族群实行限制打压的政策，真正的人才很难晋升到政府高位。正是这种僵化傲慢的体制，使马当局的应变能力、办事规范性受到外界的质疑。

马来西亚政治曾多次成为国际舆论的焦点。早在20世纪90年代，由当时在任的马来西亚首相马哈蒂尔、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印尼总统苏哈托组成的“亚洲价值观三人团”就曾充满各种自信地与西方展开政治理念的激辩；接着是1998年马哈蒂尔撤销副首相安瓦尔党内外一切职务并指控其犯有“鸡奸”罪，从而引发一场浩大的“烈火莫熄”反威权运动；最近英国《经济学人》发布全球“裙带资本主义”排行榜，马来西亚又赫然高居第三名。这个排行榜以亿万级富豪的财富占比和财富来路为衡量标准，俄罗斯排名第二，乌克兰排名第四──原来最近的克里米亚事件，居然就是两个典型的裙带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一场利益冲突。

马来西亚当局对这个排行榜做出了一个习惯性反应，那就是禁止这一期的《经济学人》杂志在马发行，理由是其中刊有同性恋者互吻的照片，尽管照片的拍摄现场是在中国。

MH370事件引发对马来西亚政府的国际“体检”

3月29日，马官方终于承认曾一度拖延公布失联飞机折返南飞的信息。应当说这个信息即便及时发布也不会对失联调查产生不利影响，马方没理由拖延。事后马国内外都有舆论指马政府习惯了黑箱运作和藐视民意才会有这样的拖延。当然也有舆论从专业角度为马官方辩护，认为政府应当只发布被确证无疑的信息，而这需要时间。于是又有舆论转批马政府的无能，但关于这一点亦有人提出：马来西亚历来是一个极少发生紧急灾害的国家，所以马航失联发生后手足无措也可以理解。针对这一点，也有人指马当局在打压反对党方面，其实效率很高，但在为公众服务方面反倒效率不高。

当舆论指责马军方雷达能力太差时，马当局关于失联事件的首要发言人国防部长兼代交通部长希山慕丁的反应倒是很快，表示会要求首相追加军方预算以购买先进雷达。这个表示不免让人想起2006年马来西亚的“蒙古女郎”案件，此事似与政府军购佣金有关，至今也没有破案，反对党认为这不是由于政府破案效率低，而是因为政府也是案件中的一个角色。

最近马官方又承认飞机失联后曾两度用卫星电话与飞机联络，此事与拖延公布飞机折返信息联系起来，又不免让人猜想马当局与控制飞机者之间可能有过谈判；若真有过谈判，马当局承担的法律和道德责任就该是天文数字级了。马当局否认自己曾和控制飞机者搭上话，也许这是事实，但一般来说，一个有过不说真话记录的政府必然会有这样的代价：当它被迫说真话的时候，民众也未必会相信了。连中国电影工作者章子怡都发声说“马来西亚政府你伤害了全世界，我们在找飞机，你们在找时机”。

面对种种批评，马当局显得很委屈，表示要让历史来给自己处理失联事件的表现打分，同时也警告反对党──你们别妄想借消费飞机失联事件来为自己加分。当然马来西亚当局也确实够“倒霉”的，若没有马航失联事件，它的执政状况也不会遭遇一次隆重的“国际体检”。饱受争议的马当局应对失联事件的表现，始终和饱受争议的马来西亚政治捆绑在一起。

经由一架失联的马航飞机的指引，让我们且来看看马来西亚政治棋盘上的种种风云。

从一党独大到两大政治阵营对撼

1957年，英属马来亚脱离英国，成立马来亚联合邦。1963年马来亚联合新加坡、沙捞越、沙巴组成了马来西亚（1965年新加坡被逐出，李光耀曾为此发表了含泪电视演说）。自1957年起至今，该国政府一直由巫统控制。

马来西亚政体的特点是“竞争型威权主义”，也称“选举型威权主义”，其含义是当局对社会实行强硬控制但又允许有形式上的多党选举，同时又通过操纵选举来达到长期执政的目的。这是当今发展中国家最普遍的一种政体，它有选举但不是真正的民主体制，它一党独大但不是独裁体制。为打压反对党和控制选举结果，威权政府常常使用的策略包括：直接发放金钱来贿选选民、通过所谓“利民”政策来间接向选民“买票”、对选民和参选人进行人身恐吓和暴力侵扰、篡改选民登记册、不公正的选区划分、动用官方媒体贬斥反对党、动用司法体系使强大的竞争对手失去竞争资格等等，拿族群上、宗教上的少数群体来当作社会矛盾的替罪羊也是一个流行的选战策略，最后，威权政府还有一记狠招──“算错”选票。

普京体制下的俄罗斯、李光耀体制下的新加坡、巫统体制下的马来西亚、蒋介石体制下的中国台湾等等，都是“竞争型威权主义”的典型案例。

威权政府并不常常动用刀枪，有时它们会乐于玩一些低劣呆萌的猫腻：2004年马来西亚第11届大选之前，一家NGO发现选民登记册中有许多“错误”，例如有142位选民登记在同一个地址：一间出售饰品的小商店；有156位选民登记的是根本不存在的“幽灵”地址。这些“幽灵选民”有可能是当局操纵选举的秘密武器，须知在历届大选中，有许多国会席位是以微弱差距决出的。到了2013年年初，马当局紧急为一些贫民区的住宅外墙猛刷油漆，被熏得头晕的街坊们明白，又一场大选要来了。

当然，马当局也有一种公开、霸道的操控选举的办法，那就是按照有利于执政党的原则来划分选区（即“杰里蝾螈”现象）。反对党占优的选区的总选民数很大，最多可达10多万，执政党占优的选区的总选民数很少，少到只有数千，但这两类选区都只能选出1名国会议员。

马当局还常在其掌控的报刊电视上攻击反对派人士接受了犹太复国主义者、美国或乔治•索罗斯（他是犹太人）的钱，这种宣传显然对穆斯林选民是有效的。而重口味的安瓦尔“鸡奸”案已经从第一季发展到第三季，使巫统的头号敌人安瓦尔不仅在道德上饱受攻击，而且因司法审判多次失去参政权并且入狱。威权体制下同样有许多令人恐惧的地方。

当然，只要威权政体允许了多党选举，那么它终究会因选举的存在而发生一些改变。多党选举终究是有压力的，由于反对党能够合法存在，由于选民们可以通过选票表达个人意愿，由于存在输掉选举的可能性，那么威权政体也有可能做出一些自我革新以迎合时代的潮流和选民的需求，从而慢慢地完成一场和平的政治转型。

2008年3月马来第12届国会选举出现了一场“政治海啸”，由人民公正党、民主行动党和伊斯兰教党组成的“人民联盟”夺得国会222席中的82席，打破了长期执政的“国民阵线”（其中第一、第二大党分别是马来族的巫统和华人的马华公会）在国会一直占有2/3议席的优势地位。以这场大选为标志，马政治格局由“国阵”一家独大变成“国阵”与“民联”两大阵营对撼。

2013年5月5日，马来举行第13届国会选举，民联在国会的议席增长到89席，并且在全国总得票率方面，“民联”以50.87%超过了“国阵”的47.38%。国阵只是凭借对自己有利的选区划分制度，才有惊无险地保住了在国会中的多数地位。

当前马两大政治阵营的竞争格局的积极意义在于：首先，竞争双方的实力越接近，民众被竞相“讨好”的可能性就越大。尽管在大选前夕“国阵”常有过度买票行为，而“民联”也有过度许诺现象，但随着选民们政治智商的逐渐提升，双方比拼的重点还是要回到长时段的日常表现上来。第二，两大政治阵营都是跨族群的政治联盟，从而促进了族群间关系的改善，抑制了右翼种族主义势力，温和的宗教、族群政策在两个阵营都成为主流。第三，基于马来西亚的联邦体制，反对党虽然不能在中央层面执政，但已经可以在地方政府执政，有机会展示自己的执政能力，形成和平的政治竞赛局面。第四，还可以推动执政党以改革求生存。

作为改革家和太子党的纳吉布首相

2008年政治海啸之后，纳吉布成为巫统的新领导人进而成为新首相。他上台后，尝试推行政治上向社会释放权力、经济上向市场让渡权力的改革路线。纳吉布是前首相拉扎克•侯赛因之子，曾在英国留学，是典型的“太子党”。太子党有强人集权的固有倾向，但太子党办事也有太子党式的强势麻利。

2011年下半年，纳吉布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大幅度的政治─法律改革行动。其中最主要的成果是以新法取代“内安法”，把原先警方可以以“危害国家安全”或“危害国家经济或公共服务”为由拘留任何人，改为警方只能逮捕涉嫌“从事恐怖活动”、“颠覆国家民主体制”、“协助囚犯越狱”的人；把警方有权拘留任何人长达60天以协助调查，改为警方拘留嫌犯最长只能28天，之后被拘留者必须带往法庭面讯。

在“印刷出版法令”方面，原先印刷出版执照可在内政部长的评估下被随意撤销或冻结，现在法庭有权审核内政部长的这些决定。原先在决定吊销或冻结印刷出版执照之前，执照申请人无陈情权，现在有陈情权。

在“和平集会法令”方面，原先5人以上的集会游行都需警方发出的准证。现在在一些指定区域集会无需事前通知警方，在非指定区域的集会，主办方也只需递交集会通知书给警方备案；原先警方被允许使用武力来解散集会或逮捕任何拒绝解散的人，现在集会时警方在现场的任务是指挥交通和维护秩序。

在大专生参与政治活动方面，原先大专生不可参加、同情或支持任何社团、工会、政党，现在大专生可以成为任何政党成员和任何社会团体成员。

上述改革都扩大了马来西亚公民的政治权利。2011年“阿拉伯之春”发生，马来西亚亦有“朱槿花革命”的苗头，纳吉布通过政治改革改善了马当局的国际形象，有利于马与其它国家签订自由贸易协定，也使得马当局可以骄傲地面对新加坡，因为后者仍然有“内安法”。

纳吉布还试图削减庞大的马公务员队伍并改革其薪酬制度。马公务员人数占全国总人口比例是东南亚国家中最高的，供养这批人已成为国家财政的巨大负担。但公务员及其家属是一个不可轻视的大票仓，因此此项改革并未认真执行，